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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穉登风流韵事也多，对花界之事烂熟于心，津津乐道，曾对冯梦龙讲过很多这方面的见闻，“嘉靖间，海宇清谧，金陵最称富饶，而平康亦极盛，诸妓著名者，前则刘，董，罗，葛，段，赵，后则何，蒋，王，杨，马，褚，青楼所称十二钗也”，十二金钗来历，大约最早出自于此。
王穉登是大诗人，薛素素、马湘兰是女诗人，大诗人遇见女诗人，自然亲近，而马湘兰最痴情，万历甲辰秋，当时王穉登都快年过七十了，“湘兰自金陵往，买酒为寿，燕饮累月，歌舞达旦，为金阊数十年盛事。归未几而病，然灯礼佛，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年五十七矣”，这事情为后世耻笑。
他曾送过薛素素、马湘兰每人一个砚台，希望她们加强学习，提高文化，不料若干年后，他送给薛素素的那方砚台，竟成了最著名的一桩悬案。
此砚就是著名的“脂砚”。
【五】
万历元年，苏州砚匠吴万有制作了一方端砚。王穉登看它小巧可爱，尤其里面一点胭脂晕特别娇媚，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就将这方小砚买下。吴万有问刻什么砚铭呢？王穉登即兴想了几句，关照他刻上：
〖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
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
砚台自然是要赠给薛素素，诗暗写素素小字“润娘”，是画兰花的能手，这味道在已经三十九岁的王穉登来说，是香艳，而后面“素卿脂砚王稚登题”的铭文，就有共同进步的意义在里面了。王穉登懂得女人，知道光送银子还不够，礼物要高雅得体才称心。这砚台属端砚里的上品，后人描述，此砚小才盈握，“砚质甚细，微有胭脂晕乃及鱼脑纹，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砚周边镌柳枝，旧脂犹存。”那应该不是磨墨，而是调胭脂用的了，砚盒也精致，“珊瑚红漆盒，制作精致……盒上盖内刻细暗花纹薛素素像，凭栏立帏前，笔极纤雅；右上篆红颜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内史小方印，为仇十洲之女仇珠所画者。”
此后，“脂砚”身世颇曲折离奇。据考证，康熙五十五年，广东人余之儒为求官，从曹寅的门人处打听到他有收藏古董的嗜好，便从薛素素后人手中以三间瓦房的代价，买下了脂砚送给曹寅。曹寅败，脂砚由曹寅之孙曹天佑秘藏，于砚侧刻“脂研斋所珍之研其永保”。曹雪芹写作《石头记》，曹天佑以“脂砚斋”之名做点评，薛素素的这方砚台从此越发传奇。
曹家彻底潦倒后，脂砚进了北京一家名“燕轩斋”的当铺，接着就到了收藏家端方手里。端方携带脂砚入蜀，于绵阳被乱箭射死，此砚流落到四川藏砚家方氏手，从此一度消声匿迹。
1953年10月，重庆大学教授、金石家黄笑芸在重庆一旧货摊上，再次发现了脂砚。按旧货摊老板出价，他花25元钱买下此砚，由好友戴吉亮带至北京请张伯驹先生鉴定。张伯驹时任吉林省博物馆馆长，考证此砚确实是薛素素的旧物，并以1200元（一说800元）的高价买下收藏于吉林博物馆。
1963年春节，张伯驹携此砚去天津，请周汝昌观赏品评。1963年夏，故宫举办“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脂砚尚在。
三年后，“文革”乱世开始，脂砚由外地展出返京时，居然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砚台主人薛素素的下落，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有记，“中年长斋礼佛，数嫁皆不终。晚归吴下富家，为房老以死。”所谓房老，指妾之年长色衰者。
红颜迟暮，素心问谁。
蜀中才女黄峨
〔文／小窗容膝〕
〖积雨酿轻寒，
看繁花树树残。
泥途满眼登临倦。
云山几盘，
江流几湾，
天涯极目空肠断。
寄书难，
无情征雁，
飞不到滇南。
——黄峨《黄莺儿》〗
清人叶申芗在《本事词》自序中赞叹道：“改山抹微云之韵，灵出犀心；吟花啼红雨之篇，巧偷莺舌。折来官柳，真蜀艳之可人；插满山花，羡严卿之侠气。”这段话是在评论宋代歌伎词曲，涉及到四个女子。
“改山抹微云”的是杭州的琴操。秦少游《满庭芳》的句子“画角声断谯门”偶然被人误唱为“画角声断斜阳”，琴操将错就错，即席将该词全部改韵而唱，自然妥贴，一气呵成，为一时之佳话。“吟花啼红雨”的是成都的陈凤仪，她自制《洛阳春》送太守张方平，其中有佳句：“海棠也似别君难，一点点，啼红雨。”我最喜欢的是下半阙：“后会不知何日又，是男儿休要镇长相守。苟富贵无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非常明快爽直。“折来官柳”的则是一个佚名的蜀妓，她在送别情人时也是自创词调，因里面有句子“折尽市桥官柳”，后人便为这个词牌取名“市桥柳”。“插满山花”的是天台营妓严蕊，她在岳霖面前作词自陈，口占《卜算子》，最后两句是：“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四个女子或随口吟唱，或自度词曲，莺声燕语，争奇斗艳，展示了山川灵气所赋予的兰心蕙质。有意思的是，四个才女分别是四川和江南各占一半。宋高宗曾感叹：“蜀中多士，几与三吴不殊。”如果把这个“士”改称“才女”，也是可以成立的。
