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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教我们弗纳卡罗语。这是一种在井下用来发出命令的语言，它非常奇怪。祖鲁人听到这种话时，会哈哈大笑，因为里面夹带着许多祖鲁语词汇，却又与之不同。它包含很多诸如推、拿、猛推、提、装货一类的单词，可以有效地指示人们进行工作。但是，它没有关于爱情、幸福一类意思的表达，也没有那种摹仿鸟儿在清晨发出的鸣叫声的象声词。
此后，他们把我们带到升降机井，并演示有关过程。我们登上升降车，上方是一些巨大的轮子。升降车迅速下落，速度如同老鹰俯冲捕捉猎物时那么快。井下停着非常小的矿车。我们坐在矿车里，穿过长而漆黑的矿道，来到了开采工作面。那里到处是绿色的岩石和灰尘。我的工作就是把炸碎的岩石装入矿车，每天要这样干七个小时。我变得更强壮了，但是，矿道里始终弥漫着灰尘。除了灰尘，还是灰尘。
一些矿井要比其他矿井更危险，而我们也知道有哪些矿井如此。在一个安全的矿井里，你几乎看不到担架；而在一个危险的矿井里，经常有担架被抬出来。你会看到被升降车拉上来的伤者因为伤痛而哭号着；在更糟糕的情况下，一块厚重的红毯子盖住了全无声息的遇难者。我们都知道，在井下存活的惟一方法就是加入一支好的工作队，队里的所有成员都具有那种被我们称之为“岩石感应”的能力。优秀的矿工往往具备这种能力，他必须能够看清岩石的状况，明白何时需要添加新的支柱。如果工作队里的一两个人不具备这种能力，别人的“岩石感应”能力再强也没用。岩石会突然坠落，砸在矿工的身上，不论他们优劣与否。
还有一件事情也关系到你的逃生机遇。那就是你的工作队里有一个什么样的白人矿工。白人矿工负责管理工作队，但他们可做的事情很少。如果这是一支良好的工作队，那位工头就确切地知道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白人队长装着发布命令，但他知道其实是工头在安排一切。一个愚蠢的白人队长（这种人为数甚多）会让整个工作队感到非常痛苦。如果他认为手下人干活不快，就冲着他们大喊大叫，或动手打人。这是非常危险的。当岩石坠落时，白人工头并不在跟前。他自己会躲到矿道里，同其他白人矿工呆在一起，等着我们去报告任务完成。
白人矿工一旦发火，就殴打手下的矿工。这很常见照规矩，他们不能这样做。但是，领班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论这场殴打是多么错误，我们都不准还手。如果你打了一名白人矿工，你就完蛋了。矿警会等候在升降机的顶部，而你可能在大狱里蹲上一两年。
这些白人把我们按照族群分开。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斯威士人一伙儿，祖鲁人一伙儿，马拉维人又一伙儿。如此这般，人人都同本族人在一起，都服从工头的命令。如果你拒绝，工头就说有人惹麻烦。于是，他们就把你撵回家，或者串通警察揍你，直到你“恢复理智”。
即使我同一个善良的祖鲁人成为朋友，我们仍很害怕他们。祖鲁人自以为比我们优越。有时，他们把我们叫做“女人”。如果发生斗殴，几乎总是祖鲁人或巴苏陀人干的。博茨瓦纳人从不卷进去，我们不喜欢打架。有一次，一个喝醉的莫茨瓦纳人在星期六晚上误入一家祖鲁人旅店。他们就用皮鞭抽他，又把他扔到街上，想让车轮碾他。幸亏一辆警车发现并救起了他，否则，他必死无疑。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走错了地方。
我在这些矿山干了几年，把所有的收入都积攒下来。其他人却把钱用来玩女人、喝酒、买新奇衣服，而我什么都没买，甚至没买留声机。我把钱寄回家，存在正规银行里，然后再用这笔钱买牛。每年我都买几头牛，让表兄弟帮着照料。牛群又生下小牛。慢慢地，我的牲畜多了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目睹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还想继续留在矿山工作。当我在那里干了十五年之后，这件事发生了。那时，我已经谋到一份好一些的差事，给一名爆破员当助手。他们不发给我们爆破执照。那些白人矿工要把这活留给自己做。我的任务是给爆破员运送炸药，并帮他安装引信。这是一件好差事，我也很喜欢那个爆破员。
