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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夫之歌》、《青春舞曲》、《插秧谣》、《在那遥远的地方》、《王大娘补缸》、《朱大嫂送鸡蛋》等地方民歌，到《农村曲》、《农村曲本事》等歌剧，这些唱出了祖国风光、传达了大陆人民心声的歌曲，这些表现了人民真正的生活的舞蹈，在充斥着日本歌曲与西方音乐的当时台湾社会里，引起强烈反响。为了让“麦浪”歌声传遍全岛，在台大校学生会的倡议下，从1949年2月4日起，麦浪歌咏队利用寒假举行了环岛演出。每到一地，麦浪歌咏队都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场场爆满，盛况空前。许多台胞是含着热泪观看演出的，还有一位台湾老人在观后感中写道：“‘麦浪’的感人之处在于，它唱出了广大台胞对伟大祖国的真挚感情，唱出了他们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对光明前途的憧憬。”
《青春三年在台湾的证言》，见蓝博洲《麦浪歌咏队》，（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4月版，第155页。
麦浪歌咏队环岛演出的成功，是与杨逵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演出的第一站是台中，由于麦浪歌咏队的行动已经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演出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杨逵四处奔波，联合当地文化界进步人士，想方设法找到一家戏院，帮助歌咏队解决了演出场地和住宿问题。他还在麦浪歌咏队与台中文艺界、报社媒体之间搭桥牵线，在报纸上大力宣传和介绍其演出活动。杨逵很认真地观看了演出节目，建议增加台湾民歌民谣，并推荐长子杨资崩和另一位台湾小朋友许肇峰，表演了台湾战后民歌《收酒矸》和《补破网》，让各地民谣有了一种新的融合。《收酒矸》为张邱冬松1946年创作，讲述一位台湾少年靠收购破铜烂铁废纸维持生活的悲苦故事，因为它反映了民众重建台湾理想幻灭的心情，而传唱于大街小巷；《补破网》则由李临秋创作于1948年，旨在表现男主人公与闹翻的女友弥补破碎的爱的希望。因为歌词“渔网”与“希望”的台湾发音相近，它又被视为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民众期盼修补残破的社会之象征。这两首台湾歌曲的演唱，使麦浪歌咏队的演出更具有现实感和群众性。
2月10日上午，杨逵还另外安排麦浪歌咏队员和银铃会成员朱实、林亨泰、萧翔文等人，在台中图书馆举办了一场“文艺为谁服务”的座谈会。大家就“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人”与“人民”的分野等问题展开激烈论争，最终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杨逵也结合自身的文艺实践经历，深刻地阐释了“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必须反映人民的心声”的理念。最后，他还即兴朗诵诗歌一首，送给“麦浪”。现在，人们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最后两句：“麦浪、麦浪、麦成浪；救苦、救难、救饥荒。”
台中演出结束后，为了安排麦浪歌咏队在台南的巡回演出，杨逵先期去了台南，多方疏通关系，从演出场所到住宿地点，一一落实下来。整个旅行演出的过程中，他都在不辞劳苦地奔走联络，义务担当麦浪歌咏队的“先行军”。2月15日，杨逵在《中华日报》“海风”栏目发表《介绍“麦浪歌咏队”》一文，向台南文化界推荐即日起开始在当地展开的麦浪歌咏表演。文章开门见山，首先推崇麦浪歌咏队“从人民中间来，到人民中间去”的道路，不但是正确的路，也是新文艺应该遵循的路。接着，他深刻发掘了这种演出的时代意义：
“麦浪歌咏队”这一次的表演是把全国各地（如西藏，新疆，东北，山西，河南等地）的民歌民舞介绍给我们的，当然不是创作，可是这正如播种的人们一样，为开拓台湾人民文化是很有意义的，由这个鼓励很久很久被大家忘记了真正的人民思想与感情的纯真，朴素与活泼的表现，形已使大家重新关心起来了……
这是人民文化的开拓，只有坚忍耐劳耕耘，播种，光明才能来临。 杨逵：《介绍 “麦浪歌咏队”》，原载《中华日报》“海风”栏目第39期，1949年2月15日。
从这篇文章发表之日起，麦浪歌咏队一连三天在台南的南部大戏院演出四场，引发民众热烈反响，台南市文化界也为之举行了欢迎会。杨逵通过麦浪歌咏队的演出活动，不仅更加坚定了提倡文艺大众化、重建台湾文学的理念，而且对民间文学的力量有了深刻认知，这让他在麦浪歌咏队巡回演出之前即已开始进行的母语歌谣收集和写作的尝试，拥有了一种新的前景。