“蜀女多才”是古人经常说的话。《鉴戒录》说：“吴越饶营妓，燕赵多美姝，宋产歌姬，蜀出才妇。”蜀中自古就出才女，卓文君白头吟怨，王昭君琵琶抒恨，薛校书花笺赋别，黄崇嘏男装酬志。五代时两徐妃能作宫词百首，花蕊夫人更是名动天下。降至宋代，江南文风大盛，但四川犹能与之分庭抗礼。开头提到的四个才女也能体现这一情况。而且两地才女有着不同的气质，以陆游身边的女子为例，唐婉唱和陆游的《钗头凤》柔婉哀艳，自是传颂不绝。而陆游在四川的时候还有一妾，有一次陆游回来晚了，见她不高兴，忙陪笑哄她，她却作了一首《鹊桥仙》回应：“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工夫咒你？”纯用口语，轻快俏皮，别具风味，让人忍俊不禁。虽然与唐婉的词风格迥异，但也可以并立千秋。
然而到了明代，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明代开始，才女层出不穷，蔚为大观，闺媛、名妓争先恐后地涉足文学，成为近古文学一道新艳的风景线。考诸明代才女籍贯，我们会发现，她们十有八九都出于江南，尤其是环太湖的苏州、湖州、常州等地。有明一代，无论经济，抑或人文，真是名副其实的“地陷东南”！而过去号称女子多才的蜀地，却找不出几个才女来，杨慎的妻子黄峨几乎就是唯一的亮点。
因明代四川文化本身就大大落后于江南，与之对应的才女稀少，似乎也并不奇怪。真正奇怪的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江南人却依然津津乐道于蜀女多才。绍兴徐渭作杂剧《女状元移花接木》，写成都女子黄崇嘏女扮男装做官扬名；苏州李玉作杂剧《眉山秀》，写苏小妹与秦观争才；绍兴孟称舜的杂剧《娇红记》，写眉州通判之女王娇娘和成都表哥申纯的爱情，更是被列入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如果说，他们还主要写明代以前的蜀中才女，那么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中则直接对明代四川才女进行评述：
〖“蜀女多才，自古为然。至今两川风俗，女子自小从师上学，与男人一般读书，还有考试进庠做青衿弟子。若在别处，岂非大段怪事？”〗
按照他们的说法，明代蜀中才女应该很多，可实际情况是，今天流传下来的明代四川女性文学作品非常少，完全不能和江南相提并论。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矛盾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文人说话往往不经大脑，那些江南才子道听途说，夸大其词，把蜀女多才现象加以了渲染；另一方面，可能是四川离全国统治中心比较偏远，地理上的闭塞，使很多女子的名字和作品湮没不存。四川历代知名文人数量在全国比起来都不多，但质量却很突出，其实，如果没有数量上的规模，是不可能有质量上的出类拔萃的。那些让世人惊叹的蜀中文豪，都是走出盆地才名扬天下的。没有走出盆地的四川文人则不为世人所知。而古代女人深居简出，“可怜不遇知音赏，零落残香对野人”，更容易被埋没。明清之际的战祸也使四川明末之前的典章文物扫地一空。在张献忠肆虐蜀地的时候，川东就有女子以极快的速度在壁上题写长诗表志，在那乱世长夜中留下了一抹稍纵即逝的灵秀之光。
从明代文学家杨慎的家庭可以看出当时四川似乎应该存在过一批才女的。杨慎的母亲黄氏就知书能文，在杨慎很小的时候就亲自教他作诗；杨慎的原配张氏也能诗。张氏逝世后，杨慎续娶黄峨，更是成了明代著名的才女。正如前所说，没有数量上的规模，也不会有历史上的巧合，不可能明代四川仅有的才女就偏偏让杨慎遇到了！只能说，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和战祸的影响，很多闺媛芳名和作品都消失在了历史的尘烟中了。黄峨几乎成了唯一的例外，尤其值得珍惜。
黄峨，字秀眉，四川遂宁人，是工部尚书黄珂的女儿。杨慎是在原配张氏去世后娶的黄峨，而黄峨出嫁的时候已经二十二岁了，在古代可谓少见的晚婚。新都杨家老宅有一株石榴，夏季一树繁花，艳丽无匹。黄峨由石榴不开于春季而盛于夏季，想起了自己迟迟才婚嫁的经历，于是写了一首《庭榴》：
〖移来西域种原奇，第一绯英上苑枝。
不到秋深丹结实，独于夏午艳垂枝。
已嫌桃李开何早，略笑芙蓉发亦迟。
万点落霞明照眼，彩衣金屋正相宜。〗
字里行间流动着一个新婚少妇的自信与喜悦之情。杨慎和黄峨志趣相同，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