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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感应的理”如何下贯于人？朱子首先建立“理”与“性”的关系，他说：“其流行者即天道（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人得之者为性。”“性者，人所受之天理”。“性只是理，万理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为我所有。”既然“性者，人所受之天理”，而且“性是就人物上说”，因其受之天理，才成其为性，所以“性只是理”或“性即理”，“性”成为天理与人物间的第一个交流点。
性与理建立关系后，仍然停留在抽象的“体”的意义，朱子所举性中所含的仁义礼智，也是在未发状态。因此第二步就要在“体”之外，再发展出“用”的观念。朱子认定“理便在心之中，包蓄不住，随事而发”，“心以性为体，心将性做馅子模样，盖心之所以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会之地”，可见代表“用”的观念即是“心”。作为人类主宰的是理是性，但使这个主宰发挥具体功能的，却是心。
朱子认为理与心是理一而分殊，所以“人心皆自有许多道理”。他说“心；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理笼罩宇宙万有，乃是理一；心要对应万事，而一事有一事之理，必须具众理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不再是一，而是分殊的多。
心有善恶，不能保证在应万事上，都能事事如理。心的感应，有的如理，有的并不如理。如理的为善，不如理的便是恶。善恶的区分，关键在“应”上。朱子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恶由何起”的问题，发现不良的感应，可能有下述六种原因：1。由于不能善而偏于一边。朱子说：“恶不可谓从善中直下来，只是不能善则偏于一边为恶。”恶不可能来自天理，它是由于人一时不能为善，造成某一方面的偏失，才产生不正当的感应。
2。由汨于私欲。人无私欲，必能顺天理，而理无不善；人一旦汨于私欲，便陷溺其心，发而不中节，很容易表现为恶的反应。
3。由于逆理而行。理是人类行为的准则，顺之而行则为善，逆之而行便为恶。因为道理有背有面，顺之则是，背之则非。是非善恶的分辨，不能单靠良知，需要一番穷理的工夫。
4。由于胸中无主。胸中之主便是天理，无主的“无”，并非“没有”，而是暂时隐没，不发生作用。这时候就容易被情绪或欲念所牵引，产生不良的应感。
5。由于善得过分。多少上司因爱其部属而姑息，以致姑息养奸，反而造成部属的许多恶习恶行。而早在此之前，若干家庭内，父母姑息了子女，使其不辨是非、不明善恶，也是善得过分，导致负面的影响。现在社会上有许多自以为正义之士，目睹恶人暴行而生羞恶因而大力主张不择手段去消灭恶人和暴行，结果流于残忍而不自知，也是一种不自觉的行善而过。我国法律，发扬“微罪不举”的精神，确实有至理在。
6。由于气质。朱子说：“人性本善而已，才堕入气质中，便熏染得不好了。虽熏染得不好，然本性却依旧在此，全在学者着力。今人却言有本性，又有气之性，此大害理。”气质之恶，是来自后天的不良环境和教养。气质不好的人，容易产生不正当的反应。
这些良好感应的障碍，朱子认为是由于“烛理未明”，因而“无所准则”所致。他主张以穷理为先，而以诚敬为本。穷理是以精密繁细的经验推理，按部就班去明理，了解每一件事所本的理，然后心之所发，才能切实把握准则，正正当当地“应万事”。但是朱子深知一味穷理，很容易流于求知，有时竟忘掉了力行的价值。他认为“诚能主敬”才是“立其本”，使“穷理的功夫”，配合“主敬的功夫”，由智达德，开辟出一条人人可走的坦途。
王阳明所采取的方法，虽然和朱子有所不同。不过在感应方面的看法，却大抵相同。“传习录”中便曾说过：“问：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先生曰：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宋、明理学家共同认为感应原本是宇宙活动的两种力量，牛顿（Newton）万有引力中有Action与Reaction。Action略近于感，Reaction则近似应。应由感生，感由应而托出。没有感固然没有应，没有应也绝看不见感。宇宙间有了这种感应力互相摩荡，才形成万事万物。
由宇宙的感应，而导致心的感应。心既能感应，则外界有所感于心，心必有所应。有了这种感应心做基础，理学家才宣导以完全人格感化人民为善，不是刑法迫促人民为善。他们主张治理天下，不必徒用刑法去管理人民，只要先把为政者个人的人格修养完善，用自己高尚人格，去做人民的模范，叫人民都仿效自己的行动。这种以修己（个人修养）为基础的管理思想，自大学首创之后，宋、明理学家大力宣扬，孙中山先生也肯定它是“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
