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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为人秽也。”其实吃肉时，用刀割开后也是用手抓着往嘴里送的。正因为手与直接进口的食物接触，所以古人饭前要洗手。《管子·弟子职》：“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摄衽盥（guàn，灌。洗手）漱，跪坐而馈。”《左传·昭公二十年》：“华亥（宋大夫）与其妻，必盥而食所质（抵押）公子者而后食。”现在一些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着这种吃法。
最初食器直接放在席上，后来有了托盘，即放在托盘上再上席。托盘为长方形或圆形，四足或三足，古代叫案。《汉书·外戚传》：“许后朝皇太后，亲奉（捧）案上食。”《后汉书·梁鸿传》：“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这两位妇女能够捧举，是因为食案既小且矮。古书上还有所谓书案、奏案，其实即食案的演变。《后汉书·刘玄传》：“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击）破书案。”《资治通鉴》：“［孙权］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曹］操者，与此案同。’”
以上所述古人饮食的状况，是古代诗文中常见的，实际上多数都是贵族富人的所食所用，贫苦人是很难享受到的。贫困者的生活在古代诗文中虽然也有所表现，但大多不够详细具体，因此，富贵者的饮食状况与我们阅读古书、了解古代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关系更为密切。
古代贫苦劳动者的饮食跟社会上层人物有着天壤之别。一方面“食前方丈”（见《孟子·尽心下》，赵岐注：“极五味之馔食，列于前，方一丈”），另一方面“饥者甘糟糠”（《史记·秦始皇本纪》）。因此在古代文学的优秀篇什中，常用对比的方法揭示这种差别。例如《韩诗外传》卷七：“三斗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粟”；《淮南子·主术训》：“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罴（指苑囿中所养的野兽）厌刍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是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有的，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从来没有间断过。
第三编 宫室和起居
对于古代的房屋建筑，在儒家的经典上有不少记述，历代学者所做的考证也不少；古代的礼制中对人在建筑物内的活动也有不少细致甚至繁琐的规定。但是，如果从大量的诗文作品中考察，并核之以古代建筑遗址地下挖掘的情况，则经典上所写的有好多并非事实，而对于人们起居的规定也并非都是当时的情况，有不少是著书立说人的理想或后代人的附会。例如《周礼·考工记·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应是帝王宫廷的大体布局。祖即祖庙，社为祭社神、稷神之所，二者分别建在宫廷的左、右。朝为群臣朝会处，市为城中市场，一前一后。但是实际上直至唐代这个建筑格式也并未用于实践；反而是元、明、清才按左祖右社安排，这显然是在附会“古制”。而其间也有所发展。例如若依《考工记》，祖、社应在宫廷的正左正右，而明代则分别建于左前方右前方（即今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这是为了使祖、社与宫廷本身连成一个大的群体建筑。倒是元大都对祖、社的安排与《考工记》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要了解古代的建筑和人们生活起居的情况，还应该从古代的作品中“就事论事”，因为古代文人写作时虽然也会有所夸张，不无浪漫、理想的色彩，但任何人构思落笔都不能脱离现实的启示和局囿，所以他们写下的更为可信。当然，儒家经典中的记载也并非毫无事实作根据，因而也值得参考。
一、宫室
１．穴居与版筑
我们的祖先，最早是穴居：从原始人利用天然崖洞以避雨雪风寒，发展到在平地上建造浅穴式的房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没有脱离一个“穴”字。《周易·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我们的古人是早就考察了人类居住条件的演变过程的。这从一些汉字的形体和意义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说文》上说：
穴，土室也。
窨，地室也。
*［上穴下怱］（窗），通孔也。
窮，极也。
窘，迫也。
说穴为土室，窨为地室，当是古代生活和语言的遗留。现在北方还有“地窨子”（地下室）的说法，而穴已经变为孔、洞的泛称，看不出古人穴居的痕迹了，需借《说文》以明字的古义和古人居住的情况。窗（*［上穴下忽］）字从穴，说明建筑上的这一设施是由穴居时代就有的：在穴壁上开孔即为窗。窮（今简化为穷），穴下一个“躬”字，躬即身体。这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即窮字既从躬得声，又表示一个人进入穴室中。穴室只有一个出入口，人一直往里走是没有“出路”的，也就是走到了尽头、顶点。古代穷与达相对，达即通达，畅行无阻，然则穷的本义即无路可走。窘迫的窘也从穴，也是因为以人在穴中表示受困的意思。
