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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这部《章乃器传》初稿之后，我颇感失望：内容不足而文字过于铺张，总体感觉是粗糙拼凑的产品。
首先是体例混乱，例如有一节题为“《科学的内功拳》初露头角”，讲章乃器二十年代末练习内功拳健身，以及他1928年出版《科学的内功拳》一书中的观点，接下来就大段引用章1967年写的《七十自述》中对气功的论述，同一节文字，时间跨度将近四十年，令读者莫名其妙。
其次是时序颠倒，例如将父亲1936年11月被捕后在上海高三分院中受审的内容，移植到了1937年6月11日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审判的场景中；又如父亲自述练习“因是子静坐法”是他二十多岁时在上海的事，林先生却说成十四岁时 的事；等等。
第三是逻辑不清，分不清是传记还是回忆录，多处大段出现用第一人称“我” （林涤非本人）讲述往事的文字。例如写民主建国会成立经过，写到黄炎培、章乃器等人的筹备活动，忽然出来一大段“我”的活动的文字，夹叙夹议，令读者不明白传主究竟是章乃器还是作者自己。
最令我不满意的是，这位自称父亲“老友”的前辈，为了迎合当时一些整过父亲的领导，对父亲的一些观点加以歪曲和批判。或者凭主观臆测，把他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意识演绎到父亲身上。我并不认为对章乃器其人及其观点不可以讨论甚至批评，但首先是需要尊重客观史实。
至于初稿中其他史实错误和文理不通之处，翻出当年的打印稿，当时我夹的十几张纸条犹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林先生说他自己“和章乃器是朋友关系”，并于1957年受章牵连被打成右派。查父亲当时所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一文，对林先生有如下描述：
（林涤非）本来同我不对。大致是1953年从新疆回来，招待在会里，经我
提议，才在《民讯》帮助编辑工作。去年曾来看我几次，主要谈工作和时事。他
有一次告诉我，他写信给统战部，说会里处长以上都是职教系，我还为之愕
然。我告诉他，写信向上反映，领导上是欢迎的，但需实在。我绝未推动他在
民建二中全会发言；他的发言内容我并不赞成；我也不稀罕他的发言。我更
一贯耻于作这一类的推动工作。……大致1957年1月以后就没有接见过
他。
当时民建、工商联曾为这部书稿开过一次座谈会，翻阅我当时所作的记录，几乎所有的与会者（包括主持会议的孙晓村先生在内）的发言，都对这部书稿不满，当时林先生坚持已见，不肯采纳大家的意见，辩解说自己的写作方式是文学笔法云云；不过他对我指出的史实错误，却表示虚心接受。湖北人民出版社对这部传记也不满意，书稿就此被搁置起来。
后来周天度先生主编《七君子传》，曾向林先生约稿。他交稿给周之后，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被退了回来，原因据说是“不够出版水平”。于是周天度商之于我，想请我改写林先生的稿子，与林共同署名。但我知道林先生的稿子是没有办法改的：一是观点不一致；二是我以后生改前辈的稿，他未必情愿；三是他对自己的文字很自负，几乎到了“改我一字，不共戴天”的程度。于是只有敬谢不敏。至于周先生当时如何与林先生商量的，我并不清楚。林先生说他曾提出“权宜之计”，将林、章共同署名的方案，变为在全文后加上“（章立凡整理）”，似乎更为滑稽，因为这种处理方式，往往是暗示作者文字功力不行或有体能障碍。
又过了一段时间，周先生提出要我撰稿，我以家属不便写正式传记为由再度 谢绝。但周先生说出版的期限很紧，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如果我认为有所不便，他愿意与我共同署名，稿费他一文莫取。考虑到父亲蒙冤逝世多年，一直没有一部像样的传记，我便应允下来。
传记原定5~8万字，但由于涉及的史实、史料甚多，初稿写了约13万字。但我写文章一贯用“减法”，尽量将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完稿时约10万字，周先生只删改了一处，交到出版社后除部分有关“七君子之狱”的文字有压缩外（这段历史在每位“君子”的传记中都容易重复提到），其余未作改动就获得通过。撰稿时我未参用林先生的文稿，原因很简单：一，我掌握的史实和史料比他多；二，不欣赏他的文笔和观点。故此稿除引用史料与林先生取舍不同外，无论从体例、文字到观点，都与林先生的稿子没有共同之处。
某日周先生托我将林先生的稿子退还给他。他不愿意伤林的面子，而我是林的晚辈，似乎关系不大，于是我照办了。林先生没有表示什么，我也没有意识到此举对他的自尊心有多么大的伤害。
《七君子传》于1989年出版，其中《章乃器传》由周天度、章立凡共同署名，周把这份稿费全部给了我，全部事实经过即是如此。至于林先生的大作屡屡碰壁，似乎有说不完的委屈，不免令人同情，但最好找找自己的原因。
