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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不折不扣的粉红色
她唱罢《自行车之歌》不大一会儿，我们终于像是爬到了崖顶，来到一片高台般宽阔的平地。稍事歇息，两人用手电筒照了照四周。看样子高台面积相当大，俨然桌面一样平光光的地面无限延展开去。女郎在高台入口那里蹲了半天，发现了六七枚回形针。
“你祖父到底跑到哪儿去了？”我问。
“马上到，就这附近。这高台听祖父不止提起过一次，大体不致弄错。”
“那么说，你祖父以前也来过这里好多次？”
“那还用说。祖父为了绘制地下地图，这一带点点处处全都转过。没有他不知道的，从小岩洞的出口到秘密通道，无所不知。”
“就一个人到处转？”
“嗯，是的，当然。”女郎说，“祖父喜欢单独行动。倒不是说他本来就讨厌人不信任人，不过是别人跟不上他罢了。”
“似乎可以理解。”我赞同道，“对了，这高台又是怎么回事呢，究竟？”
“这座山原来有夜鬼们的祖先居住来着。它们在山间掘了洞，全都住在洞里。我们现在站的这块平地，是它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是它们的神居住的地方。祭司或巫师站在这里，呼唤黑暗之神，献上牺牲。”
“所谓神，莫不是那个怪模怪样的带爪鱼？”
“不错，它们深信是那条鱼统治这片黑暗王国，统治着这里的生态系统、形形色色的物象、理念、价值体系以及生死等等。它们传说其最初的祖先是在那条鱼的引导下来到这里的。”她用手电筒照亮脚下，让我看地面挖出的深约17厘米宽约1米的沟。
这道沟从高台入口处一直朝黑暗深处伸去。“沿这条路一直过去，就是古代的祭坛。我想祖父大概就藏在那里。因为即使在这圣域之中祭坛也是至为神圣的，无论哪个都靠近不得。只要藏在那里，就绝对不用担心被俘。”
于是两人顺着这沟一样的路径直前行。路不久变为下坡，两旁的石壁亦随之陡然增高，简直像从左右拥来把我们夹成肉饼。四下依然如井底一般死寂，不闻任何动静。惟独两人胶底鞋踩地的声响在壁与壁的夹缝中奏出奇异的节奏。行走之间，我几次朝上仰望。人在黑暗中，总是习惯性地搜寻星光和月光。
然而无须说，头上星月皆无。只有黑暗重叠地压在身上。亦无风，空气沉甸甸地滞留在同一场所。我觉得环绕我的所有东西都比先前沉重得多。就连我自身也似乎增加了重量。甚至呼出的气和足音的回响以至手的上下摆动都像泥巴一样被吸往地面。与其说是潜身于地底深处，莫如说更像降落在某个神秘的天体。引力也好空气密度也好时间感觉也好，一切一切都与我记忆中的截然不同。
我举起左手，按下电子表的显示灯，细看一眼时间：2点11分。进入地下时正值子夜，因此不过在黑暗中逗留了2小时多一点点，但作为我却好像在暗中度过了人生的四分之一。
就连电子表那点微光，看久了眼睛里也针扎似的作痛。想必我的眼睛正被黑暗慢慢同化。手电筒光也同样刺眼。长此以往，黑暗便成了理所当然的正常状态，而光亮反倒令人觉得是不自然的异物。
我们缄口不语，只管沿着狭窄深沟样的路不断往下移步。路平坦笔直，且无撞头之虞，我便关上手电筒，循着她的胶底鞋声不停地行走。走着走着，渐渐弄不清自己是闭目还是睁眼。睁眼时的黑暗同闭目时的黑暗毫无二致。我试着时而睁眼时而闭眼走了一会，最后竟无法判断二者的区别。人的一种行为同一种相反的行为之间，本来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而若差异全部消失，那么隔在行为A与行为B之间的壁墙也就自动土崩瓦解。
我现在所能感觉到的，仅有女郎在我耳畔回荡的足音。由于地形、空气和黑暗的关系，她的足音听起来甚是异乎寻常。我试图将这奇异的动静设法此为标准发音，然而任何发音都与之格格不入，简直同非洲或中东我所不知晓的语言无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日语发音的范围内将其框定下来。若用法语德语或英语，或许能勉强与之接近。我暂且用英语一试。
最初听起来似乎是：
Even—through—be—shopped—degreed—well
但实际说出声来，却又发觉与足音迥然有别。准确的应该是：
Efevén—gthouv—bge—shpèvg—égvele—wgevl
而这又很像芬兰语。遗憾的是我全然不知芬兰语为何物。就语言本身印象而言，似乎是“农夫在路上遇上了年老的恶魔”。但这终归是印象，无任何根据。
我边走边以各种词汇同这足音相配，并在脑海中想象她那粉红色耐克牌运动鞋在平坦的路面交替落地的情景：右脚跟着地，重心移向脚尖，左脚跟在右脚尖离地前着地，如此无穷尽地循环反复。时间的流逝遽然放慢，仿佛螺丝脱落的表针，迟迟移动不得。粉红色的运动鞋则在我朦朦胧胧的头脑中一前一后地缓缓前行。足音回响不已：