地下的挖掘也证明了远古穴居的事实。山顶洞人距离文明社会还很久远，我们不去管它。西安半坡村原始社会遗址则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这个遗址中的房屋有两种：方形的多为浅穴，深五十至八十厘米。穴的四周紧密地排列木柱，并从外面敷上草或草泥以形成墙壁。其他地方发现的浅穴式房屋，也是从地面下挖一米左右。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半地穴式的房屋中央（有的略靠近门口）都有一个灶坑，这个坑当然也是穴，因此灶字古写作竈、竈，也从穴。在半坡村也发现了建在地面上的房屋遗址，墙壁也是用排木敷以草、泥而成。随后，大约在商代，已经大量使用版筑的方法立墙，当然，半穴式的房屋仍然存在，但大概只是奴隶的住所：墙壁厚实而又全在地上的房子总比浅穴舒服。
所谓版筑，现在叫干打垒。其筑法是：先在地上立两行木柱，柱里放板，两行木板之间填以黄土，用夯一层层夯实，然后撤去板、柱。《孟子·告子下》：“傅说（yuè，悦）举于版筑之间。”傅说是殷高宗武丁的名相，据说当初他曾在傅岩为人筑墙，后来被武丁发现起用。这件事，在《墨子·尚贤》等处也有记载，结合商代遗址的挖掘情况考察，说武丁时已有版筑，是可信的。《说文》：“栽，筑墙长版也。”“牏（yú，于），筑墙短版也。”所谓长版，即墙两边的版，因为墙长，宜用长版；短版，即墙两头的版，宜短。单是墙版名称就已分得这样细，可见版筑一业是很发达的。
夯土、版筑的出现是古代建筑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这种技术不但可以提供坚固、保温防暑的房屋，而且可以就地取材，施工方便迅速。版筑后来也应用于筑城墙、修堤坝，而且经久不废，从殷商一直沿用至今。在制砖技术未被广泛应用的时代，即使是最高统治者的住房也要用版筑。《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厚敛以彫（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杀之，真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晋灵公所雕的，即版筑的土墙，在当时已是极为奢侈的举动，因此作为其“不君”的三个罪状之一，与戏弄坑害百姓（一说大臣）、草菅人命并列。旧题汉无名氏所撰的《三辅黄图·咸阳故城》说：“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木即屋柱，土即墙壁。从现代的地下发现看，砖的使用到汉代才较普遍，秦始皇宫室之墙以土夯成再涂以颜色是可能的。
往墙上涂抹白灰使之光滑洁净并防雨水冲刷的破坏，在古代叫“圬”（wū，污。又写作朽）。《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圬人以时螟（mì，密。涂抹）馆宫室。”《论语·公冶长》：“朽木不可雕也，粪土（脏土）之墙不可朽也。”脏土缺乏黏性，筑墙不牢，墙面既不平整又难附着涂料，所以说不可朽，且与朽木并列。
自从居室从浅穴演进为地面建筑后，便又相应地产生了一批反映这种新型居住条件的文字，例如室、家、宅、宗、安等。这些字都从宀，在古文字里作*，正是版筑房屋的正面或侧面的形象。
２．城市布局
春秋时期以前的城市，是周天子和诸侯们居住和统治全国的中心，城市里的手工业主要是为君王贵族服务，商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因此城市的规模比较小。《周礼·考工记·匠人》：“匠人营（测量、建造）国（京城）方九里，旁三门。”方九里，指城的每边九里，即九里的平方。据说当时以五步为三丈（双足各跨一次为一步），一百八十丈为一里，计一里为三百六十步，则古里小于今。《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诸侯下属的城市）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诸侯国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一雉为三丈长、一丈高，这里说的百雉，只着眼于长度。百雉为三百丈，既然是三分国都之一，则国都每边应为九百丈，五里。如果《考工记》和《左传》的记载可靠，估算起来，周天子的京城约相当于北京的皇城，诸侯（例如郑国）的国都则略大于故宫。
到战国时期，城市日趋繁荣，面积扩大，例如《史记·苏秦列传》上说齐的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七万户的人口总有三十多万了，其城的规模可以约略想见。又如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城址为两个方形的不规则结合，东西约八千三百米，南北约四千米，与明清两代北京的内城略同。
从已发现的战国诸国的城市遗址看，城的四周都有夯土筑成的城墙，有的还有通贯全城的中心街道和与之垂直的若干小街，说明当时的城市已经开始有较为统一整齐的规划了。
汉代首都长安，由于先建宫殿后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