直到1999年，林涤非先生的《章乃器》一书，才作为“著名民主人士传记丛书”的一种，于1999年9月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基本上是林先生八十年代那部打印本初稿的翻版，除继续保持着原稿史实错误等“硬伤”外，只是把传记中他对自己的称谓，由“我”改成了“笔者”。
林先生的大作中，有的地方注明了“参见章立凡《先父章乃器往事闻见录》”，但整章抄录的，却不注明出处。例如第十四章“他对我国经济和财政金融的几点不同凡响的学术贡献”，全文抄自我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五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撰写的《章乃器传略》，共计近四千字，只是将我原文中的称父亲为“先生”而不名的地方，全部改为“章乃器”而已。明眼人将两个版本对照一下，即可看出“改头换面”的“文抄公”是哪一位。
当今学界这类先生侵略学生、前辈掠夺后生的事，我早已见怪不怪。但“抄手”自己还要狂喊“捉抄”，不免有失长者风度。从维护知识产权和名誉权的角度，我是完全有证据起诉林先生侵权的。
“千古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像林先生这样不注明出处，全章照抄他人原文的，就属于“不会抄”的一类。这种抄尚属“文抄”，比起公然剽窃全书的“武抄”来，不过小巫见大巫。有位自称“武学大师”的江湖人物吴兴刚，自1999年开始在《武魂》杂志上刊登广告，高价函授“卢氏结构”拳法，并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自己的学说。据拳友们在互联网上揭露：吴某所编写的“卢氏结构”教材（全 名《中国拳法运动训练教程》）全书共7章，其中1…4章为理论部分，全部窃自章乃器的《科学的内功拳》一书。我找来吴某的“著作”一看，父亲那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一时的小册子，除序言和第一章外，其余章节被他一口鲸吞，盗为已有。惟一的变化，是将原书中所有“内功拳法”字样，全部改为“卢氏结构”。
林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斤斤计较某人的某篇短文中，使用他书稿中某一点内容的事。老实说，我是司空见惯他人（包括林先生在内）把我的文字组合成新的文章。况且历史著作不同于小说，史料一旦公诸于世，便非独得之秘，任何人都可引用，无专利保护可言。奉劝林先生不必如此愤愤不平，你抄了我的，别人再抄你的，辗转抄录，只要不怕炒冷饭，抄得符合史实，又有何妨？对于传播历史真相的人，不管他的目的与手段如何，我都存着一分感谢。
在此我也要请林先生接受我的感谢，感谢他迫使我说出了事实的真相。
究竟是谁歪曲历史？
■ 张小曼
1995年6月是先父张西曼教授（1895…1949）诞辰百周年，为配合纪念活动，我将花费26年心血搜集的资料整理成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张西曼纪念文集》，书中收录了从1949年到1995年各界的纪念文章，还辑入先父部分生前著作。文集出版后，我收到许多读者的热情来信鼓励。
但是，湖南的朱正在看到《张西曼纪念文集》后，从1996年开始在《人民政协报》点名攻击先父张西曼教授，我当即予以驳斥。1998年以来，朱正又连续发表了《怎样的天火》、《解读一篇宣言》等多篇文章，对先父的人格大加讽刺挖苦，山西的马斗全等人也跟着附和。
2002年1月，我的一位老友向我介绍蓝英年先生，说他曾为我主持公道。然而，2002年7月6日香港《大公报》上有一篇专门指责我的文章《谁歪曲历史》，作者的署名竟然就是“蓝英年”。（此文后来又发表在《博览群书》2002年第9期）
我在《不能歪曲历史》一文中谈的是1945年的事，而蓝英年先生文中所涉及的内容，时间跨度很大。我在该文中主要驳斥的是马斗全，而蓝先生则是在为朱正辩护，文章貌似有理，却经不起认真推敲。我发觉，好几处一年前我已经批驳过的朱正违背历史真实写错了的观点，竟然又被蓝英年先生照抄不误地引用过来。看来我也很有必要与蓝先生一起温习温习历史。
一、关于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问题
蓝英年先生在《谁歪曲历史》一文中，指责我的文章中有关《苏日中立条约》的内容“却未提到张西曼对这份条约与众不同的态度……可张女士既没讲明条约的内容，也没写出张西曼对该条约的态度。我不得不替她讲清楚。”
我认为蓝先生的这个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我在2001年《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也谈“怎样的天火”》一文时，不但说明了先父张西曼教授的态度，而且全面驳斥了朱正的观点，更说明先父的观点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在文中我也早已讲明了《苏日中立条约》的主要内容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