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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性权力的实施为结构性权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权力斗争正是发生在话语的这个层面上的。在这里，情景性权力被转换成了结构性权力。当话语蜕化成习惯、惯例或制度时，它已经变成了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话语维系权力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一个社会都有特定的惯例，通过言语行为的调节，它把自己与其他团体区分开来。例如，供助于语境化的提示（包括语调、音高、停顿等）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某些领导讲话时故意在适当的时候抬高语调并稍作停顿，明白人都知道，他在等待掌声响起）。与此相似的效果是通过词汇化（lexicalisation）实现的，比如在中国，很多成语都是历史叙事的词汇化，它以简洁的语句概括、浓缩了巨大的历史叙事：百发百中、半途而废、杯弓蛇影、鞭长莫及、宾至如归、病入膏肓、不恥下问……莫不如此，都有历史的重负，也有权力的阴影。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团体的话语中，选择何种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词汇反映、表达了该团体的利益。称没有权力的众生为“百姓”还是“公民”，称拥有权力的人物为“官员”还是“公仆”，称警察为“警官”还是“民警”，干系重大。比喻之类的修辞手段同样能收此功效：官与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有人比作鱼与水的关系，百姓是水，官员是鱼，以水养鱼，如鱼得水，但水是死物，鱼是活鱼，水无法变鱼，鱼无法化水，天壤之别，不言自明。西方人把官与民之间的关系视为契约关系，各自享受相应的权利，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倘若违约，必遭惩罚，轻者下台了事，重者要蹲大狱。词汇化还表现在“阿谀之辞”上，虽然人人都知道甜言蜜语之害，都知道“山珍海味少不了盐，花言巧语顶不了钱”的道理，还是禁不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语”，若干年前，“万寿无疆”之类的肉麻话就体制化了。
话语用来稳固社会结构的另一种方式是物化（reification）。“物化”一词由马克思原创，字面意义是使一个概念成为事物，而且这个事物仿佛自然事实而不是人造物。它意味着把处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某种情状伪饰为永久的自然事实。汤普森认为物化的策略有二：第一，自然化。一种情状本来是历史、社会和经济因素的产物，却被描述成彻底的自然状态。比如，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本来是社会制度安排的结果，却被某些人描述成性别差异这一生理学特征的产物。第二，永久化。某些习俗、传统和制度似乎是亘古不变、万古长青的。物化与宰治性话语秩序的创造、维护密切相关。如果在一个社会秩序中，一个话语类型变得如此重要，同时它又遮蔽了与之竞争的话语类型，那它就不再被视为任意性、惯例性的，而会被视为自然的和合法的。科学话语就是如此，在西方世界，它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受到任何挑战。
可见，在分配权力和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方面，话语发挥着塑造意义和生产真理的功能。话语控制着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实的体验和感知。话语可以用来证明统治关系的合法性，因为它把这种关系视为理所当然的。话语由此启动了意义的生产机器，并对现状进行辩护、掩饰。统治阶级通过其实践的总体性（totality of practices）——包括词语实践——把自己有关世界秩序的定义强加于人，并以此使自己手上的权力合法化。
说到底，权力就是这样运作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知道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但我们未必有能力解决此中存在的问题。这才是研究者的悲哀之所在。用马克思的话说，我们只能解释世界，却无力改变世界。我们即使理解了海市蜃楼的运机机制，也只能呆呆着看着它，像个白痴。想那龟兔赛跑时，乌龟无论对跑步的原理和赛跑的规则是怎样的了然于心，恐怕也只能感到彻骨的绝望，埋怨天理不公，感叹“既生龟，何生兔”？好在兔子也有打盹的时候……
注释：
〔1〕J。 B。 Thompson； Idelolgy and Modern Culture：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munic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51。
〔2〕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London： Paladin； 1972； p。24。
〔3〕Ruth Frankenberg； White Women； Race Matt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265。
思想史的花边
