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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将女儿嫁给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孝端与孝庄、宸妃本是姑侄两代，却先后同嫁了皇太极一夫；福临与绰尔济本是姑舅表兄弟，却娶了他的两个女儿为后、妃。这种通婚联姻尽管从今日风俗看来不合伦理，但在当时的满蒙礼俗看来完全正常。在清代，蒙古族皇后共有六位，其中四位出自科尔沁部，而且皆属宰桑家族，即上述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清世祖废后和孝惠章皇后。
与科尔沁部的姑娘嫁往清宫的同时，清朝皇室的公主和格格也下嫁科尔沁部蒙古王公。清代的皇后之女封固伦公主，嫔妃之女和由中宫抚养的宗室之女封和硕公主。宗室中有封爵者之女皆称格格，其中亲王女称和硕格格为郡主，郡王女称多罗格格为县主，贝勒女亦称多罗格格为郡君，贝子女称固山格格为县君，镇国公和辅国公女称格格为乡君。其他宗室女皆谓宗女。公主和格格的丈夫称为额驸，是满语，即汉语的驸马。固伦公主之夫为固伦额驸，和硕公主之夫为和硕额驸；格格之夫依次为郡主额驸、县主额驸、郡君额驸、县君额驸、乡君额驸。据有资料介绍说，清代共有一百一十八位公主格格下嫁蒙古各部落，其中嫁往科尔沁部的即有二十四人，占了五分之一。从《清史稿》来统计，从清崇德年间到嘉庆年间，六朝共有十二位公主嫁往科尔沁部。
清朝的满蒙联姻，有别于历史上汉唐等朝的和亲政策。汉唐是中央统治者对边疆民族的单方面下嫁，而在清朝则是双方互相嫁娶，而且从清开国之前一直延续到清末不断，即所谓的“北不断亲”。为了使这种联姻关系固定化，清朝还建立了“备指额驸”制度。即规定在内蒙古的科尔沁、巴林、喀喇沁、奈曼、翁牛特、敖汉等归顺较早的十三个旗内，于王公贵族的嫡亲子弟及公主格格的子孙中，挑选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聪明俊秀者，将其衔名年龄注册登记后，于每年十月报送中央的理藩院备案。这些已上报姓名的蒙古青年，由其父兄于年节到京向皇帝请安时，各自带来，以备清皇室选为公主格格们的夫婿。在全国众多的蒙古部落中，被指定实行备指额驸制度的仅有十三个旗，其中科尔沁部即占五旗，可见在这个制度下，科尔沁部是得天独厚，享有殊荣的。至道光年间，仅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就达到二千余人。由此管中窥豹，可想而知双方通婚频繁给科尔沁蒙古王公带来的是何等浩荡皇恩了。
可见，蒙古科尔沁部和清皇室世代血脉相连，有清一代始终是朝廷最为倚重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和清皇室通婚最频繁的蒙古部落。清代满蒙之间的政治联姻是一项民族统治的政策，下嫁的满洲公主身负绥服、监督和羁縻蒙古王公的重要责任。在中国历史上，匈奴、蒙古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从来都是难于被驾御和控制的，但是清朝统治者却做到了这一点，实现了真正大一统的王朝统治，而满蒙联姻应该是其诸多有效手段中相当重要的一个。
关于僧格林沁，史学界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说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对于朝代的更替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说农民起义就代表着进步和先进，却绝对是大错特错。也有人说他是晚清政府中抗击外辱的第一人，然而，毁也好谤也好，功过也只能由后人评说，对于九泉之下的僧格林沁，他只是尽到了一个中国封建王朝王公大臣的应有责任而已，是一个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蒙古勇士，是晚清朝廷少有的能征惯战的将领之一，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后代，响誉中外的成吉思汗的昆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