然而，麦浪歌咏队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精神和文艺大众化路线，很快被国民党政权所扼杀。1949年3月20日晚上，台湾大学法学院和台湾师范大学两名学生，同骑一辆自行车路过台北大安桥附近时，被中山路派出所警察以“违犯交通规则”理由抓去修理，学生们很快聚集在派出所进行交涉抗议。3月21日，台大与台师大的学生们高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到警察局示威；3月29日，学生们在台大法学院操场举行了庆祝青年节的营火晚会，麦浪歌咏队的演出，让全场群情振奋，争取自由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4月6日清晨，警备司令部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了台大及台师大，拘捕了二百多名学生，后有百余名被释放，十九名接受审判，其中包括麦浪歌咏队队员陈钱潮、王耀华、王惠民、蓝世豪等人。这就是震惊台湾的“四六事件”。当天，平时与学生们有过往来、常去台湾师范大学参加座谈演讲的杨逵，以及由他担任副刊编辑的《台湾力行报》的社长、工友，还有《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主编歌雷，台中办事处主任钟平山等人，均遭逮捕。
事实上，杨逵被捕的更直接原因，还在于他起草了《和平宣言》。40年代后期，《台湾力行报》、《台湾新生报》、《和平日报》的副刊编辑等文化人经常往来，举办文学座谈会时，常常推举杨逵担任主席。杨逵曾这样谈及《和平宣言》的由来：
民国三十八年，我同一些外省籍文化人士常常讨论：二二八事变所造成的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鸿沟，应该填平起来。我于是写了一篇《和平宣言》，主张先从台湾文化界做起，把当时台湾的文化界，不论省籍，用“台湾文化联谊会”的组织，开始彼此的理解，沟通与交谊，先由文化界展开民族团结，一步步弥补二二八事变所造成的民族创伤。
杨逵：《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原载《中华杂志》第226期，1982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8页。
在文化界朋友的提议下，杨逵起草了《和平宣言》，当时油印二十份，寄给关心的朋友，他们多是外省人。这时，前来台湾《台湾新生报》访问的上海《大公报》特派员，在《台湾新生报》副刊主编歌雷那里看到《和平宣言》的草稿后，颇感兴趣，即以《台湾人关心大局盼不受战乱波及台中部文化界联谊会宣言》为题，在1949年1月21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这篇新闻报道。
这期间，共产党已进入北平，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条件再启国共和谈。《和平宣言》发表当日，国共和谈重新开始。但是国民党派去和谈的代表张治中、邵力子一去不复返，内战形势发生急剧逆转。此时，陈诚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台湾省主席，赴任途中经过上海时，曾有记者向他问起《和平宣言》的问题。待陈诚抵达台湾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被触怒的陈诚已经扬言台中有共产党第五纵队，并宣称要把这种人送去填海。闻此消息，杨逵心中已有警觉；但是，以一篇《和平宣言》成为“叛乱罪”的惟一罪证，这是杨逵始料不及的。1949年4月6日的大规模逮捕活动，实际上是当局借机控制言论自由、清除左翼人士的一种阴谋。
杨逵的《和平宣言》，是在内战形势全面逆转的形势下而提出来的。文章开宗明义：
陈诚主席在就任当日的记者招待会宣布，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这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但是人民的意志是什么呢？需要从人心坎找出的，不能凭主观决定。据吾人所悉，现在国内战乱已经临到和平的重要关头，台湾虽然比较任何省份安定，没有战，原文此处为空字。没有乱，但谁都在关心着这局面的发展。究其原因，就是深恐战乱蔓延到这块干净土，使其不被卷入战乱，好好的保持元气，从事复兴。我们相信台湾可能成为一个和平建设的示范区，可是和平建设不是轻易可以获致的，须要大家协力推进。
杨逵：《和平宣言》，原载《大公报》1949年1月2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5页。
这里所说的人民的意志，即是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通过政治协商方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国内民众对于这种民族前途，皆心向往之。1949年1月8日，台湾省参议会曾通过临时动议，分别致电蒋介石与毛泽东，呼吁停止内战，争取和平。
参见薛元化主编：《台湾历史年表，终战篇I（1945…1965）》；李永炽监修，（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72页。
围绕怎样让台湾实现“和平建设的示范区”的目标，杨逵提出建言。针对当时外国势力插手两岸事务的国际性阴谋，以及1949年元旦之前，美国与台独联盟廖文毅等有关台湾独立或联合国托管的主张；也基于二二八事件引发的现实教训，杨逵明确提出：
第一，请社会各方面一致协力消灭所谓独立以及托管的一切企图，避免类似“二二八”事件的重演。第二，请政府从速准备还政于民，确切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