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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护士、学生、司机、文化人……皆在其中，可谓战线广泛。最初，约有一百来人，后来开始清扫街道时，不断加入新的成员，以至于人数多达成立时的三倍以上。“新生活促进队”的成员自备工具，携带扫帚簸箕，列队走上台中市的街头，开始大规模的环境清洁运动，为光复之初的台湾重建工作增添了令人鼓舞的社会景观。
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叶陶，更是发挥了一个演讲家的才华，将群众鼓动得热血沸腾。只见她一袭黑色长裙，站在十字路口的椅子上，目光环视出入市场的人群，第一句话，先自报家门，并说明自己的卖花婆身份，然后反问群众：日本人已经战败了，我们也回到祖国的怀抱了，我们是否能在没有日人的统治下，过得更好？过得更有意义？没有日本人的刺刀在背后，我们是否能更为自动、自爱、自发、自觉？叶陶的演讲激起群众的阵阵掌声，许多人自动参加到清扫工作中来，市民们还热心供应了茶水、香烟和点心。
“新生活促进队”的行动，虽然只是清扫垃圾，整肃环境，但杨逵事先为此拟好的两项立场与原则，却是颇具深意的。这两项原则是：
一、“新生活促进队”要清扫的，不只是路上垃圾，而是想更进一步扫除台人的奴隶劣根性，要台湾人醒觉，不要因为没有统治者日本人的压制，而无法自觉无法自理，以致公德败坏，社会日益混乱。
二、“新生活促进队”的队员，决不可收分文报酬，才不致使这个有意义的“新生活促进队”沦为一般“清洁队”。转引自钟天启：《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04页。
从中可知，杨逵所致力的，不仅仅是战后台湾良性生活秩序的重建，更是民众素质的重新塑造。
1946年4月21日，“台湾革命先烈遗族救援会”正式成立，刘启光任主任委员，简吉为总干事，杨逵担任副总干事，另有委员五十九人。根据该会公布的标准，“台湾革命先烈”，特指那些为解放台湾从事反日运动而成绩卓著或壮烈牺牲者。该会决议将桃园神社改建为忠烈祠，定于6月17日台湾沦陷纪念日举行奉安大典，并筹备一系列纪念活动。该会还印就捐款名单，为救济先烈遗族募捐基金。杨逵所执笔的《六月十七日前后——纪念忠烈祠典礼》，自6月17日起，连续两天刊登于《台湾新生报》。文章在回顾和颂扬台湾革命先烈反日抗争事迹的同时，特别揭露了日本殖民当局的侵略面目，以及清朝官员卖国求荣、台湾汉奸追随日军的卑劣行径，并强烈呼吁公开那些被屠杀者的斗争事迹，将异族统治者编造的台湾历史纠正过来，将人民被扭曲的认知匡正过来。事实上，杨逵的主张所承继和发扬的，也是他投身文学运动最初的创作宗旨和文学信念。
光复初期，许多机构处于重组之中，不断有一些政治团体邀请杨逵出来任职，但都被杨逵婉言谢绝。如谢雪红领导的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人民协会”，原农民组合成员的张士德（本名张克敏）所供职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原农民组合骨干的侯朝宗（后改名为刘启光）所加入的军统局等等。据钟逸人回忆，返台后的刘启光曾登门拜访杨逵，想说服他出任新竹县的社会科长或民政局长。对于这些，杨逵一概没有应允。钟天启：《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07页。他当时只同意担任《和平日报》的编辑，而不愿介入政治团体，他更愿意做实际事情，而不想上台吆喝。
鉴于台湾战后重建的现实，杨逵更加意识到培养社会干部和时代先进、启蒙民众的迫切性。他甚至计划在一阳农园创办政治学校。在杨逵的设想里，利用有关新中国蓝图的三民主义论著作为教材，由全省各地每一个村庄，去挑选一至三名基层青年，集中到一阳农园，施以六十天的劳动兼政治培训，然后遣返乡下，以教育和影响当地民众。通过分批轮训干部，来为台湾社会提供战后重建的骨干人才。这个极具乌托邦色彩的计划，终因政治局势骤变二二八事件发生而成为泡影。
同①，第308页。
台湾光复后，怎样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文化遗害，成为当时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日本殖民当局长期推行的同化政策，特别是1937年之后的“皇民化运动”，给台湾的民族文化和语言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皇民炼成”造成的精神荒废和心灵创伤，还在梦魇般地缠绕着台湾社会。先行的台湾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早在1945年9月28日，就有署名“林萍心”的文章谈论道：
