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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歌剧《曹雪芹》之前，翻读一些资料，发现许多争议性的问题，所以我首先通过研究，写出了《曹雪芹续妻考》、《〈红楼梦〉主题辨》、《〈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作是怎样迷失的》等反响较大的红学论文，然后才开始写剧本，歌剧演出之后，又出版了我的论文集《红学论稿》。我的秉性，不允许自己去吃别人没嚼烂的馍。
你1979年1、2月份才第一次通读《红楼梦》，怎么到了３月份就写成了你的第一篇具有代表性的红学论文呢？
这在通常情况下，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对我这种没上过正规大学全靠自学的人来说。我在正式通读《红楼梦》并写出第一篇红学论文之前，实际上已经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预先搜集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资料，其中包括查阅专家们的相关论著，曹雪芹生前身后的各种记载，重要的清代史籍如《清史稿》、《东华录》、《东华续录》、曹家档案、李煦档案，以及涉及北京风情和满族风情的各种著述。我那时查阅这些资料之艰难，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四处写信托人去借、去买，也到本地的图书馆去查，但有些东西仍然茫无头绪，比如收录康熙、雍正朝御旨档案的《东华录》，刚一出版校订本，我就赶紧买了。可是收录乾隆朝御旨的《东华续录》，却一直没有出版过现代印本，我好不容易打听到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竟然有一部保存完好的清代刻本，就赶紧去查阅摘抄（那个时候内地还没有普及复印技术）。我就是这样费尽心思一点一滴地对各种史料和各家各派的学说做了深入研究之后，才带着大量问题去通读《红楼梦》的。
在读的过程中，一遇到问题，又回头去查阅相关资料，直到自己觉得对问题已经心中有数了，才又接着往下读。所以，到1979年2月，一当《红楼梦》通读完毕，我脑子里形成的各种问题，以及当时已经有把握去论证解决的文章题目，就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踏入红学领域，各种各样的新观点和新文章可以连篇累牍不断问世的真正原因。
能不能更具体地阐释一下“草根红学”的确切涵义？
“草根”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原本是没有的，至少找不出可以直接与之对应的词汇。
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曾经谈到：“草根红学”，主要还是来源于西方的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中常常提及的“草根文化”的嫁接（grass…rooted culture，据说现在用得较普遍的是grass roots culture或grass root culture）。这里边的“草根”，涵义就比较宽广了。我把它借用过来，着重要强调的还是非主流、非正统、边缘化这类东西，当然也包含着目前传媒和一部分专家较为看重的民间化、大众化或“在野派”等种种因素在内，甚至在我内心里也体现着顽强、坚韧等中国式“草根”的特征。我把这样一个“草根”的概念引入红学范畴，当然是在有意识地和那些自以为代表“主流”、“正统”、“经院”的“红学”相区别。
这也许就叫应运而生吧。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宽松环境，的确为“草根红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华读书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有专家称，这本民野之间的‘草根派’红学研究著作，能够在东方这样的权威出版社出版，它所体现的自由学术研究意义则更让学界人士感动。”最近我从《全唐诗》里读到一句李白的诗：“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觉得简直像是直接冲着我这“草根红学”而来的，这当然是一种象征性的巧合。
具体说，就是在“主流红学”已经日益走向僵化、保守、专横、没落的历史阶段，那些凡是在学术上具有突破樊篱、锐意进取的创造力，在观念上不囿于门派、不排斥异己、不唯我独尊，在学风和文风上能体现出兼收并蓄、宽容亲和、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等种种特性的研究者和研究群体，我以为都可以被视为“草根派”——不论这些研究者过去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不论他们是专业还是业余，是经院还是民间，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