Efevén—gthouv—bge—shpèvg—égvele—wgevl
Efevén—gthouv—bge—shpèvg—égvele—wgevl
Efevén—gthouv—bge……
年老的恶魔在芬兰乡间小道的一块石头上坐下身来。恶魔有一两万岁，一看就知道已经疲惫不堪，衣服和鞋沾满了灰尘，胡须都磨损得所剩无几。“急急忙忙地到哪里去？”恶魔向农夫搭话道。“铁锹尖缺了个口，赶去修理。”农夫回答。“忙什么，”恶魔说，“太阳还高挂中天，何苦忙成那个样子！坐一会听我说话好了。”农夫警觉地注视恶魔的脸。他当然知道和恶廉打交道不会有什么好事，但由于恶魔显得十分穷困潦倒心力交瘁，农夫因而……
有什么打我的脸颊——软乎乎，平扁扁，不大，温煦可亲。是什么来着？正清理思绪，又一下打来。我想抬起右手挡开，却抬不动。于是又挨了一下。眼前有个令人不快的发光体在晃动。我睁开眼睛。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已原来已闭起双眼，闭目合眼！我眼前的是女郎那大号手电筒，打我脸颊的是她的手。
“住手！”我吼道，“那么晃眼睛，又痛。”
“说什么傻话！在这种地方睡过去，你不想活了？好好站起来！”
“站起来？”
我打开手电筒，照了照四周。原来不觉之间我已靠墙坐在地上，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地面和石壁全都湿漉漉的，如水淋过一般。
我慢慢直身站起。
“怎么搞的，稀里糊涂睡过去了？既没觉得坐下，又没有要睡的感觉。”
“那些家伙的阴谋诡计，”女郎说，“想使我们就势在这里昏睡过去。”
“那些家伙？”
“就是住在山上的嘛。是神是鬼不晓得，反正有什么东西存心想陷害我们。”
我摇摇头，抖落头脑里残存的疙疙瘩瘩的感觉。
“脑袋昏昏沉沉，越走越搞不清是睁眼还是闭眼，而且你的鞋发出的声响又很怪……”
“我的鞋？”
我告诉她年老的恶魔如何从她的足音中粉墨登场。
“那是骗术，”女郎道，“类似催眠术。要不是我发现，你肯定在这里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无可挽回？”
“嗯，是的，无可挽回。”但她没有解释是怎样性质的无可挽回。“绳子大概你装在背包里了吧？”
“唔，一条5米来长的绳子。”
“拿出来。”
我从背部放下背包，插进手，从罐头威士忌水筒之间掏出尼龙绳递给女郎。女郎把绳的一端系于我的腰带，另一端缠在她自己腰上。而后顺绳拉了拉双方的身体。
“这回不怕了，”她说，“这样绝不会走散。”
“如果两人不一起睡着的话。”我说，“你不怎么困的吧？”
“问题是不要造成可乘之机。要是你由于睡眠不足而开始同情自己，邪恶势力必然乘虚而入。明白？”
“明白。”
“明白就走吧。没工夫磨磨蹭蹭。”
我们用尼龙绳拴住双方的身体，继续前进。我尽量把注意力从其鞋音移开，并把手电筒光照准她的脊背，盯着橄榄绿美军夹克挪动脚步。记得这夹克是1971年买的。1971年越南战场仍在交火，当总统的是长着一副不吉利面孔的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所有的人都留长发穿脏鞋，都听神经兮兮的流行音乐，都身披背部带和平标记的处理的美军作战服，都满怀彼得·冯达般心情，一切恍惚发生在恐龙出没的远古时代。
我试图想起当时发生的几件事，却一件也无从想起。无奈，便在脑海中推出彼得·冯达驾驶摩托飞驰的场面。俄顷，这场面便同斯特佩沃尔夫的《让人生充满野性》重合起来，而《让人生充满野性》不觉之间又变成了马宾·基的《悲哀的谣言》。大约是序曲相近的缘故。
“想什么呢？”胖女郎从前面投过话。
“没想什么。”我说。
“唱支歌？”
“歌就算了。”
“那，你看做什么好？”
“说话吧。”
“说什么？”
“说下雨如何？”
“好的。”
“你记得的雨是怎么样的呢？”
“父母兄弟死的那天下雨来着。”
“说点愉快的吧。”
“也好。我是很想说。”女郎道，“况且除了你，我也没人可说这种话。……要是你没情绪听，当然不说也可以。”
“既然想说，还是一吐为快的好。”我说。
“那是一场分不清是下还是不下的雨。从一大清早便一直是那样的天气。满天空是灰蒙蒙的云，一动也不动。我躺在医院床上，始终仰望天空。时间是11月初，窗外长着樟树，很大的樟树，叶子差不多落了一半，从树枝空隙能望到天空。可喜欢看树？”
“啊，怎么说呢，”我应道，“算不上讨厌，只是没特别注意看过。”
老实说，我还真分不出柯树与樟树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