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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嗣与李嗣恩对视一眼，皆是面现苦笑。他二人心中清楚，李曜这一安排，看似对他们的信任有所保留，实则也的确如他刚才所说的，怕他们“心中郁郁难决”。
当初与李存信相争之时，他们二人都可以毫无保留地支持李曜，但那毕竟只是李存信，如果对方换做晋王李克用，他们二人还能这么坚决么？自然不能。虽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自己将会如何选择，但“郁郁难决”必然是最能形容他们心态的词汇了。
而反过头来看，李曜留他们二人镇守长安，其实也保留了足够的信任——长安可是现在李曜势力下的重中之重了。如无长安，李曜的河中、华州、鄜坊等地，便无法与凤翔、金商、兴元以及两川相连，而且一旦失去长安，“奉天子以讨不臣”的名号也必然随之丧失。如果说不让他二人北上晋州，是对他们的忠诚有所保留的表现，那么让他们留守长安这最为关要的帝国京都，则偏偏又是对他们的极大信任。
这话看起来十分矛盾，但其实也很好理解，无非是说：在他们不直面李克用时，李曜对他们足够信任；但如果让他们面对李克用，李曜的信任就有所保留了——当然这一点也可以看做是李曜不想他们为难。换句话说，也是为他们避免了一场痛苦的选择。
李承嗣与李嗣恩同时沉默了片刻，李嗣恩先开口回答道：“大王，无论此番结果如何，神策右军都只会驻守长安，哪也不去，直到大王归来。”他是李克用义儿身份，有些话自然不能随便乱说，而他本来就是直肠子性格，让他口是心非，他也做不到。
李曜并未对这句话表示不满，只是点了点头，朝李承嗣看去。
李承嗣叹了一声，拱手道：“仆从军近二十载，别的不懂，只会打仗。幸蒙大王信重，委仆以镇守长安之重任，敢不尽心竭力？大王此去，万望珍重，长安若有半分差池，仆便将这项上人头，奉于大王案前。”
李曜哈哈一笑，摇头道：“你等无须说得好似要生离死别了一般，晋王对孤恩重如山，历来信任有加，否则哪有孤王今日？此番拜寿之事，看似怪异，其实或许只是晋王恼我许久未曾前去看他，未必有什么大麻烦。孤所有的准备，也只是担心晋王身边有小人挑拨离间，甚至是某些心怀叵测的敌对势力收买了什么人，想来破坏晋王与我之间的父子之情。须知我大唐以孝治天下，这种卑劣的伎俩，一时或能蛊惑于人，但只要孤诚心诚意向晋王解释，以晋王之雅量高致、明心正德，又岂会做那等亲者痛、仇者快之事，徒令对手耻笑？”
他虽然将话这般说了，但王抟仍面有忧色，缓缓道：“大王与晋王，虽是父子，有句话某本不当讲，然则同为中枢宰执，却又不得不言：而今大王身系朝廷安危宁乱，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此番北上太原，终究是有些……”
李曜不知王笉是否将自己的布置告之过王抟，但既然王抟有此一说，他也只能继续装傻充愣，开解道：“诶，王相公这话，孤可不能苟同了，所谓‘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为父贺寿，此人子应有之义，若连此事亦不能为，何所谓君子？”
王抟闻之，只得叹息一声，不敢再劝。因为在大唐，一个人若被认为不孝，则这一污点足以抹杀此人一切功劳和美德！
“百善孝为先”之说由来已久，我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源流长。在传统文化中，孝文化最受推崇。孝文化萌芽于尧舜的宗法、农经时代。《史记·五帝本记》载，“舜二十岁以孝闻名”，中国二十四孝“感天动地篇”记述，舜的父亲是个昧盲人，后母顽固，同父异母弟弟象，为人桀骜不驯。他们都想杀掉舜，舜却恭顺地行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尧帝“举孝廉，得知舜仁孝，以女嫁之”。舜接尧帝位后，以德、孝治国，社会歌舞升平，万民丰衣足食。
孔子也非常重视孝悌，把孝悌作为实行“仁”的根本，提出“三年无改于父道”、“父母在，不远游”等一系列孝悌主张。孟子也把孝悌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秦汉时的《孝经》则进一步提出：“孝为百行之首。”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悌则成为人们做人的准则和行为的规范。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孝子黄香为父暖被、董永卖身葬父以及三国时期孝子孟宗哭竹等事迹，都是因“孝行感天”而得名。
孝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表现，它的影响力强大到不容置疑。