有一次，爆破员把饭盒落在矿道里，里面盛着他的三明治。他让我帮忙取回这件东西。于是，我沿着矿道返回他刚才干活的地方，寻找那只饭盒。矿道的顶部装有灯泡，一路都很亮堂，所以，在这里走路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你仍然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到处都有通过爆破形成的巨大巷道。这些巷道深达二百英尺，其入口就在矿道两边，人们可以由此进入另一层采矿面。不时有人掉入其中。这总是因为他们自己犯了错误，没有仔细看路；或者，他们正在穿过一条没有照明的矿道，电池电力不足又使头盔上的灯光昏暗……有时，某个人莫名其妙地就走到了矿道的边缘——或许是因为他感到人生不幸福，无心再活下去。你永远无法说清这些远离祖国的人的内心深处有多么痛苦！
我顺着矿道转了一个弯，发现自己在一个圆形的洞穴里。洞穴的尽头有一条巷道，旁边立着一个警告牌。四个人站在巷道口，一起抓着另一个人的胳膊和腿。当我来到拐角时，恰好看到他们把那个人举起来，一下就扔进了黑漆漆的洞口之中。那个男人用科萨语尖叫着。我听到他在说关于一个孩子的事情，但没有听清楚；我对科萨语并不在行。然后，他就消失了。我呆立在那里。起初，那四个人没有看到我。然后，一个人转身看到了我，用祖鲁语大喊。他们一起向我跑来，我转身沿着原路往回跑。我知道自己如果落入这些歹徒手中，也会被扔进那条巷道里。我可不能输掉这场比赛！
虽然我从他们的追赶中逃脱，但我知道自己的长相已经被他们看到，他们还是能干掉我。我目睹了他们的谋杀，是一名证人。我知道自己不能在矿山呆下去了。
我把事情告诉了爆破员，他是一个好人。当我说自己必须离开矿山时，他认真听着。没有其他白人可以让我这样说心里话，但他能够理解我。
他仍然试图劝我报警。
“把你看到的告诉他们，”他用南非荷兰语说，“告诉他们。他们会抓住这些祖鲁人，然后绞死他们。”
“我并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会先抓住我。我想回家，回我自己的地方。”
他看着我，点点头。然后，他同我握手——那是第一次有白人同我握手。因此，我称他为“兄弟”——那也是我第一次称白人为兄弟。
“你该回家去找你的妻子，”他说道，“如果一个男人离家太久，妻子就会开始给他找麻烦。相信我，回去找她，养更多的孩子！”
于是，在1960年，我像做贼一样偷偷离开矿山，返回博茨瓦纳。我无法向你形容，当我把南非永远甩在身后、跨越边境进入博茨瓦纳时，那份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在南非，我感到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危险和悲伤像一朵乌云笼罩着约翰内斯堡。在那里，我永远无法高兴起来。而在博茨瓦纳，我的感觉迥然不同。这里没有牵着警犬的警察；没有怀揣利刃、伺机抢劫你的盗匪；早上没有尖叫的汽笛把你惊醒，驱赶你进入炎热的地下矿井；这里也没有那些来自异乡、思念故土、一心想另觅去处的人群。我逃离了一座监狱——一座耸立在阳光之下、不断传出痛苦呻吟的巨大监狱。
那一次，当我回到家乡、在莫丘迪跳下公共汽车时，看到了小山，看到了酋长的住处和他的山羊。我站在那里就哭起来。一个陌生男人走到我面前，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问我是否刚刚从矿山回来。我说，是的。他点点头，仍然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直到我停止哭泣。然后，他微笑着走开了。他看到我的妻子正在赶过来，不想去打扰一个丈夫同家人的团聚。
三年前，我同妻子结婚。婚后，我们聚少离多。一年之中，我只能从约翰内斯堡回来一次，在家住上一个月。这就是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我在上次离开时，她已经怀有身孕。我尚在异乡时，女儿出生了。现在，我就要看到自己的女儿了！妻子带着她来见我。她就站在那里，怀里抱着孩子。对我而言，孩子要比所有从约翰内斯堡开采的金子都珍贵。她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惟一的孩子！我的女儿，我的普莱舍斯·拉莫茨维！
普莱舍斯长得像她妈妈，是个体态丰满的好姑娘。她在房前的院子里玩耍。当我来接她时，她会高兴地笑起来。我有一头能挤出好奶的奶牛，就养在身边，让普莱舍斯有牛奶喝。每天，我们还给她喝很多果汁，吃几个鸡蛋。妻子在她的皮肤上涂抹凡士林，使她看上去亮闪闪的。人们都赞美她是整个贝专纳最漂亮的孩子。有许多妇女从好几英里外的地方赶来瞧一瞧她，抱一抱她。
后来，我的妻子，普莱舍斯的母亲，去世了。那时，我们住在莫丘迪城外。她经常从家里去探望她的姨妈。姨妈住在铁路线的另一边，靠近弗朗西斯镇的公路旁。妻子常常带着食物去那里。姨妈因为年老无法照顾自己，而她的独子染病在身，行动不便。
我不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有些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