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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刘邦欲王关中而派军扼守函谷关，项、刘两军之间便含有了较深的敌意。为了化解两军的对立情绪，也为求自保。刘邦亲临项羽军中解释，尽管充满危险，却也是不得己而为之。当此之际，刘邦的全部依靠便是早先的战友情份。有关刘邦在鸿门宴上的言辞，司马迁只记载了一句开场白，辞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仅寥寥数语，但非常厉害。这段话首先照顾到战友情谊，次及战略分工，再及无意立下大功，终及不详其名的小人“离奸”事实。战友情份原本存在，毋庸置疑，引发二人对立的乃是刘邦先行入关的新局面。对此，刘邦仅用战略分工及无意中建功便将自己已遭猜忌之处全部撇清。有此一说，项羽便或多或少能容忍刘邦得头功之事。鸿门宴上，刘邦绝不会只说这一句话，其余未见于史的言论，多半是亟言其对项氏的忠诚，以期平息项羽心中的杀机。须知，项羽对刘邦立头功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刘邦的重新效忠，就表明了要把名义上受其领有的关中之地拿出来供项羽发落。项羽兵不血刃就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如再要对刘邦动武，就显得无理之极，且在政治上得不偿失。
前面说过，在刘邦欲将关中据为己有的前提下，视关中为囊中之物的项羽联军自然会同仇敌忾与刘邦争夺胜利果实。一旦刘邦自愿放弃本应该归其享有的权利，则联军的斗志也必然会松懈。历史没有交待刘邦曾向诸侯军晓谕已决定放弃关中权利之事，但两军近在咫尺，又相互捻熟，刘邦要行游说也是极方便的事，且这种可能性极大。从历史的有关记载中或可看出刘邦这样做的蛛丝马迹。如樊哙在鸿门宴上责备项羽的话与刘邦对项伯之言及项伯开说项羽之辞如出一辙即可为证。樊哙说：“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13＇刘邦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14＇樊哙说：“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15＇刘邦曰：“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16＇樊哙说：“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17＇项伯曰：“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18＇上述言辞明显地掩盖了刘邦欲王关中拒诸侯入内的事实，又如此一致地义正辞严，显得受了莫大的委屈。这显然是事先对好口径的缘故。而这些用在项羽面前洗刷刘邦的言辞，也完全可以拿到联军中广为传布，以正视听。项伯可能已经为刘邦这样做了，刘邦也可以派出部下到联军中宣传，甚至随刘邦赴宴的百余随从也可在项羽军营内大肆宣扬。一旦这种对刘邦的洗刷在项羽部队中扩散开来，那么，无论是对刘邦部动武，还是对刘邦本人动武，都不能得到联军甚至楚军的全力支持。这种前景，刘邦知道，项羽也知道。因此，樊哙所说“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19＇的前景，确实令项羽慎重对待杀刘问题。道义上的压力决非可以忽略不计。
【三、项羽的立场及其对策】
由于刘邦拱让了关中之地的主宰权，项羽所面临的形势已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不论是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剿灭刘邦已不再是项羽的当务之急。根据项羽日后的行动推断，此时项羽有两大宏愿，其一为灭秦社稷宗室以泄愤，其二为总揽天下之权。任何事情，包括对刘邦的处置在内，都应以不妨害此两事为度。项羽“才气过人”＇20＇，他自然知道刘邦的不同凡响之处。经过鸿门宴前的诸般风波，兼之项羽已动过杀机，刘项关系已不可能和好如初，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放眼当时，可以对项羽未来统治模式构成威胁的，也只有刘邦一人。如以此为意的话，确实应该按范增的策划，将刘邦杀了干净。但杀刘是有代价的。后人根据刘项相争的最后结局，或者对此代价视而不见，作为当事人项羽则无法不正视这种代价的沉重存在。此代价即为，由杀刘引发的关中大乱。此话绝非危言耸听。须知，秦亡之后，天下的两支精锐为由刘邦和项羽分别统领的楚军。虽然项部更加强大，但刘部也是百战之师，其实力不容低估。若杀了刘邦，其部众群龙无首，竟尔屈服，关中固然不会乱。一旦刘部不肯就范，以武力相抗，则局面不易收拾。楚军内讧一起，旧秦民众或许会重新集结在秦国宗室的周围，与诸侯军队周旋到底。