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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的是。今人做儿子多不知孝其父母，及至为父母便要责备儿子不孝，不知自己先不孝，儿子看好样学好样，自然习成不孝了。”〗
这一段话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其中的思想即使以今天的眼光衡量，也丝毫不见迂腐，其为孝之道，深得辩证法精髓，变通得很，由此明末社会风气也可见一斑。
每月初一，是村约大会，会中考察村民在“孝弟、力田、为善”三方面的进步。
陈瑚通过这种教化工作，劝导村民成为“乡中善人”，其作用究竟如何，因还未找到进一步的资料记载，目前还不得而知。
除了启蒙工作外，陈瑚还制定了一些细节化的制度解决日常民生问题，比如存粮保险制度。1648年夏，蔚村闹饥荒，为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陈瑚制定了“周急法”，平时在秋冬季存下五斗米，到春末如果粮食匮乏，就取存米供给。这就避免了村民因向富户借款而背下重债。除“周急法”外，陈瑚还建议村民平时尽可能节约用粮，节约下来的粮食妥善保存，以备在饥荒时可以食用。
在陈瑚的努力下，一些接受力强的村民渐渐脱颖而出，并成为陈的得力助手，如黄幼玉、钱中野、诸氏兄弟等，这些村民中的优秀分子在陈瑚因经济问题离开蔚村后，成为进行蔚村乡约改革试点事业的继承者。
陈瑚在蔚村三年，后因家庭原因及经济原因离开，此后陈又在其他地区做了些许类似的试点改革，但都没有在蔚村这么系统化。
由于史料的缺乏，蔚村的乡约试点改革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改革持续了多久，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多少辐射作用，现在还没有确切说法，甚至蔚村的具体地点现在也没有定论。从后世历史发展看，蔚村的改革终究未改变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治”状态，中国依然是“一盘散沙”。然而蔚村的意义依然未同凡响。
它至少说明中国未必一定要依赖外国输入的思想，获得自治的机会，中国依靠自己几千年来的智慧积累，同样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并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化之路。同时它也证明，中国拥有一条怎样辉煌的思想光谱，这部光谱不但体现了古人的不朽智慧，更能一直联系到今天，联系到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并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提供另一个或许也是更符合中国人习性的选择。
在蔚村埋藏了一个秘密，一个关于中国基层社会如何发展的秘密。所以，在今天寻找蔚村的下落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下落不仅是指蔚村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指中国之传统思想光谱的未来走向，知道我们曾经如何走过，也知道我们是否能够继续这样走下去。
张居正与何心隐
〔文／山涵秋隐〕
何心隐，明思想家。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早年放弃科举，接受泰州学派思想，致力社会改革，进行理想社会实验，曾被捕入狱。因参与弹劾严嵩，事泄后改名换姓，逃到南方。后在湖北孝感讲学，因反对张居正再遭通缉。万历七年被捕，宁死不屈，被杖毙狱中，肆尸都市。他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心是太极，性即是欲。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五伦中最重师友。被统治者称为“妖人”、“逆犯”、“盗犯”、“奸犯”。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政治家。万历年间任相时毁天下书院，禁聚徒讲学，推行一条鞭法等，这些措施遭到何心隐的公开反对。
闲翻明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其卷二齿豁条云：予尝有言，豪杰无平交，真人无知己。近世以来，如张江陵必杀何心隐，而心隐自谓必有江陵之缚。夫心隐何如人耶？当其面面相觑，不闪一谈，一恢弥天之网，沼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渊，驯其机彀。目精相喻，肝胆尽出，心隐再活不得一着，江陵再宽不得一筹，所谓真人之知己，非耶？
