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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该走了。到时间了吧？”
我觑了眼表：10时22分。
“送你回家。”我说。
“不必了。”她说，“去附近商店买买东西，一个人乘电车回去。还是这样好。”
“那就在这里分手。我再呆一会儿，这里舒坦极了。”
“谢谢你送的指甲刀。”
“不客气。”
“回来时能给个电话？”
“去图书馆。”我说，“喜欢看别人工作的情形。”
“再见。”女孩道。
我像《第三个男人》中的约瑟夫·康特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沿着公园中笔直的路渐渐远去。她消失在树阴中后，我开始观看鸽子。鸽的走路姿势每一只都微妙地各有不同。须臾，一位衣着得体的女子领着小姑娘走来撒下爆玉米花，我周围的鸽子便一齐朝那边飞去。
女孩有三四岁，像所有同龄女孩一样张开双手去抱鸽子。鸽子当然捉不住。鸽子自有鸽子不起眼的生存方式。衣着得体的母亲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此后便不屑一顾。周一清早躺在公园里排出五六个空啤酒罐之人，显然算不得正人君子。
我闭起眼睛，试着想《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三兄弟名字：德米特里、伊凡、阿辽沙，以及同父异母的斯美尔佳科夫。能够一口气说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兄弟名字的人，世间又能有几多呢？
凝望之间，我不由觉得自己像是浩瀚海面上漂浮的一叶小艇。风平浪静，惟独我悄然漂浮其中。大海中漂浮的小艇总好像有些特殊——说这话的是康拉德。语出《吉姆老爷》中风暴袭船那部分。
长空寥廓，一片朗然，仿佛不容任何人怀疑的绝对观念。从地上仰望，天空似乎集一切存在于一身。大海也是如此。连看几天大海，往往觉得世界只有大海。康拉德的想法恐怕同我一样。同船这一雷同产品中分离出来而被抛弃在横无际涯的海面上的小艇，的确有某种特殊之处，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这种特殊性。
我依旧躺着不动，喝掉最后一罐啤酒，吸了支烟，把文学联想逐出脑海。我必须稍微现实一点才行。余下的时间仅仅1小时多一点点。
我站起身，抱着空啤洒罐走至垃圾筒扔了进去。然后从钱夹抽出信用卡，在烟灰缸烧掉。衣着得体的母亲又朝我这边瞥了一眼。正经人断断不至于周一早上在公园里烧信用卡。
我首先烧的是美国运通卡，继而把维萨卡也烧了。信用卡怡然自得地在烟灰缸中化为灰烬。
我很想把波尔·斯求亚特牌领带也付之一炬，但想了想转念作罢。一来过于惹人注目，二来实在多此一举。
接下去，我在小卖部买了10袋爆玉米花。9袋撒在地上喂鸽，1袋自己坐在椅上吃着。
鸽群像十月革命节记录片那样铺天盖地而来，啄食爆玉米花。我同鸽子一起吃爆玉米花。好久没吃这玩艺了，好吃得很。
衣着得体的母亲和小姑娘在观赏喷泉。母亲年纪大概与我相仿。我打量她。打量之间，再次想起那个同革命活动家结婚生下两个孩子后去向不明的同学。她甚至领孩子逛公园都已无从谈起。我当然不知晓她对此作何感想。但在自己的生活尽皆消失方面，我觉得我或许可以同她就某一点相互理解。不过，她也可能——大有可能——就这某一点拒绝同我相互理解。毕竟我们已近20年未曾见面，而这20年间实在是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各自处境不同，想法也不相同。再说就算是同样清算人生，她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我则不然。我不过是在酣睡之时被人突然抽掉床单而已。
我觉得她说不定因此而谴责我，问我到底选择了什么。言之有理，我的确什么也没选择。若说我以自己意愿选择的，只有两件事：原谅了博士；未同其孙女困觉。然而这对我又有何作用呢？难道她会因这点小事而积极评价我这一存在对我这存在的消失所发挥的作用吗？
我不得而知。近20年之久的岁月把我们远隔开来。她评价什么如何评价，其基准已超出了我的想象框架。
我的框架内几乎一无所剩。映入眼帘的只有鸽子、喷泉、草坪和母女俩。但在观望如此光景的时间里，几天来我第一次产生了不愿从这个世界消失的念头。至于往下去某某世界，这点已不足为虑。纵令我人生之光的93％已在前半生35年间全部耗尽也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依依怀抱剩下的7％看个究竟——看这世界到底变成什么模样。因为什么我不清楚，总之我觉得这似乎是赋予我的一项使命。的确，我是从某一阶段扭曲了自己的人生和生活方式。而这里边自有其缘故。即使得不到任何人理解，我也不能不那样做。