——读《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
？ 王洁群
1939年，德国军队入侵法国，从忧郁的热带巴西归来不久的列维－斯特劳斯被迫离开法国。他登上了保罗－勒梅勒号横跨大西洋，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的“拯救欧洲学者计划”邀请他去纽约。在纽约的新学校里，他碰到了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他必须改名。他名字中的列维（Lévi）与美国著名的牛仔公司Levi's读音非常相似。为了避免把自己混同于牛仔裤，他把自己变成了大名鼎鼎的克洛德·斯特劳斯（Claude L。Strauss）。
拉康、福柯和德里达的改名则要庄严得多。米歇尔·福柯原名保罗－米歇尔·福柯出身于一个虔诚保守的天主教中产阶级医生家庭。他爸爸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在当地医院门诊部门任职。然而由于福柯的“对父权之维”拒绝的立场，父亲的名义他认为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毅然舍弃。
雅克·拉康原名雅克－马里·拉康，出身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他很早就宣布放弃天主教信仰。为了使自己这一突变具有标志意义，他割舍了姓氏的一部分，不再姓“雅克－马里”，而是改成了简洁明快、广为人知的“雅克”，尽管他重新解读弗洛伊德时还是充斥着天主教传统。
雅克·德里达中的雅克（Jacques）原为Jackie，但他相信“书写既不属于或依赖于语境，也独立于主体性”，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Jacques，毫不犹豫地抹掉了他童年在非洲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社区生活的痕迹。
对于结构主义思潮，我们大多都知道大约有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很少会有人注意到结构主义的性别形象区分。
可是多斯告诉我们，罗兰·巴特童年时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父亲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他出生还不到一年。父亲过世造成的情感缺憾，使得巴特过度地专注于母性的形象。所以在巴特的文本中，他那敏感独特的气质，构造了一个把自己与一个慈母意象融为一体的世界。
相对罗兰·巴特体现的结构主义母性形象，拉康则体现了硬朗的结构主义严父形象。拉康当时几乎是在抗争中寻找精神分析的科学性的，他努力地保卫着精神分析的实践。为了要使精神分析职业正当化，他改变了临床中话疗时间的长度；他脱离了精神分析者的官方组织——巴黎精神分析学会；他与大权在握的学院派断绝了关系，他成了一个叛逆者。这些足以使他俨然成为一个结构主义的严父。
有意思的是，拉康的抗争虽然让他付出了代价，但也让他颇有收获。缩短话疗时间让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捞到了最多的金钱。于是，拉康的爱财与奢侈成了巴黎街头的一大传奇：拉康只对每小时挣多少工资最感兴趣，而且如果一道和拉康出去看电影，你就得去巴黎的富克饭店吃鱼子酱，“为什么吃鱼子酱？因为那是菜单上最昂贵的”！
战后整个精神分析学界对财富的兴趣浓烈万分，他们制定了一个规则：如果患者因故错过了预约的话疗，也要费用照付。那么，患者要是突然病了呢？一位精神分析行业的监管者经过深思之后说道：患者的体温没有达到华氏一百零一度，就让他付费，如果超过了华氏一百零一度，那就算了。多斯于是一脸坏笑地说：“显而易见，在这个学科的屁股下面掖着一个探针，即一个温度计。”
但是，巴特与大学的恩怨则让人唏嘘感叹，他这样的才子竟然因为文凭而如此痛苦焦虑，竟与我们这个社会中许多有才华的同志一样！二战期间，巴特一直卧病在床，他身患肺病只能呆在诊所治疗。由于无法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手头就只有一张学士学位文凭，因而也就失去了在传统大学出任教职的机会。
为了一纸文凭，他不得不走上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1948年前往罗马尼亚，1949年远走埃及，1950年又回到巴黎。“巴特不停地展示自己的欲望：他想获得大学的认可，这欲望使得一切都黯然无光，因为他无法忍受自己只有一张文凭这一现实”。直到1976年他被选入了法兰西学院，才感到自己真正合法化了。而此前，他只能在生活的道路上不停地挣扎，内心里充满了对大学的仇恨。
这种对大学名分的渴望，难道不可以用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巴特的理论化和科学主义倾向吗？他为了跻身于传统文凭的等级序列，为了得到认可，只能强迫着自己像一个严酷的禁欲主义者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用理性严格地过滤自己的丰沛情感。
作为巴特的精神之父，格雷马斯则认为要改变结构语义学“总是语言学可怜的小表妹”的状态，他要尽其所能把语义学设置在坚如磐石的形式基础之上。为此，他特别钟爱索绪尔传人叶姆列夫的模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说过，在他动笔之前，他总是要读三页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则习惯于翻几页叶姆列夫的论著。”
福柯从不倾诉自己的内心感受，也极少披露自己的情感，但有关福柯的奇闻逸事从来就不缺乏，譬如人们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