秦民训练有素，又已归顺了刘邦，刘邦遇害势必使秦人更畏惧项氏的暴虐将加诸己，其将作殊死抗争，亦在情理之中。大乱一起，无论是灭秦宗室还是总揽天下之权，都将成为泡影。这种风险，项羽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尝试。所以，项羽很爽快地接受了刘邦的归顺。而这与当初欲剿灭刘邦竟毫不矛盾。道理很简单，刘邦不归顺，则灭秦宗室及总揽天下之权均无从着手。至此不难看出，项羽欲灭刘邦也罢，欲纳刘邦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两大宏愿，绝不允许节外生枝。何况刘邦的归顺，使得刘项关系与项羽心目中的固有模式相一致，在这个前提下，也使项羽愿意保持与刘邦的战友情谊。
尽管项羽据情据理已决定不杀刘邦，但他对刘邦的怨气还是有的。其根源在于刘邦抢得了灭秦的头功，即使刘邦拱让出关中的主宰权，这种怨气仍然未消除。日后项羽废止了楚怀王心的主约权，其底蕴即为怀王的战略部署使项羽后天下约＇21＇。这种局面的产生，项羽自己或许应负一定责任。秦军投降时，刘邦尚未攻入旧秦，若项羽毫不懈怠，未必会落到刘邦后面破秦。更有甚者，从项羽取得军事优势到秦军归降，时间长达半年之久＇22＇。如果项羽加紧进军，恐怕更要先于刘邦灭秦。但项羽没有自责之心，即便有懊悔之情，也转化为迁怒于人。当然，到刘邦屈服之后，项羽的怨气表现得有所克制。而鸿门宴上，项羽对范增做出的杀刘邦的暗示默然不应，而对项庄别有用心的舞剑也听之任之，这些都可视作为项羽既如愿以偿又怨气逼人的矛盾心态的具体表现。由于项羽当时已无诛刘邦之心，所以他才能容忍樊哙的无礼冲撞。综合项羽的言行变化，是否可以这样说，刘邦在鸿门宴上的处境只是有惊无险。后人将此结局归咎于项羽的沽名钓誉或许还有几分道理，但指责项羽错过了解决日后政敌的良机则是误会了历史。若项羽有心杀刘邦，鸿门宴并非唯一的机会。准确地说，从鸿门宴起到分封后诸侯归封，其间长达4——5月之久＇23＇，关中之地始终受项羽控制，他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除掉刘邦。因此，在鸿门宴上，项羽失去的不是诛刘良机，而是失去了诛刘之心。总括起来，刘、项二人在鸿门宴上各得其所：项羽如愿以偿，刘邦得到不再绝望的处境。只是刘邦吃亏了一点。
至于沽名钓誉一说，也不能极尽项羽的当时心态，项羽灭秦宗室殆尽，烧秦宫，废怀王之约，甩开怀王自行分封，皆率性而为，又何曾见其作声名之想。其行事如此，是否会在刘邦问题上以声名为虑，值得怀疑。依笔者之见，项羽对刘邦始终存有戒心，之所以不将其除去，不外三种因素在起作用。第一，刘项原本相得，且有兄弟之约。第二，项伯为刘邦说情，项羽总得给这个面子。第三（也许最为重要），项羽自以为已有消除刘邦这个隐患的万全之策——他想通过分封来规划刘邦的未来。早在接受章邯投降时，项羽就封章邯为雍王。雍即秦之代称。项羽此举似乎已在防范可能有人要在他之前入关灭秦。分封时，项羽仍保留章邯的雍王称号，并将旧秦一分为三，分给秦国三降将，以示自己无染指关中之心。这种做法有前例可循：周武王灭殷，即将旧殷之地仍封给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以期以旧人治旧地，起安抚之功。项羽以“巴蜀亦关中地”＇24＇封刘邦为汉王。此举即虚遵了怀王之约，也照顾到战功及兄弟之约，又将刘邦遣至偏远不致为害，可谓一举三得。
项羽的这一举措可以称得起“用心良苦”，且十分恶毒。巴蜀乃旧秦流放犯人及其亲属之地，其开化程度较低，自古以来其被视为化外之地，而为包括楚人在内的中原各国所蔑视。刘邦部之中坚均为楚人，让其入居巴蜀，不仅习俗上不适应，心理上也必拒斥之。项羽有言：“富贵不归故乡，如绣衣夜行，谁知之者。”＇25＇此话虽非定是项羽的肺腑之言，但也是人之常情。刘邦部众为灭秦而出生入死，胜利后却领受了去偏远之邦的官爵，显然会人心不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刘邦归封的路上，就发生了部将大批逃亡现象。此情况的出现或为项羽事先已能料定，而这又促使刘邦提早发难，则为项羽始料未及。在封锁刘邦可能的东归之路方面，项羽除安排秦三降将王关中之外，又在汉中以东依次封亲楚的赵将申阳为河南王、楚柱国共敖为临江王、楚将吴芮为衡山王、楚将黥布为九江王，自西向东对刘邦层层设防。而此防线最终没有起到拦截作用，则非其所能逆料。
总而言之，在鸿门宴这一回合交锋中，项羽并非像世人心目中那样是个中了刘邦缓兵之计的行为幼稚的莽汉。在如何处置刘邦及如何处理未来局面方面，项羽所作所为也都是竭尽心力了。在处理与刘邦关系问题上，其心思之周密，似与刘邦在伯仲之间，丝毫不比刘邦高尚或光明磊落。但不论刘项如何勾心斗角，都无法抹杀两者间曾有过的亲密关系。即便到了双方在战场上你死我活之际，这种关系仍在左右双方的行为，以至于双方尽可能不做得太绝。最终，取得胜利的刘邦在安葬了项羽之后，居然还为之举哀，洒泪而去＇26＇，足见两人的早先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