大多数的台湾同胞受尽了日本奴隶教育，他们中间大部分已成了“机械”的愚民，而小部分已成为了极危险的“准日本人”，我们要用怎样的手段和方法，在最短时间中去唤醒去感化这两批的同胞，使他们认识祖国，使他们改掉“大和魂”的思想，成为个个健全的国民，使他们能够走上建设新台湾，建设新中国的大路去。
林萍心：《我们新的任务开始了——给台湾智识阶级》，见《前锋》第1期（“光复”纪念号），1945年10月25日。
在这一历史转折期，海峡两岸作家携起手来，共同担负起台湾文化重建的时代使命。为了帮助台湾人民早日摆脱日本奴化教育的遗毒，从30年代就已经驰名文坛的文化界人士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李霁野、李何林、黄荣灿、袁珂、雷石榆、钱歌川，到40年代成长于大陆的文艺青年何欣、歌雷、思翔、孙达人、萧荻等人，再到寓居大陆多年的台湾作家张我军、洪炎秋、王诗琅、钟理和等作家，他们于1946年前后纷纷赴台，同坚守台湾新文学阵地的杨逵、吴浊流、杨云萍等人一道，创建台湾省编译馆，推广国语运动，更新报刊文化阵地，为开创台湾战后文化新局面不遗余力，鞠躬尽瘁。
杨逵因为力作《送报伕》曾被胡风翻译到大陆文坛的缘故，前来支援台湾文化重建的大陆文化人士对其早有所闻，所以经常有人到一阳农园走动，与杨逵共商文化活动的事宜。杨逵那座用茅草、芦秆和泥巴混合搭建的小房子，逐渐成为台中地区一个小小的文化中心。
光复以后，日据时期一向用日文写作的杨逵，出于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毅然抛弃了他所熟悉的日文，宁愿忍受暂时搁笔的痛苦，开始了艰难的文字转换。他自学中文，努力用中文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正在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杨素绢成了他的“小先生”。杨逵后来所写的《阿Q画圆圈》、《我的小先生》等篇什，都记载了这种语言转换过程中的五味杂陈的人生感受。
此时的杨逵依然贫穷，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以文化斗士的形象出入于台湾文化重建的第一线。当年的台湾文化界朋友都还记得，杨逵常常和妻子叶陶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参加台中的社会活动，与那些所谓“社会名流”的雍容华贵形成鲜明对照。“因为我贫穷，所以我骄傲”，杨逵常用这句话来自诩他的行为。从香港来台湾的文艺界人士黄永玉，曾这样描摹了一次文艺聚会中的“杨逵印象记”：
在座最令我注意的是杨逵，他的朴实，他的矮小精壮，一头粗短头发，一双农民型的粗大的手，破旧的衬衣裤和在座的各个比较起来特别突出……杨逵的外貌既不动人，发表意见的机会自然也少，但也极留心倾听别人发言，用铅笔沾着口水记在他那个小本本上。他是根据这些问题写成了文章在第二天第三天的报纸上发表出来的。
黄永玉：《记杨逵》，收入司马文森编《作家印象记》，（香港）智源书局1950年版，第83页。
大陆作家范泉也在《记杨逵》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杨逵的许多朋友里，都称颂杨逵的为人和个性。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埋头苦干的中年人。在朋友们开会讨论的时候，他会默然谛听朋友们的意见。在开座谈会的时候，一等到他发言，郑重而有力的语调，常常会令人听了肃然起敬，鸦雀无声。然而杨逵决不是一个冷面的“假道学”，决不是一个目空一切的无聊绅士。只要在一个熟朋友的面前，他会滔滔不绝地谈话，热情得像一个孩子。他虽然已是久经沧桑的中年人，然而他却是每一个年青人的朋友，是一个真正热爱着祖国的文化斗士。
范泉：《记杨逵》，见范泉《遥念台湾》，（台北）人间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52页。
就是这样一个贫穷而骄傲、朴实而机智、沉默而热情的杨逵，一路走过去，身后留下了台湾文化重建的弥足珍贵的足迹。
战后初期杨逵的文学活动时间，总共只有三年七个月零二十天（1945年8月15日至1949年4月6日），其中还要扣除因二二八事件入狱的三个半月。但杨逵在这一时期为文坛所做出的贡献，却有着惊人的纪录。他不仅热情参与战后台湾的社会重建工作，支持“麦浪歌咏队”的演出，指导“银铃会”青年作家的创作，并不断在报纸刊物发表新作，还把大量的心血精力投入到了文学园地的培植方面，其编辑工作的密度之大，文化活动的频率之高，足以令世人感佩与赞叹！这期间，经杨逵之手，或直接创办、或担任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报纸副刊、文学刊物和出版社，就达到八种之多，且不少报纸刊物是顶着官方压力，在查禁与创刊之间，屡仆屡起，一路坚持过来。战后初期最重要的报刊编辑阵地里，大多活跃着杨逵战斗的身影。且看杨逵这份文学活动记录：
1945年9月22日，创办《一阳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