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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事变爆发，随着日人侵华战争的扩大，台湾也跟著实施战时体制，思想统制日见加强。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在这种情况之下，以过去的文学理念已无法再事写作，况且很多的文艺工作者相继到中国大陆去，就是留在台湾的，也都把笔暂时搁起，静观时局的演变。王诗琅：《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原载《台湾文艺》1卷3期，1944年6月；收入《台湾新文学重建的问题》（王诗琅选集第五卷），（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134页。
对于作家杨逵而言，战时环境氛围的高压和个人遭遇的艰难，使他重新陷入了困境。七七事变前夜，为了拯救濒临危机的《台湾新文学》命运，杨逵于1937年6月再渡东瀛，以谋求日本进步文学界的支持。他四处奔波努力，会见了《日本学艺新闻》、《星座》、《文艺首都》等杂志的负责人，建议设置台湾新文学专栏，为《台湾新文学》提供合刊发行的合作前景，以便在台湾报刊中文专栏被废弃的危机形势下，保存一份台湾文学的种子。这种建议获得日本进步文学刊物界的同意和支持，杨逵又看到了希望的前景。
然而，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杨逵所谋求到的希望前景终归破灭。杨逵到日本不足一个月，日本军国主义就发动了侵华战争，并加强了对国内文化界的压迫和控制，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一次，因为日本天皇的出行，沿途地区皆被日本警察加以突袭检查。此时住在本乡小旅社的杨逵，由于是黑名单上的人物，遂被拘捕押往警察局。多亏原来与杨逵相识的《大势新闻》主笔的极力保释，方得脱脸。恢复自由后的杨逵隐居于鹤见温泉，以摆脱日本警察的追踪。这期间，他将自己原来的《田园小景——摘自素描簿》这篇小说扩充为《模范村》，经《文艺首都》主编保高德藏之推荐，送往改造社的《文艺》编辑部发表。
9月返台，杨逵一路被日本特务跟踪回来；10月20日得悉报载，日本开明知识分子被捕百余人，杨逵与日本进步刊物合作的计划完全落空，《模范村》也因文化界大检举被退稿。在“皇民化运动”的封杀下，《台湾新文学》被迫停刊，杨逵夫妇的心血与投资化为泡影；从东京返台就患了肺病的杨逵，债台高筑，贫病交加，遭遇了一生中最为艰苦的岁月。
即使面临如此困境，一生特立独行的杨逵也不屑于同日本殖民当局妥协，去充当御用作家。杨逵说：
七七事变后，整个台湾的文化运动几乎被“皇民化”运动淹没了，于是我只有放弃一切，全力垦殖首阳农场（取自首阳山典故，自勉宁饿死也不为敌伪说话），一直坚持了八年。杨逵：《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原载《联合报》1982年8月1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8页。
首阳农园的创建，颇为周折。当时，因为不忍心让三个孩子挨饿，杨逵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向米店赊欠，以至于欠债二十元。在日本警察的唆使下，米店老板竟将多年主顾的杨逵告上了法庭。这时，朋友健次因建议杨逵种花，并在火葬场后面，为他代租了一块两百坪的土地。这片土地在今天台中市五权路附近的旧时火葬场旁边。当时人们都称这火葬场为“烧死番仔”，因为它是专为日本人用的。然而，要开辟这块土地，租金就需要三十元。一贫如洗的杨逵，四处奔波借贷，却连连碰壁。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平素喜爱文学、早有结识杨逵愿望的日本警官入田春彦，在友人的陪伴下前来拜访。目睹杨逵家徒四壁的困境，入田春彦当即拿出一百元救助。杨逵盛情难却，心中百感交集。平日里总被日本警察跟踪、骚扰，今日竟然有如此奇遇！杨逵与入田春彦，也由此成为肝胆相照的生死至交。
靠了这笔钱，杨逵还清了米店、杂货店的债务，用剩下的钱付了土地租金，最后连一把一块多钱的锄头也买不起，只好向人家借用。这时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晚间敲门，原来是东京时的老同学林怀古。林君当晚邀请杨逵上酒家喝酒，杨逵因为心情郁闷，喝得酩酊大醉。隔天早晨，林君再度造访，说要观赏杨逵的花园，但看到的却是杨逵用借来锄头开垦了一半的荒园。林君感慨万分，便捐了二十元来相助。杨逵用这笔钱买来水壶、锄头和种子，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播下花种，心中充满了对朋友们的感激之情。以首阳山的故事而命名，杨逵由此开创了“首阳农园”。
