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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常恨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自是人生常恨水常东……”
但凡中国人，但凡识点字的，对李煜写的词多多少少都会记得一些，一首低吟浅唱的《虞美人》，便可名传千古，让后世人都记住他——这位遭逢灭国之痛，却才情绝世的南唐后主。但也是这首哀唱亡国之痛的词，让李煜丢掉了脑袋。翻开李煜的历史资料，上面写到：
“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南唐中主第六子。徐州人。宋建漫年（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李煜聪颖过人，博通众艺，书法自创金错刀、摄襟书和拨镫书三体。画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别为一格。又通晓音律，精别雅郑，既自度《念家山曲破》、《振金铃曲破》等曲，又曾与昭惠周后审订《霓裳羽衣曲》残谱。兼以富于藏书，精于鉴赏。诗文俱佳，词则尤负盛名。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这便是这位才绝一代的文人皇帝的短促一生，也是可叹可怜复可悲的一生。
李煜的词，前期绮丽柔靡，有“花间”习气，虽是天然风流，但终究了少了生活的感受，文学价值稍低。李煜后期词作，因为有了切身之痛、灭国之苦，词风凄凉悲壮、意境深远，是绝代之佳作，正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终成为一代词作大家，奠定了其在中国词坛的“王”者地位。并且，为后来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上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和谐，天下间更无人能及了。这样的一位帝王，本应治国治世，却是政治失败，文坛传名，对他来说，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若他泉下有知，是否要说一声：“只愿错生帝王家！”
评价其人，是否以一句“亡国之主，词坛之王”来衡量？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好一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千年之后，再看后主，仍要为他的文采绝倒。亦为他留一声叹息。
布衣干政的悲剧
〔文／夏双刃〕
明末今种诗云：“从来天下事，只在布衣中。”今种便是屈大均的僧名，他还写过两句诗“垄上可能兴大楚，岛中莫便殉田横”。当时明室颠覆，一些仁人志士不忘国恨家仇，如顾炎武、黄宗羲、屈大均等皆隐姓埋名，等待时机。顾炎武更是远赴代北，开荒拓田，以为起事肇基，真是将他的“经世致用”学说发挥到极致了。
其实不仅明末，也不止是末世，即使在太平盛世，也往往不乏这种胸怀大志的布衣。“士”作为一个阶层或者现象，可以上溯到先秦，如春秋时有智退秦师的弦高，战国时代更有崛起于民间却主宰天下的苏秦、张仪。先秦精彩的士人政治对后世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但由于秦代以后的中国更多奉行压制文化的中央集权，布衣之志就总是显得不合时宜，这惘惘不平之气反倒是成就了众多的文学家，如李白、陆游等。
这其中，有两个遥相辉映的例子，也可以说是两个悲剧，因为两位主人公后来都被砍了头。第一个是汉武帝时的王恢，另一个是宋徽宗时的赵良嗣。他们无疑可以作今种所谓“布衣”的典型。
首先，他们都有强烈的家国意识，虽然先于明季，却真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奉行者。王恢不忿于汉朝开国百年之内对匈奴的和亲绥靖政策，上疏力谏在马邑进行诱敌伏击；赵良嗣原名马植，本是辽国的汉人世家大族，却不愿做“富家翁”，秘密联络宋朝使臣，献联金灭辽之计。他们这样做，也应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比如马植入宋后，就曾要求辞职，并阐明自己的“功成身退”思想。这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呵。
其次，他们胆略过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布衣干政十分不易。如马植那般秘密与宋使接洽，须冒极大的风险。而他们所献之计，后来也均被采纳。马邑之战虽因叛徒泄密而无功而返，但汉武帝在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主动出击，在元狩年间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马植的联金灭辽之计，最后也因宋朝愚蠢地收留张延一事而导发变数，以致弄巧成拙，这一点在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分析得很清楚。