说张居正与何心隐是“知己”，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怪，可仔细想来，这话却大有意味。“知己”这词照字面来讲，无非是彼此相知意思，倒不一定要志同道合。还在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时，何、张二人见面，观点情绪尖锐对立，事后何心隐便预言：张“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中国古人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话，看来这倒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知己有德，士愿为之死；另一种则是知己有力，他可以致你于死，张居正与何心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何心隐到底是否死于张居正之手似乎是一笔糊涂帐，因为杖杀他的是湖广巡抚王之垣，然而心隐临死前对王之垣说：“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按容肇祖先生的说法，“杀何心隐的实情，不必出于张居正的意旨，而为媚张居正的人所发纵指示的”。其实，便是认定张居正为祸首也不算冤枉他，他在《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中说：“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谭废业。”而何心隐是为了讲学办学耗尽家财也不惜的，他办的宗族学校也许是古代中国最成功的“乡村教育”，张居正自是容不得他，至于动手，那当然不必亲自出马。清人金植《不下带编》卷一有云：“况他人耶？一分权势，一分造孽，非必自造，代之者众矣！”这的确堪称警语，好像是王阳明说过的吧，“心念一动，即是行了”，这在平民百姓恐怕还不至于出什么危险，可是在操纵权柄的人就不同了，若是有什么邪念或者恶念，那也许就真是“行了”，此无他，“代之者众矣”，张居正能不负一点责任吗？
作为一个政治家，张居正的才干在明代可称罕有其匹，乃至有人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之一相，张居正是也”，其万历新政之有功于国也是史有定评。然而他在小节上是不无可议的，《明实录》称他“褊衷多忌，小器易盈，箝制言官，倚信佞幸”也是实情，有时他的手段还相当辣。屈杀一个何心隐，在他当然只是一个小节问题，所谓小眚不掩大德。可是何心隐这一面看，这样说就未免太不公平，因为你的小节要了他的大命。
所以说，我们求知己，若是遇上一个表里澄澈、推诚相见、服我以德的知己，那自是值得庆幸的事，便是生命，虽说只有一次，也不必宝贝得舍不得拿出去；若是遇上一个有力的知己，今天与你诗酒唱和，明天保不定“小节”出了问题，弄得你胆颤心寒，那倒不如先就采取作揖主义，敬而远之，彼此不知的好。张居正和何心隐都是封建时代的人，这封建时代还真有些够呛的事，当年范蠡五湖泛舟去，算是够知趣（趣者，趋也，不妨如此一解），然而若是慢了一着，怕也要“士为知己死”的。
香草沉罗，血满胸臆；东山佩玦，泪渍泥沙——聊斋《公孙九娘》中的于七一案
〔文／殊心慈〕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
蒲松龄《聊斋志异·公孙九娘》的开篇笔底平易微澜下，实有汹涌，于七是蒲松龄的同乡，前明武举人，满清定鼎天下后，于七在家乡召众起义。明史学家LYNN·A·STUVES说：“根据史实，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可以说没有一处能逃过兵祸的侵袭。”国势危殆之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明代朝廷大员身上最先成了一句空话，自行溃败，望风披靡，“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倒是来自全国各地民间自发的抵抗一直风起云涌，而揭竿斩木对抗铁甲兵骑无异于以卵击石。于七的起义最终被镇压，接下来的连坐诛杀让胶东大地哀鸿遍野，人烟杳迹。尽管满清残酷的文字狱让史家和文人噤若寒蝉，但骇人的历史至今仍透过零星的文字滴血，如袁枚《子不语·人面豆》记述“山东于七之乱，人死者多。平定后，田中黄豆生形如人面，老少男妇，而耳目口鼻俱全，自颈以下皆有血影，土人呼为人面豆。”蒲松龄另有《鬼隶》“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
国殇背后是万千黎民的家难，蒲公在《公孙九娘》中继续写道：“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为之一空。”比起在扬州、江阴屠城后枯骨无葬的惨况果然“慈悲”。故事的开篇如此沉痛，继续铺陈的却是爱情故事：
十年后，一个莱阳书生来到济南祭奠在于七案里死难的亲人，暂住在寺庙下院。晚上，一位少年来拜访，竟是当年也枉死在于七案的同乡朱生，莱阳生惊怖不已，朱生说自己虽然已经是鬼魂，但怀旧事、念故人，让莱阳生安心，这次来是想托他主媒，把同样是鬼的莱阳生的外甥女嫁给自己，并邀请莱阳生来到自己所在的村庄。
这个庞大的村庄实际上是埋葬于七案死难者的乱坟岗，死者的鬼魂如同生者一样生活，莱阳生在这里见到自己的外甥女，她自幼丧母，由莱阳生夫妇抚养长大，十五岁才回到自己家，于七案中和她父亲一起被押解到济南，父亲被处死后，她惊吓而死。如今骨肉至亲得以相见，却阴阳两界，莱阳生与甥女不由相对啜泣，莱阳生对她说了朱生求婚的事，甥女有默许之意，正说着话，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走进屋里，忽见生人，忙转身回避，甥女拽住她，说是自己的舅舅，不需相避，甥女介绍姑娘名叫公孙九娘，栖霞人，是自己的好友，还是位善诗词的女学士。言谈间，莱阳生见九娘“笑弯秋月，羞晕朝霞”的娟娟静美，不觉心动。
待九娘走后，甥女觉察出莱阳生的心意，主动提出要为二人牵红线，莱阳生高兴之余又担心人鬼有别，甥女说他与九娘本有宿契，不用多虑，并约好五天后再见。五天后，莱阳生随朱生重回鬼村，见到甥女盛装打扮的迎接他，知道她已经和朱生完婚，甥女告诉莱阳生已经把他求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