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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学家大哲学家，每天都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新的真理。现在呢？“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它们其实比“儿时”新鲜得多了。我于是想念“儿时”，祷告“儿时”。
完全可以将《“儿时”》视作是《多余的话》之一部分的先期写出和发表。本来早已信仰了共产主义并立誓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而奋斗终身的瞿秋白，现在却感到自己是一个“生命没有寄托的人”。在感到生命失去了寄托的同时，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怅地怀念起“儿时”来。他怀念得之所以如此深情，无非是因为“儿时”的人，有着种种寄托生命的可能性，他可以选择做科学家，也可以选择做哲学家，还可以选择做其他各种正当有益而又干净有趣的事业，是因为“儿时”的生命是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各种各样美好的图画。而他之所以如此惆怅，是因为“中年”的他虽感到原有的生命寄托已经失去，但却无由重新选择生命寄托；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生命虽像一张画满了错误图案的纸，但却不能把这些图案抹去重来。在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怅地怀念和祷告着“儿时”时，是多么渴望能从“中年”回到“儿时”，让生命重新开始；是多么渴望此生的一切原不过是一场恶梦，一觉醒来，仍然躺在母亲的怀里。
在《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下达之后，瞿秋白马上写了这篇《“儿时”》，但却并没有马上拿出去发表。想来，其时的瞿秋白对于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还有着顾忌。临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要他去中央“苏区”的决定。要瞿秋白离开上海赴“苏区”，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在政治上瞿秋白已被打翻在地，当然谈不上“苏区”有什么工作非他去担当不可，而以瞿秋白的身体状况，无疑留在上海更适宜。但信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同志”，却偏是既不让他好好“工作”，又不容他好好“养病”。当时，有人劝瞿秋白以身体需要调养为由争取不去，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6）早把命运交给了“革命”的瞿秋白自然只能服从“革命”的安排。瞿秋白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即允许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却被莫明其妙地拒绝。对此，有论者这样评说：“在全党一派无情斗争声中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是好意吗？他的心情能舒畅吗？于是不准这个重病号要求生死与共的夫人同行，也就可以明白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的‘决定’了。就是人身迫害！当时有同志实在看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同志为他而去作无畏（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如果要讲一句俗话，简直是太窝囊了。然而如若不窝囊一点而表示半点不满，就更没法活了。”（7）对于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投身了“革命”，实际上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即便在思想上、情感上已与“革命”的极大地疏离，在行动上也只得与“革命”保持一致。他已经没有为自己重新选择道路的“权利”，只能老老实实地被“革命”牵着走，哪怕明知前面是“党内同志”布下的陷阱，也无由后退。这时，对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儿时”的怀念一定又袭上心头，于是，在离开上海不久前的1933年12月15日，瞿秋白从抽屉里拿出放了两个多月的《“儿时”》，交《申报·自由谈》发表。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5）
四1934年1月7日的上海之夜，雨雪交加。就在这雨雪交加中，瞿秋白永别了妻子杨之华，踏上了去“苏区”的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连同各路人马开始了“长征”。瞿秋白当然要求随中央机关“长征”。然而，这要求却被断然拒绝。就像当初想留在上海不走却不得不走一样，这回是想跟着走却不准走。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对有关“长征”和人员去留问题，曾有这样的回忆：“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8）让瞿秋白这样的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打游击”，真可谓滑稽之至。当然，“打游击”是假，“甩包袱”是真，“借刀杀人”是真。从苏联时期起，“党内同志”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于死地，待到1935年2月瞿秋白以“共党首领”的身份被国民党军队抓获，他们也就如愿以偿了。对这一切，瞿秋白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明白了瞿秋白投身“革命”后在“革命阵营”内的遭遇，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以最后的生命时光来写《多余的话》了。实际上，瞿秋白早有满腔悲哀、屈辱、悔恨渴欲一吐为快。而在此之前，也在按捺不住时有过零星的吐露。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说：“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自然比这篇文章要轻微得多，也婉转得多。尽管是迂回婉转，还是说了不少的过头话”。如果说写给丁玲这些信已经预告着《多余的话》的怀胎；而离开上海前公开发表《“儿时”》，则表明《多余的话》已经孕育成熟。
明白了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也就能明白他为何在《多余的话》中写下这样的话：“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明白了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也就能明白他为何在《多余的话》中写下这样的话：“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Ο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半个多世纪以后，接续着瞿秋白的这种“感受型反思”的，是韦君宜。韦君宜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积极投身“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1949年后，也可算是中共高级干部。1994年，韦君宜出版了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对于延安时期“抢救运动”的残酷无情和荒谬绝伦有深刻的揭示，对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有十分耐人寻味的表现。1998年，韦君宜出版了回忆录性质的著作《思痛录》，对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和1949后的“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革命运动”有冷峻的反思。之所以说韦君宜的反思是瞿秋白式的，是因为韦君宜同瞿秋白相似，反思中的思维活动始终不离自己的经历、感受，很少进入抽象的理论思辨。关于韦君宜的反思，已有许多人作过评说，尤其《思痛录》出版后，在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2001年，大众文艺出版社了《回应韦君宜》一书，其中收录了数十篇对韦君宜的反思进行论说和阐发的文章。因此，我在这里就不对韦君宜的反思多作赘语，只将韦君宜的反思与瞿秋白作些比较。
首先要说明的是，瞿、韦二人的反思虽然立足于自身的经历、遭遇，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之所以反思，仅仅是因为个人在投身“革命”后饱受苦难。驱使他们对“革命”进行反思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在《多余的话》正文之前，瞿秋白借古人语作卷头引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正是对“革命”的“心忧”，促使瞿秋白不顾身后的荣辱，提笔写下了《多余的话》。《多余的话》刚开始，瞿秋白写道：“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