再次，两人均受到当时与历史的不公正对待。由于客观原因而造成事与愿违，皇帝恼羞成怒，只好摘掉两个的脑袋来平息众议。事实上执行方面的不严密才是主要原因。更没想到的是，两人竟然在历史上遭人唾骂：王恢一直被斥为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马植更为惨酷，居然与童贯、朱勔、秦桧等人一同被列入“佞臣传”。
这使人想起“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老话。假使他们策划的事情最终获得成功，当然会流芳百世。但个人的渺小与悲哀正在于此，尤其是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有锐利锋芒，却剑开两刃，总是被使用者伤到自身，然后毁器以泄愤。
在帝权时代，这种布衣之志实在是很危险的。如王恢、马植这般能象自己的想法达于朝堂之上，然后付诸实施，已是极不容易了。而更多的优秀人才及奇谋妙策，国家根本就不屑一顾。如李白，他的理想难道就是诗人吗？但皇帝视之如声伎。再如北宋的陈东，他不过率青年才俊振臂一呼而已，救亡也好，惩奸也好……皇帝却毫不犹豫地将他砍头。这样看来，王恢、马植实已无须遗憾了。
谁明浪子心——娱乐圈里外的柳永
〔文／丛珺〕
柳永出生在官宦世家，在这一点上并不是我们想当然中的那样，以为他是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娱乐圈浪子。
其父柳宜先是在南唐做官，官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和监察部副职，宋灭南唐，他先是在沂州费县做过县长，后复通过宋太宗雍熙二年领导干部公选（科举）为进士，官至建设、水利、交通联合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柳永弟兄三人，哥哥柳三复、柳三接和他都以文名著，时文化圈中称其哥仨为“柳氏三绝”；三复、三接都是参加公开选拔领导（科举考进士）以硬本事考出来入仕的。柳永的五个叔叔全都是官场中人，官至副部级以上的就有两位。
从柳永的家世来推断，他在历史上似乎不应该给人留下这么一种印象：一个终身都与妓女纠缠不清的风流浪子。以至于在封建时代，搞得连敢给他作传的人都没了——“宁立千人碑，不做柳永传”，皆缘于柳永没有遵循传统读书人修齐治平的思想，恪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人生原则。我们现代人对他形象的错误认识，则缘于我们对那时歌伎这一职业的错误认识，其时的歌伎，绝非目下的“小姐”，相当于现今的歌手。柳永那时的职业，相当于21世纪中国娱乐圈子里的音乐名人，弹得一手好琴，谱写得一手好词曲。要是把柳永放到21世纪的中国，我敢担保票，他绝对红透两岸三地，名扬新马泰以及东南亚整个华人圈子。比之现代任何一个音乐人，柳永的天赋和才气都要高得多，文化底蕴也要深得多。
在那个年代，娱乐业人士不吃香。柳永也想走进官场当个领导，他为此也一直努力奋斗着。在柳永的人生中，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早一点得到最高领导的赏识而提拔重用，但这一切都因他自身言论的不谨慎，而使得这种机会丧失了。他很年轻时，便踌躇满志地参加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干部公选拔考试，志在必得的他却意外落榜。站在局外人的立场看这件事，我以为这是上天对年轻气盛的柳永的一次善意提醒：“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年轻人在为人做事方面尤其需要低调”。“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可是一向自负的柳永对公选失败除了是想不通，还是想不通！满腹的牢骚于是化成一首《鹤冲天》的歌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的年轻气盛和狂傲在歌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公选失败后的压抑心情得以十分痛快地发泄。这一过程，大有散打相声李伯清大师关于他乘汽车经典语言的气势：“你不搭，老子还不坐！”很多年轻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因逞一时口舌之快，后来却用一生的精力和努力来还这份“语言债”。同样，就是因了这次的一时口舌之快，柳永后来的仕途变得坎坷多舛。三年后，柳永再次参加公选。这一次笔试顺利过关，可是入围者名单送到宋仁宗手里，最高领导朱笔轻点，一下子就把柳永的名字抹掉了，还不无讽刺的说道：“何须浮名，且去填词！”柳大师写的歌词原来早已传到皇帝耳里。本来宋仁宗也还算是个流行歌曲追星族，可你这柳大词人的歌词内容写得太狂妄了点。
也不知道当时柳永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想来他会重重的赏给自己几耳光吧！就为自己一时之快，断了仕途，多不划算。关键是最高首长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