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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大脑不成？”
“不，不是。大脑是绝对再现不出来的。我们从事的不过是把你的意识系统用影像固定住，而且是在一定的时间性范围内。对于时间性和大脑功能的灵活性，我们是完全无可奈何的。但我做的并不止于此。我还在黑匣子图像化上面取得了成功。”说着，博士交替看了看我和胖孙女的脸。“意识核的图像化。这点迄今为止尚无任何人染指。因为不可能，但我使之成为可能。你猜我如何进行的？”
“猜不出。”
“让实验对象看某种物体，分析由视觉产生的脑电反应，再转换为数字，进而转换成点。起始浮现的图形极为粗糙。经过反复修整和具体补充，才将实验对象所目睹的图像显现在电脑荧屏上。实际作业可没有嘴说这么轻松，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简单说来则是这样。如此反来复去，电脑终于吃透了程序，将电脑反应自动绘成图像。电脑这玩艺实在可爱得很。只要我这里发令不止，它就工作不息。
“其次，要把黑匣子输人业已吃透程序的电脑之中。这么着，意识该的状况便被奇迹般地制成图像。诚然，图像还极其支离破碎，混沌不堪。而这样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因此需要编辑，对了，正如电影剪辑那样。剪贴图像集成，有的去掉，有的进行各种组合，使之成为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
“故事？”
“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吧。”博士说，“优秀的音乐家可以将意识转换为旋律，画家可以转换成色彩和形状，小说家则可转换为故事，同一道理。当然，既是转换，便算不得真正准确的模拟。不过对于把握意识的大致状况的确便利。因为纵令再准确无比，而若看到的只是一片混沌的图像罗列，也绝对不可能充分把握全貌。此外，由于并非要使用可视图像达到什么目的，也就没必要非弄得全都毫厘不爽不可。这种视觉化终究只是作为我个人爱好进行的。”
“爱好？”
“过去——还是战前——我干过电影编辑助理。因为这个关系，这方面的作业我非常得心应手。也就算是为混沌赋予秩序的工作吧。这样，我不用其他人员，只管独自一头扎在研究室里忙个不停。估计大家都不晓得我在搞什么名堂。我就把图像化了的数据作为私有物偷偷带回家中，归为私有财产。”
“26人的所有意识都图像化了？”
“是啊，基本上。而且每个都取了名称，同时也是每个黑匣子的名称。你的大概是‘世界尽头’。”
“是的，是‘世界尽头’。我时常觉得莫名其妙，不知何以取这么一个名称。”
“这个以后再说吧。”博士道，“反正没有人晓得我将26个意识成功地制成了图像。我也没告诉任何人。我很想把这项研究在不同‘组织’发生关系的地方进行下去。我已经完成了‘组织’委托的项目，我所需要的人体试验也已结束，再没心思为别人的利益研究下去。
我渴望重返随心所欲的生活，多方面开展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我不大属于潜心于单项研究那种类型，而适合平行推进几个项目：例如那边研究骨相学，这边研究音响学，再加上脑医学等。而若受雇于人，就根本无从谈起。所以，我在研究告一段落之后，便向组织申请辞职，说交给我的使命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技术性工作，自己差不多该走了。然而他们死活不肯答应。因为我对那个项目了解得过多。他们担心我可能跑到符号士那里去，而致使目前阶段的模糊计划此为泡影。对他们来说，非友人即敌人。‘组织’求我再等3个月，让我只管在研究所里自己喜欢什么就研究什么。工作一点不干也没关系，还付给特别奖金。告诉说在这3个月时间里叫人完成严格保密系统，之后我即可离开。我生来喜欢自由自在，如此束缚于人自然感到极其不快，但作为事情倒也不坏。于是我决定在那里悠然自得地生活3个月。
“问题是人一悠闲起来，必然节外生枝。由于时间太多，我便心生一计，想在实验对象——也就是你——大脑中继站里追加一条不同的线路，即第三条思维线赂。并把我重新编排的意识核加进线路。”
“为什么做这种事？”
“一来我想观察这将给实验对象带来怎样的影响，想了解由他人重新安排编制的意识在实验对象身上如何发挥功能。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这类明确的例证。二来——当然是心血来潮——我想既然‘组织’允许我随心所欲，我何不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便想做几个他们不知晓的功能。”