管理扮演“服务人”的角色，便是主动施仁于部属，此为感。部属表现为良好的“感应人”，也是施仁于上司，即为应。管理者以仁来获得部属的心，便是良好的感应。我们相信，无论时代如何改变，社会如何变迁，这种感应的理，永不改变。施仁的感应力甚大，不但能使组织内的成员心悦诚服，亦能招致组织以外的人才，闻风而来。中国人喜欢说“仁者无敌”，即是出自真诚的服务，不会招致任何反对者，其影响的力量很大，而影响的范围也很广。
我们不妨问一问那些不相信“感应力量”的人：“假使主管对你好，你会不会对他好？”他们的答案大概是百分之百的：“当然会！”可见他并不否定自己是一个良好的感应人。
但是，当我们问他：“如果你对别人好，别人会不会也同样的对你好？”答案可能有很大的出入，因为有许多人对别人缺乏信心，认为“不一定”！我们看看前面所述朱子列举的感应障碍之中，有一条是“由于善得过分”，我们对社会上少数人居于种种原因而未能表现出良好的感应，便心生厌恶，否定了大多数人的良性感应，是不是也成为一种不自觉的行善而过呢？现代化的中国式管理，可以经由适当的计画、组织、领导、控制、训练等活动，在充分协调的气氛当中，好好去“感”，以求获得合理的“应”。管理者一本诚敬，以“格物、致知”为一个阶段，“诚意、正心、修身”为一个阶段，“安人”为一个阶段，按部就班，修己以安人，则“上司仁，部属莫不仁；上司义，部属莫不义”，组织的“安”或“不安”，完全系乎主持者的“仁”或“不仁”而已。
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管理者如道果知本末终始，先修治好自己的心，然后以心比心，用自己的良心来感应成员的良心，那就是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的良性感应境界了。
第4章 管理的根本精神在中道
我国之所以称为中国，便是因为中道或中庸之道是我国的立国精神，也是我国人民思想行为的准则。凡事追求合理的国家，当然有资格称为中国。
中国哲学的根源是易经，易象所表现的“中”的观念，已经透露了以“中”为“吉”的原则。八卦为三画卦，从八卦初象上言，象水、象火，便是取动象居中的意思。到了重八卦为六十四卦以后，二、五爻称“中”，亦即承继八卦既有的观念。而爻辞通例，二、五两爻大半皆吉。吉卦中的二、五两爻，固然尤吉；凶卦中的二、五两爻亦照例较好。这种重视二、五两爻的态度，形成与“变化”观念相配合的“居中”观念，使中国人相信人生与宇宙历程中，各种状态如何变易不息？均有其“变中不变”的“中”在，因而视“中”为正为吉。
“中”的观念，早在尧舜时代，便已深入中国人的心中，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论语尧曰篇，记载尧让位于舜时的命辞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尚书大禹谟，叙述舜禅让给禹时，也说：“天之历数在汝躬。”希望他把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道理。这种治国大法，便是尚书洪范篇中的第五畴“建用皇极”。依据五行志注应劭的说法：“皇，大；极，中也。”可知“皇极”实在就是“大中”，所以汉书孔光传对日蚀引书说：“皇之不极，是为大中不立。”易学的实质，在于一个“道”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行的“道”，就是中山先生心目中的正统道德思想。中山先生推崇“大道之行”，一再用以展望新中国的未来。“中”与“道”合，道之所在，中之所在，“中道”在心，上用下用无穷。儒家讲求中庸之道，便是中道思想，几千年来，不知不觉间成为中国人做人治事的基本信念。
中国人视“管理”为“修己安人的历程”，“安人的目的”不变，而“安人的条件”必须因人、因时、因地而改变。中国式的管理者，在发言、行事之先，往往会自问：“这样做是否符合我的身分？”（人）“是否合乎时机？”（时）“在这种场合说此话、做此事是否妥当？”（地）他们的反省，无非在求“得中”。所以权变的法则，亦即是“中道”与否；而中国式管理，实际上就是“中道管理”。
“中道”是管理界共同追求的“合理化”。朱子解释中庸时，便曾说过：“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因而大力提倡，认为“天下之理，皆由此出”。管理的中庸之道，要使个人与团体之间，得到一种平衡，亦即重视团体而不必轻忽个人；并使各种机构的投入与产出之间，得到一个中道，也就是“人尽其才，事尽其功，地尽其利，物尽其用，时尽其效”，而又能够“货畅其流”，进而“人得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