遭逢乱世，面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强权，不同的人做了不同的选择。一些人跟随日本去做驯服的“皇民”，也有个别作家充当了“皇民文学”的御用工具；但更多的人则以自己的方式选择了疏离或反抗的态度。
杨逵于乱世中当了花农，走上隐居的归途，这本身就是对日本殖民当局强令台湾人民“归顺”和“趋同”的一种无言的反抗。而将新开垦的农场命名为“首阳农园”，无疑是表明心志，彰显精神，它充分体现了杨逵不与日本殖民者妥协的民族气节，从中也可看到中国人文传统和爱国精神在台湾岛上的血脉流传。古人有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宁愿饿死首阳山的壮举，今人则见杨逵开荒园以种花、避乱世则明志的人格风范。
在“皇民化运动”的喧嚣中，一些缺乏民族志气的人，也不时劝说杨逵何不立定志向，为“国家”效力？每逢此时，杨逵便苦笑答道：
我哪里有此种才能？我自己认为该做的是，向蔬菜与花朵浇水、施肥，让它的嫩芽长高。如果蔬菜与花朵遭到虫害，就将害虫一只一只地捏死，若长出杂草就要除掉，这就是适合我的志向了。当然，这些工作只能在我稍微能自由活动的首阳农园里做。杨逵：《首阳园杂记》，原载《台湾新闻》1937年3月30日至4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86页。
在这段不同寻常的日子里，杨逵常常意味深长地引吟东方朔的《嗟伯夷》，并以此作为支撑自己的精神动力：
穷隐处兮窟穴自藏
与其随佞而得志
不若从孤竹于首阳
杨逵虽然归隐，但他并非遗世而独立，而是在冷眼看乱世的同时，保持了一种内在的人生进取精神。杨逵执着守望的是伯夷叔齐的精神，并不是要仿效他们心甘情愿地饿死；他认为，“虽然同是首阳山，但是有觉悟、肯奋斗、求生存的人未必就会饿死，我想起了被我们祖先赶进山里头的同胞们，他们就是仍然生存着，并且保持了比平地人更为健壮的身体”。（同上，第497页。）虽然避乱世于首阳农园，杨逵却始终在等待机会传达自己的人生奋争；他一心一意建设的首阳农园，并非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而是标志着他对健康大地的拥抱，对活生生世界的创造。
从文化斗士到归农园丁，在这种非文化生活方式的转换面前，一方面，杨逵是以清醒而达观的眼光，将其视作春夏秋冬的周期性循环交替，以现实的态度坦然面对现实。另一方面，杨逵所眼见的文坛悲剧，令他哀伤震惊。这一时期，在政治高压和贫病交加的环境中相继自杀或病逝的台湾作家，就有一打以上，而且多在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华。著名诗人杨华，因为“治安维持法违犯被疑事件”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出狱后身患肺病，穷困潦倒。在杨华最困顿的日子里，杨逵曾于1936年5月4日的《台湾新文学》杂志第1卷第4号上发出紧急呼吁：“优秀白话诗人杨华，因过度的诗作和为生活苦斗，约于两月前病倒在床，曾依靠私塾教师收入为生，今已断绝，陷入苦境，期待诸君捐款救援，以助其元气，病倒于屏东市一七六贫民窟。”这个紧急呼吁发出不到一个月，杨华最终于1936年5月30日悬梁自尽，年仅三十岁。文友们的英年早逝，让身患肺病的杨逵百感交集，痛心扼腕，也更坚定了他拥抱健康大地，以生命的坚持来抗争黑暗现实的决心。当他一面吐血一面拿着锄头垦荒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杨逵说：“不管怎样：我还不想死，总想多活几天，使我的身体变成耐得住西北风。耐得住大台风吹打般的强壮。这是目前惟一的希望。”杨逵：《首阳园杂记》，原载《台湾新闻》1938年3月30日至4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96页。
杨逵于乱世中选择了归农，每天早出晚归，栉风沐雨，一寸一寸地新翻泥土，一颗一颗地撒下生命的种子。当时杨逵也看了许多种花的书，多是日文的。但台岛的风土毕竟与日本不同，靠书本经验去种植，始终长不出好花来。因为缺乏实际种植经验，不熟悉风土、气候、季节的耕作规律，第一年几无收成。于是杨逵带着叶陶四处走动，参观别人的花园，借鉴花农的经验，也订购一些相关的园艺书籍，期待来年的花园丰收。叶陶由此向别的花园取花来卖，开始了卖花婆的生涯。她从前从事抗日活动，四处演讲，知名度高，认识的人也多。靠了朋友们的帮助和照顾，卖花的生意得以维持。更没想到的是，终日与泥土为伍，田野里空气新鲜，又兼体力劳动，杨逵的体重竟然增加了二三斤，面目黧黑，苍白尽失，肺病渐渐不治而愈。杨逵常跟人开玩笑，说他是以一根锄头治好了肺病。
不仅如此，在首阳农园的劳作中，杨逵还有了新的生活发现和诗心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