“就因为这个，”我说，“你就把电气机车线路那样无事生非的东西塞到我脑袋里来了？”
“哎呀，那么说我可就无地自容了，实在无地自容。不过你恐怕还不理解，科学家的好奇心这东西是怎么也抑制不住的。对于那些协肋纳粹的生化学者在强制收容所里进行的无数生化实验，我当然深恶痛绝，但内心深处也这样想过：反正是干，那么为什么不能干得巧妙干出成效来呢？以生化为对象的科学家所朝思暮想的，其实完全是同一内容。况且我所干的决非危及生命的勾当，不过把两个东西变成三个罢了，只是稍微改变一下环形流程罢了。这并不特别增加大脑负担，无非是使用同样的字母卡造出另一单词而已。”
“可是，事实上除我以外所有接受模糊运算处理的人都死了。这点你作何解释？”
“我也不知道，”博士说，“如你所说，26个接受模糊运算手术的计算士中，的确死了25人。死法如出一辙。晚上躺下，早上死了。”
“那么，我也同样，”我说，“说不准明天就同样一命呜呼，对吧？”
“情况没那么简单。”博士在毛巾被里慢慢吞吞蠕动着身体，“那25人的死时间集中在半年里，也就是手术后一年零两个月到一年零八个月之间。25人全部死于那一期间。而惟独你在过了三年零三个月的今天安然无恙地继续进行模糊运算。这样，不能不认为只你一人具有别人所没有的特殊素质。”
“特殊是什么样意义上的特殊呢？”
“且慢。手术之后，你可出现过某种奇异症状？如幻听、幻觉、神志不清等等？”
“没有，”我说，“幻听幻觉都没有。只是觉得对某种气味十分敏感，大多像是水果味儿。”
“这点所有人无一例外。特定水果味对中继站是有影响的。原因不清楚，反正有影响。
但作为结果，没造成幻觉、幻听和神志不清，是吧？”
“是的。”我回答。
“唔。”博士沉吟片刻，“别的呢？”
“这倒是我最近感觉到的：有时好像逝去的记忆重新回来了。此前由于支离破碎没怎么注意，而近来出现的则相当清晰而且持续时间长。原因我晓得，是水声诱发的。但不是幻觉，是地地道道的记忆，毫无疑问。”
“不，不是的。”博士斩钉截铁，“也许你觉得像是记忆，其实只是你本身捏造的人为的桥梁。总而言之，在你自身的主体性同我编排输入的意识之间存在极为情有可原的误差，而你为使自身存在正当化而力图在这误差之间架设桥梁。”
“不好理解。过去一次也没发生过，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了呢？”
“因为我在转换中继站时解放了第三条线路。”博士说，“不过还是按顺序讲好了。否则很难讲清，你也不易明白。”
我又掏出威士忌喝了一口。看来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
“第一批8个人接连死去时，‘组织’把我叫去，要我查明死因。老实说，作为我虽然不愿意插手这桩事，但毕竟是我开发的技术，加之事关人的生死，不容我袖手旁观。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去看看情况。他们向我介绍了8人死亡的经过和脑解剖结果。如我刚才所说，8人的死法一模一样，全都死因不明。躯体和大脑毫无损伤，都如静静熟睡一般咽的气。简直同安乐死无异。脸上也全然没有痛苦的痕迹。”
“死因弄不明白？”
“弄不明白。当然推论和假定之类还是做得出的。毕竟接二连三死去的8人全是接受模糊运算手术的计算士，不可能以偶然情况视之，而必须尽力采取对策。无论如何这是科学家的义务。我的推论是这样的——脑中设置的中继站功能是否迟滞、烧毁或消失从而导致思维体系发生混淆和大脑功能承受不住其力量的冲击？倘若中继站没有问题，那么根本症结是否在于解放意识核（尽管时间很短）本身？而这对于人脑是否不胜负荷？”说到这里，博士把毛巾被一直拉到下巴，停顿一会，“这是我的推论。确凿证据固然没有，但根据前后情况再三斟酌，死因或是二者之一，或二者都是。我觉得这样推测是最为稳妥的。”
“做脑解剖也没搞清？”
“脑这东西不同于电烤炉，又有别于洗农机，看不见接线和开关，改变的只是肉眼看不见的放电流程。所以入死之后，不可能取出中继站来检查。活脑出现异常可以判明，对死脑则徒呼奈何。当然，若有损坏或脓肿，自然一目了然，但无此症状，完好无缺，十全十美。
“于是，我们把活着的10名实验对象叫进研究室，复查一遍。取出脑波，转换思维体系，确认中继站运转是否顺利。并详细进行了面谈，询间身体有无异常，有无幻觉幻听，然而没发现任何堪称问题的问题。身体全都健康，模糊运算作业也一帆风顺。这样，我们估计死的人可能大脑有某种先天性缺陷，不适合从事模糊运算。至于何种缺陷尚不明了，但可以在研究过程中逐步澄清，赶在施行第二代模糊手术之前解决即可。
“但终归还是失算了。因为此后一个月又死了5人，其中8人还是我们彻底复查过的实验对象。复查也认为毫无问题的人为时不久也那般轻易地死了。这对我们实在是沉重打击。
26人中，已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