举例说，堪称当代红学泰斗的周汝昌先生，数十年来一直身居经院，却丝毫没有那种“经院”、“主流”、“正统”的惯常匠气和陋习，现在已八十七岁高龄，依然在学术上锐意进取，在观念上不断更新，在文风学风上雍容纯正、大度宽松，这并不是说周先生在学术上就没有失误，也不是说他在个性上就没有缺点。但是，像他那样兢兢业业、建树丰硕、著作等身而且影响深远的老一辈红学家，若是在国外，早就被其所在经院视为国之瑰宝，授予终身荣誉和最高奖赏了。然而在我们这个有着太多官本位积习的国度里，周先生却长期地被其所在经院中某些身居要职的学者视为异端，打入另册，施以种种压制和排斥，使得这位桀骜不驯的老人，最终选择了公然“退出红学界”的抗争方式。但他在严重的耳目疾患和其他老年病的困扰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研究、著述。所以在我的眼里，周先生肯定是“草根红学”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除了你和周先生之外，你觉得国内还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可以归入“草根派”行列的呢？
以我个人的眼光来衡量，过去那些被视为红学领域自由人士的作家和学者，如王蒙、刘心武、舒芜、白盾、胡德平、梁归智、欧阳健、克非、李国文、陈四益、严宽、霍国玲、申江、杜春耕、吴营洲等，我以为都可以归入“草根派”的行列。我这样划分，并不是说这些人的学术观点有什么共同之处，而是纯粹以他们全都不受“主流派”的制约，并在主观上都试图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等基本特征为依据的。我举出这些人名，也许“主流派”人士又会挑出其中某个人的学术观点“荒诞不经”，作为否定整个“草根红学”的口实。事实上，古往今来任何一种学术流派，恐怕都绝不敢保证自己提出的学术观点就没有一点荒诞的成分。更何况，所谓“草根红学”，从来就不是以其学术观点的相同或相近作为凝聚力的一种通常意义的学术流派，也许它更像是一个立足于方法论的更新，立足于追求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立足于学术不脱离人民大众的一种新时代的学术思潮。
你目前在学术上的影响和声望，也像是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为什么在此时此刻，你会毅然决然地从主流红学中抽身出来，甘愿让自己退回到一种边缘化的状态？这究竟是像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教授们所说的在“制造悲情以吸引眼球”呢，还是“红学界的门派倾轧、排斥异己的现象”确实已经愈演愈烈，让你有了切肤之痛呢？
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第一，我现在提出“草根红学”的概念，主要还不是基于我个人受压制受排斥的不平心理，如果基于这种心理，我完全没有必要去引火烧身。因为这些年来我的书一直畅销，我完全可以借助于在读书界和出版界建立起来的声誉，安享著书不愁销路的“幸福生活”。我现在采取这种姿态，纯粹是从学术发展的大局出发，是顺应历史潮流，同时也是对我自己的学术特性作一个科学的定位。
不必奇怪，我自己肯定是在红学领域长期受一些人压迫的成员之一。这一点，由于他们把事情做得无声无息，而且我自己向来是采取隐忍回避的态度，所以过去并不为外人所知。中国红学会的副会长蔡义江先生，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辩解说：“红学会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机构，也不可能有什么人或什么派别能够垄断或操纵这门学问。”这肯定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说法，瞒不了红学界内部的知情者。但他紧接着又对记者断言：“民间的红学研究，大部分所谓研究成果是荒谬不经的……像这样的奇谈怪论，《红楼梦学刊》一般不予刊登。”这就一下子图穷匕首见，亮出了他们历来搞垄断操纵的“杀手锏”。事实上，他们不仅一直在垄断操纵一个《红楼梦学刊》，还往往利用职权，试图更多地操纵一些其他的学术载体。别人的情况我不好讲，只说我自己，而且只说新世纪之后的现状。本来，我作为中国红学会的一个理事和老会员，是有权在学会的会刊《红楼梦学刊》上发表文章的，包括发表自己出版的红学新著的前言后记之类。可是，由于我在新世纪之初所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导论中，发表了一些与个别学会负责人有明显差异的学术观点，这篇本来已经通知了要在《红楼梦学刊》发表、而且出书后受到广大读者及红学专家普遍欢迎的导论《走出象牙之塔》，最终却被《红楼梦学刊》无理封杀。受此株连，我后来寄给该刊的其他文章，包括一些新书的序言、后记、再版后记之类，都通通被封杀。更有甚者，在新世纪以来由学会召开的所有学术研讨会和其他会议，也一概不通知我这个身为理事的老会员参加（2001年在铁岭召开的一次，是因为东道主直接发请帖给我，才参加了）。仅从以上这些极简单的事实，就足以把蔡先生所谓红学会不存在垄断操纵、不存在压制排斥的谎言彻底揭穿。
会不会是他们觉得你近年所写的文章不够分量，或者说在文风学风上有什么问题呢？
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当初我那篇长达四万七千字的导论《走出象牙之塔》刚一脱稿，我就事先寄给了《红楼梦学刊》编辑部。该刊执行主编张庆善先生，也就是现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他审看了文章以后，立即通知我准备分两期连载。至于后来事情发生改变，我想他一定有难处，有其他压力，这我一点都不怪他，而且一直把他当时的鼓励，作为鞭策我自己继续保持良好学风的一种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