即使在选官制度上，也体现出对孝的提倡。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就是“孝廉”，孝廉就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始于董仲舒贤良对策时的奏请，由各郡国在所属吏民中荐举孝、廉各一人。后合称为“孝廉”。如果乡里有人以孝出了名，地方长官是有责任向上推荐的，而且还可以直接任用。而反过来，如果有人不想做官了，那么“亲养父母”是最好的托词。因为最高统治者标榜孝道，对这个理由不得不予以准许。譬如汉代的李密不愿为官，写《陈情表》上书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臣无祖母，无以至今；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说自己是老祖母抚养长大的，现在老祖母老了，需要自己在身边孝顺、赡养。
而到大唐时节，孝文化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依照唐律的规定，凡是侍奉父母不“善”的，以不孝罪而给予处罚，譬如违反教令、闻父母丧而不举哀等违反“善事父母”的行为都属于此例。甚至，为了让子孙尽心尽力地照顾好长辈，父母在世时，如果子孙攒私房钱或者要求分家的，也要处以三年徒刑。
而且，侍丁养老之制在唐朝也得到进一步完善。“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八十以上令式从事（依有关法令办理）”，“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若子孙人数不够，“听取近亲”，“无近亲，外取白丁”。以非亲属之白丁，免役以养孤老，这种“侍丁”就是国家雇请的了。对孤寡老疾的经常性济养，唐令还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
大唐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充分体现了孝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且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色养”。何谓“色养”？《论语·为政》里说：“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后来朱熹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一说，谓承顺父母颜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唐初名相房玄龄在对父母“色养”方面堪称典范，《贞观政要》卷五有言：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
由此可见，“孝”在此时，被认为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只有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才能忠于国君。修身，才会齐家，也才有国治天下平。
李曜之所以有偌大的君子名声，在李克用致函之后，也不得不放下手头一切杂事准备北上，正是因为在这个时代，你可以刻薄、可以吝啬、可以嗜杀、可以暴虐，但绝不可以被冠以“不孝”二字。要知道，唐朝的历代皇帝谥号，无一例外地都加进了一个“孝”字，足见连皇帝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疏忽半点，更何况李曜这个还不是皇帝的区区朝廷宰执？
当初他还是“李五郎”时，被那对兄弟逼成那样，只因为老父帮着他们，就不得不处处忍让，最终含冤断情，何也？不敢对抗这洪流一般的孝道是也。若以后世某些做儿女的习惯，动不动就顶嘴，动不动就在父母面前发脾气、摔东西，在古时只怕早就被官府处理，然后被街坊邻里当作反面教材反复宣传了。
因此李曜一说这话，就算王抟再怎么觉得危险，觉得不该去，也无法再劝，偏殿中的气氛，顿时显得有些怪异。
刘崇望人老成精，见状便出来插了一嘴，道：“大王，某执掌度支，近来有一事为难，想请大王指点。”
李曜略微好奇，刘崇望这位老相公对得起他的名字，一直是地位尊崇、德高望重的，过去在自己面前说话虽然客气，但却很少这般，简直有些低声下气了，不知今日却是为何？当下便道：“岂敢，岂敢，阁老有话但说无妨。”
刘崇望正色道：“南衙北衙，俱为朝廷兵马，当由朝廷出资养兵，然则，如今南北二衙，有兵二十五万余众，乃是过去神策三倍。朝廷自大王入中枢以来，固然收支渐丰，然则供养二十五万余众，实是吃紧。更兼这南北二衙新军，乃是以此前河中精锐为范，甲坚兵利、食货甚丰，钱帛花费，倍于神策。度支经过计算，若如此养兵，每年足须耗费四百三十万贯！大王，中枢财政如何，无人更比大王明了，去年岁入颇增，也不过七百六十三万贯，试问大王，如此可长久乎？”
李曜点了点头，道：“如此来看，军费开支所占国用比例的确上涨了不少，但是阁老也该看到，去年朝廷用兵不断，这才是军费大涨的主要原因。若是承平之时，军费也不过百三四十万贯左右。而且从国库盈余来看，虽然军费大涨，但国库反而盈余了二十余万贯，比此前年年赤字——我是说亏空——总强了不少。而且，孤预计今年国库收入还将继续上涨，阁老无须为军费担忧。”
刘崇望寿眉一挑，本想指出李曜这是避重就轻，想想还是算了。原来刘崇望原本的意思是说李曜借机将自己麾下的河中军改为南北二衙禁军，如此一来，朝廷出钱供应禁军，但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