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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第一个半年，正当美国国会把许多紧急时期的国家大权都授予罗斯福的时期。这一切肯定给忧心于国家民族危机的丁文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34年5月，归国不久的丁文江在《大公报》上撰文《我的信仰》，里面谈到了他出游美苏的观感，里面说：“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后面又说，“做统治设计的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这已经为不久提倡“新式独裁”打下了伏笔。
回顾这场“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双方的分歧其实不是民主好还是独裁好这一价值判断的问题，参与论争者中没有人否认民主政治的价值，他们所争论的只是在国难深重的形势下，采取什么样的管理国家的方式更见效用的问题，提倡新式独裁也好，或主张威权主义也罢，在丁文江等人心目中，不过是面对无奈现实的一种权宜之计。
胡适对老朋友丁文江的提倡新式独裁大为失望，他在文章中警告说：“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我可以断断地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16〕尽管新式独裁论融入了丁文江对中国现实的深切思考，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之论，但作为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现实感强烈的知识分子，呼唤新式独裁究竟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胡适提出的这个问题仍然是丁文江无法回避的。他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新式独裁无疑是罗斯福新政。但淮桔成枳的事情在中国还少吗？他后来在《再论民治与独裁》一文中实际上同意了胡适的观点，他说：“中国人的专制向来是不彻底的。所以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独裁的利益。”〔17〕这是一段至为沉痛的话，许多年后胡适在《丁文江传》中说这段话最使他“感动”，我们今天重温，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激烈的内心冲突也仿佛历历可见矣。
据胡适记述，丁文江最喜欢的诗句是：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这三句话画出丁文江的风貌，说到底，丁文江就是这样一个少玄想、看准了事情就赶块去做并尽力做好的读书人，如此而已。
注释：
〔1〕〔4〕〔5〕〔6〕〔9〕雷启主编：《丁文江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8、74、38、27页。
〔2〕《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3〕〔11〕〔12〕〔15〕〔17〕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42～46、93、119、150、151页。
〔7〕〔8〕〔10〕王仰之编：《丁文江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37页。
〔13〕〔14〕《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4、462页。
〔16〕沈寂：《胡适政论与近代中国》，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49页。
愁如大海酒边生
——读张恨水与郁达夫的旧体诗词
？ 伍立杨
一
张恨水生当动荡岁月。民元以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军阀暴生，国无宁日，各地志士屡仆屡起，抗战以后，又辗转流徙，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固成问题，书籍的奇缺，更使精神难得点滴寄托。《剪愁集》即成于这一漫长时期，遭遇坎坷，颇多难言之隐。彼时新文学已大倡，小说、戏剧、散文、语体诗，构成新文学主流。诗词之道，虽未湮没，然亦颇乏市场，新文学家视之为远远落伍于时代的雕虫小技。更因北洋政府时代，老牌官僚政客往往把旧诗拿到势力场上作交际之用，与清客的媚态相揖让唱和，而其本质，却是私欲内里、风雅其外的。就连吟风弄月、偎红刻翠都算不上，徒成其妄念贪心的装饰品，结果自然不免连累到文艺本身。新文学家固然有激使然，多弃之如敝屣，一般中青年文人，对它亦冷落，虽然他们不免有些旧文学的功底。其实就主因来说，委实并非错在旧诗本身。周氏兄弟、俞平伯先生的诗词作品其价值均不在他们的新文学之下，而郁达夫的大量旧体诗，近年见有论者以为其审美分量在其小说、散文、文论之上，亦可谓知言。