可是，我不想丢下这被扭曲的人生而从此消失。我有义务监护到最后。否则，我势必失去对我自身的公正性。我不能这样置自己的人生于不顾。
即便我的消失不足以使任何人悲伤，不能给任何人心里带来空白，或者不为任何人所注意，那也是我自身的问题。我委实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东西，现在我似乎已几乎不具有再应失去的东西。然而我体内仍有所失之物的一缕残照如沉渣剩留下来，而且是它使我存活至今。
我不愿意从这世界消失。闭上眼睛，我可以真切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摇摆。那是超越悲哀和孤独感的、从根本上撼动我自身存在的大起大伏。起伏经久不息。我把胳膊搭在椅背，忍受这种起伏。谁都不救我，谁都救不了我，正像我救不了任何人一样。
我恨不得放声悲哭，却又不能。就流泪来说我的年纪已过大，况且已体验了过多的事情。世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无法向任何人解释，即使解释人家也不会理解。
它永远一成不变，如无风夜晚的雪花静静沉积在心底。
更年轻些的时候，我也曾试图将这种悲哀诉诸语言。然而无论怎样搜刮词句，都无法传达给别人，甚至无法传达给自己本身，于是只好放弃这样的努力。这么着，我封闭了自己的语言，封闭了自己的心。深重的悲哀甚至不可能采用眼泪这一形式来表现。
想吸支烟，却不见了烟盒。衣袋中仅有火柴。火柴也只剩3根。我接连擦燃3根火柴扔在地上。
再次合目之时，起伏已不知遁往何处。脑海中浮现的只有尘埃般轻盈的沉默。我久久独自注视那尘埃。尘埃不上不下，纹丝不动地浮在那里。我噘起嘴唇吹了口气，依然一动不动。任凭多么强烈的风，都全然奈何它不得。
随后，我开始想刚刚分手的那个图书馆女孩。想她在地毯上的天鹅绒连衣裙、长筒袜和内衣。莫非它们仍旧原封不动地如她本身一样悄然躺在那里不成？在她身上我的表现能算公正吗？没有人寻求什么公正。寻求那玩艺儿只有我这样的角色。问题是这种寻求对于失去公正的人生有何意义可言呢？我如同喜欢她一样喜欢她脱在地毯上的连衣裙和肉衣。难道这也是我的公正的一种形式？
所谓公正性，不外乎仅仅适用于极其有限世界的一个概念。但这一概念涉及所有领域。
从蜗牛到五金店柜台以至婚姻生活，无一例外。尽管谁都不追求它，但我能给予的别无他物。在这个意义上，公正性类似爱情，想给予的和被追求的难以吻合。惟其如此，才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从我面前或我内部径自通过远去。
或许我应该后悔自己的人生。这也是公正的一种形式。然而我什么也不能后悔。纵使一切都风也似的留下我呼啸而去，那也是我本身的希冀所使然。我脑海中剩留的惟有漂浮的白色尘埃。
去公园小卖店买香烟和火柴时，出于慎重，我顺便又往自己住处打了次电话。我知道不会有人接，但在这人生最后时刻往自己房间打次电话倒也不失为可取的念头。也可想象电话铃哗然大作的情景。
出乎意料，电话钟鸣至第3遍时居然有人拿起话筒，并“喂喂”两声。是身穿粉红色西服裙的胖女郎。
“还在那里？”我吃了一惊。
“何至于。”女郎道，“去了又回来了。哪里能那么逍遥！想接着看书，就回来了。”
“看巴尔扎克？”
“嗯，正是，妙趣横生，可以从中感觉到类似命运威力样的东西。”
“那么，”我问，“你祖父可得救了？”
“那还用说，轻而易举！水消了，又是回头老路。地铁票都买了两张。祖父精神得很，让我向你问好。”
“谢谢。”我说，“你祖父现在干什么呢？”
“去芬兰了，他说在日本干扰太多，没办法集中精力搞研究，所以去芬兰创办研究所。
那里怕是个安安静静的好地方，又有驯鹿什么的。”
“你没去？”
“我决定留下来住你的房间。”
“我的房间？”
“是啊。我非常中意这房间。门扇已完全安好，电冰箱录像机也买齐了。不是被人搞坏了吗？床罩褥单窗帘换成了粉红色的你不介意吧？”
“无所谓。”
“订报纸也可以？我看看节目预告。”
“可以。”我说，“只是那里有危险。‘组织’那帮人或符号士有可能卷土重来。”
“瞧你，那有什么好怕的。”女郎说，“他们要的是祖父和你，我是不相干的人。刚才倒来了异常大和异常小的两个家伙，我把他们轰了出去。”
“如何轰法？”
“用手枪打中大家伙的耳朵，耳膜笃定报废。何惧之有！”
“不过在公寓里打枪不又捅出一场乱子？”
“没那回事。”她说，“只打一枪，人们只能当成意外。当然，连打几枪是成问题。但我枪法准，一枪足矣。”
“嗬！”
“对了，你失去意识后，我打算把你冷冻起来，怎么样？”
“随你的便。反正毫无知觉。”我说，“这就去晴海码头，去那里回收好了。我坐的是白色卡列那1800GT双排喷射引擎车。车型说不上来，反正里边播放鲍勃·迪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