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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月，《神州女报》第二号发表《吊秋璇卿女士文》，徐自华的《为秋瑾营葬事致吴芝瑛女士书》及《哭秋璇卿女士》，《哭秋女士》，《哭秋瑾娘》，《挽秋璇卿女士联》，《挽秋女士瑾》等大量诗词、联语，其中不乏“惨成七字狱，风雨断肠天”这样令人长久难忘的 沉痛诗句。
陈勤还和吴芝瑛等一起，通过各种关系把秋瑾的遗稿交给各大小报刊乃至《万国公报》 发表。
徐自华曾和秋瑾在浙江浔溪女学共执教鞭，两位才华不凡的的女杰，相近的身世，相同 的志趣，使她们订下了文字之契，结成生死之交。她们结伴泛舟西湖，有过埋骨湖山之约。所以秋瑾遇害之后，她和另一位才女吴芝瑛风雪渡江，将秋瑾移葬西湖，她写的墓志铭，吴芝瑛的书法，加上金石名家胡菊龄的篆刻，号称“三绝”。她创立“秋社”，守护先烈的英魂，耿耿忠心数十年，至死不渝。
少年英俊的《孽海花》作者、江苏常熟人曾孟朴不仅带头与30多人联名电奏抗拒张曾扬调任江苏，而且在秋瑾被害第三个月就在他主持的上海《小说林》第五期上一口气刊载了秋瑾遗诗21首，第六、七期连续发表徐寄尘的纪念文章《秋女士历史》（1907年11月）和《秋瑾轶事》（1907年12月）；接着刊出了多种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戏曲，小说有包天笑的连载长篇《碧血幕》，戏曲有吴梅的《轩亭秋》杂剧，龙禅居士的《碧血碑》杂剧，啸卢的《轩亭血》传奇等，只因《小说林》出到1908年9月就停刊了，这些作品大多没来得及登完。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传奇（又名《中华第一女杰轩亭冤传奇》），写成于1907年9月9日，距秋瑾遇害仅三个月零三天，其中有《叙事》一篇说：“秋瑾何为而生哉，彼生于自由也；秋瑾何为而死哉，彼死于自由也。自由为彼而生，彼为自由而死。”
1907年9月下旬，古越嬴宗季女的《六月霜》传奇，由上海改良小说会社出版单行本。
同年，黄民编《秋雨秋风》史料由竞存书局出版，此外还有大兴书局石印、佚名编的 《鉴湖女侠》和广东铅字排印本、沧桑客编的《秋女侠冤狱汇案》史料。
1908年，上海复汉社印行了《流血女杰秋瑾》诗文集。1909年，陈勤创办《女报》月刊，在第三期后专门出了湘灵子编的《越恨》等增刊，这是有关秋案比较完整的专辑，收集了当时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有关秋瑾一案的史料。
可以说，直到清廷垮台，在这片秋瑾洒尽全部热血的大地上，有关她的书一直没有中断 过出版，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值得庆幸的。
秋瑾之死的创痛长留在一个民族的记忆深处，因而她的面容才一而再地浮现在我们的面 前。
众生平等与景阳冈打虎&秋瑾被杀害之后傅国涌：秋瑾被杀害之后（四）
秋瑾弟弟秋宗章曾在《国闻周报》（14卷22期）发表过一篇《六月六日与李钟岳》，详 细叙述了山阴（绍兴市那时分山阴、会稽两县）县令李钟岳在秋瑾被害前后的言行，及最后自尽的选择。
李钟岳，字崧生，别号晴岚，生于山东安邱，耕读传家，进士出身，先后任浙江江山、 山阴县令，深得民心，所以离任之日有数千人自发送别。贵福在决定逮捕秋瑾之前把案子交给他和会稽知县李瑞年会同办理，他曾多次委婉陈辞，遭到贵福否决。1907年7月13日，军队荷枪实弹包围大通学堂之时，他在现场，曾在门外向士兵大呼“但加逮捕，弗许伤害”。
秋瑾被捕后，先是押在山阴狱中，贵福要李钟岳严刑拷问，推其本意恐怕是他不想担当 杀士的恶名，所以企图借李的手杀秋瑾。
第二天，李钟岳仍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 人”这七字传世的绝命诗。秋瑾遇害两星期后，张曾扬致电贵福：“报纸中载：该匪当堂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当日，贵福复电“七字在山阴李令手，已晋省。”可见实有其事。
贵福怀疑李钟岳偏袒，有意开脱。在得到浙江巡抚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 立即召见李，令他执行。李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好一句“供、证两无，安能杀人？”，百年之后依然掷地有声，这是人性、良知的声音。
有史料说：“既而斩决秋女士，竭力阻拒，几至冲突。”应是可信的。然而他的争执是无 效的，杀人的命令已下，口舌之争已属无谓。
时已子夜，他提审秋瑾，告诉她“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谅之也。”说完，这个父母官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秋瑾知道生命的终点马上就要到了，她提出了三件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三、 不要剥去衣服”。李钟岳，一个小小县令，他答应了二、三两个要求，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杀人要砍头，如果是女子还要剥去衣服似乎都成了习惯，秋瑾并不畏惧死亡，她想捍卫的只 是一点点做人的尊严，不要身首异处，不要在被杀之后把纯洁的躯体暴露在这个罪恶的天地之间。李成全了她最后的两个愿望，使她从容走向绍兴轩亭口。
秋瑾被杀，贵福又令李钟岳去秋家搜查军火，当然是什么也没查出。
他身处官场，却天良未泯，不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既不肯逼供，查抄军火又无功而返，竟然还提出无证不可杀人，因此得罪了顶头上司，贵福他们当然容不下他，不久他就被撤职。目睹秋瑾的死，贵福他们的横暴而无能为力，在离开绍兴前夕，他“将大堂所陈天平架等劈毁”，并留下了“若借此想见好上台，便是禽兽”这样的话。
在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李钟岳每天反复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 话，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认为自己无能让秋瑾活下来，别人虽可原谅他，但自己却受到良心的责备。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此泣下。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在良心的自责下，他几次自杀未遂，但他死志已决，最终自缢于屋旁，终年53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噩耗传出，无论识与不识，都为他叹息。
另有一人，是绍兴“府署刑席”，我们只知道他姓陈，绍兴人，“闻以办秋瑾案为不然，告病辞去”。
在文明的阳光没有照到的时代，在普遍的人性没有觉醒的时刻，李钟岳，一个地方官的 选择，呈现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1912年7月21、22日，《民主报》连续报道《西子湖滨之血泪》，《新浙江潮》主笔王卓夫说：“李公为专制时代良吏，既因秋案如是，乃附祀秋祠以光泉下，该社均表同情。”
至于张曾扬想调任江苏，遭到当地反对，离浙不久就抑郁而死。贵福想调任浙江衢州不 成，调安徽被当地所拒，最后只好改名换姓。
会稽知县李瑞年后来被委为萧山县知事，沈定一通电反对，指他为秋案祸首，也没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