恨水先生那样饶于老派情怀的文人，他的诗词、散文，俱为小说的巨大声名所掩，实际上他的旧体诗词既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又能近接时代氛围，使个人品格与知识分子的怀抱相交织，同时亦将民间的疾苦、兴亡的情绪寄托其中。他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虽以章回体名世，实际上也是章回体的《家》、《春》、《秋》，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都并不在后者之下的。《剪愁集》之“剪”，略等于现代文论中的宣泄、升华之说，故言愁即是剪愁。在恨水先生或婉转或直截表达的种种深隐大痛之间，对于世风的转变，时代的激荡，民族的悲欢，我们后人不能不为之涕感三叹，虽然逝水流光，斯人已杳，但古今人情不相远，意识形态固已一变再变，而时代的风烟余烬里，后人亦不难找到自己类似的影子或理念。
《剪愁集》可圈可点之处实在太多。虽然说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言易好，但身处怨愁困乏，在孟郊、贾岛这些古人，一变而为通彻的绝叫，在恨水先生，却在言愁的当中保持了儒者相当的敦厚，愈见其沉痛悲凉，入骨的沉郁。他的绝句承转自然，无丝毫斧凿痕，妙在言语之外，是近乎天籁的那种。七律以其格局工整，可以写景，又可以传情，无如诗中最难学的就是这一体。恨水先生以渊深的旧学功底，天才诗人的情怀，笔下律诗多浩气流转，往往以血性语，直搔人生的痛痒。有时造意深远、措辞谋篇巧不可阶，仿佛字字露光花气，十分醒眼，有时又出以打油之体，类似白话，一看便懂，却字字非悲风苦雨，非大手笔大力量不能妥帖。忆昔二十几年前，我们这群毛头小子正在大学听教师讲现代文学史，无非说恨水先生是典型的言情小说家，也是轻轻一语带过。误人子弟，往往莫甚于课堂。实则就先生全集而观之，言情比重并不太大，在抗战以后，其各类作品，无不与民主政治、抗战建国有关，他的新旧兼备的思想，又使他养成愤世嫉俗、守正不阿的态度。罗承烈先生说，所有一般“文人无行”的恶习，在恨水先生的言行中丝毫找不出来。他一生写文卖文，对世道人心有绝大的启示，却无半点非分之想，因此老舍先生说他“比谁都有资格自称为文人”。是的，恨水先生卷帙浩繁的作品达三千万字以上，而且都是站得起立得稳，从容不迫中透着泼辣犀利，是现代文学中最经得起考验的丰碑、不可低估的文化财富。
“热肠双冷眼，无用一书生。谁堪共肝胆，我欲忘姓名。”（《记者节作》）“一瓶今古花重艳，万册消磨屋半间。”（《五十九初度》）“登台莫唱大风歌，无用书生被墨磨……都传救国方还在，早觉忧时泪已多。”（《枕上作》）“百年都是镜中春，湖海空悲两鬓尘。”（《敬答诸和者》）含意无穷，哀而不怨，然读之每觉泪下难禁。不读民国史，不足以读《剪愁集》，不思索当今社会，不足以尽尝剪愁之深意。“苍蝇还到冬天死，世上贪污却永恒。”“官样文章走一途，藏猫式的捉贪污。儿童要捉藏猫伴，先问人家躲好无？”（《苍蝇叹》）“这个年头说什么，小民该死阔人多。清官德政从何起，摩托洋房小老婆。”“谈甚人生道德经，衣冠早已杂娼伶。”（《无题三十首》）“久无余力忧天下，又把微薰度岁阑。斗咏友朋零落尽，一年一度是诗寒。”（《丙戌旧历除夕杂诗》）灵光闪烁的古汉语，在恨水先生那里得以出神入化的运用，旧瓶所装的是新酒，更可贵的是诗人正直敢言的人格本色。言志与载道两者的水乳交融，忧患的意识以批判的锋芒出之，使之成为一种别致的杂文诗。家国之感郁乎其间矣！今读《剪愁集》，绕室徘徊，不能安坐，益觉旧诗不灭的生命力。
“满长街电灯黄色，三轮儿无伴……十点半，原不是更深，却已行人断。岗亭几段，有一警青衣，老枪挟着，悄立矮墙畔。谁吆唤？……硬面馍馍呼凄切。听着叫人心软……”（白话《摸鱼儿》），浅近文言，古白话，现代白话，在恨水先生笔下，其表现力是惊心动魄的！大俗反获大雅。似随意实讲究，如这阙白话《摸鱼儿》，其尖新与朴素，奇巧与浑厚，下词之准，状物之切，情景的逼真，声色的活现，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不能不推为白话长短句的典范。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虽然创痍满目，乱象横生，文化人的生存尚有一席之地。等到四十年代，国破山河在，精神和物质都无路可走之际，国人仓皇如幕燕釜鱼，文艺的色调自然也由灵动多元衍为潦倒哀哭了，人真到了绝境是很难幽默起来的。苏东坡以为文人之穷“劳心而耗神，未老而衰病，无恶而得罪”，是从作文那一天起，忧患即相伴随，几乎是先天的。不过以此衡量恨水先生，在言愁方面却只说对了一半，他更多的是忧时伤世，自哀哀人，他对民间疾苦有着近乎天然的感触。当然在创作的效果上倒是欧阳修序梅圣俞诗集所说“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事实上诗人与穷愁结缘，是自古而然的，只不过可穷者身，而不可穷者情志而已。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旧时文人最多这两种，都可取，恨水先生却不是狂者也非狷者，他是堪为士范的贤者。旧道德和新思想在他身上得到奇妙的亲和融会。他的一生和他的全集一样，是一出漫长的传奇文，洋溢老派和正气，他是那种典型的老作家，重友谊，尚任侠，像长途跋涉的骆驼，这样的作家近乎绝迹了。他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