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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杨逵仍然清楚地记得被押送绿岛的那个傍晚。孤独的岛屿上，一片荒山的怀抱里，修筑着与世隔绝的绿岛集中营。高墙，铁门，碉堡，铁丝网，戒备森严的狱警，而监狱正门上赫然在目的却是“新生之家”四个大字。海风扑面，残阳如血，在绿岛的一片废墟广场上，新生教导处第一任的姚处长，威风凛凛地站立于一块大石头上，面对千余名在疲累与饥饿中席地而坐的绿岛新生们，一字一句、斩钉截铁地说：
我代表一座十字架，跟着我走的是生，背向我的是死！ 转引自胡子丹：《杨逵绿岛十二年》，原载《传记文学》第5期，第73页。
眼前这残酷的现实，在杨逵内心世界中所引起的，是尖锐对立和强烈冲撞的情绪：
在火烧岛，囚舍背后的山腹，写著“信义和平”四个大字。每天，我看见“和平”两个斗大的字，我就想：我竟是为了中国人中间的和平与团结来这儿的！我曾经为了使台湾从日帝支配下解放，奔波半生，虽然并不是了不起的事，但总也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人的相爱、相互间的和平，却有艰难的遭遇，这成为我心中无从解开的疑结。
杨逵：《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原载《中华杂志》第226期，1982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8—19页。
早期绿岛政治犯的生活，主要围绕思想训导与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展开。政治教育，也就是对政治犯的“洗脑”，它是绿岛监狱一项重大的例行公事，主要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方式来推行。从早晨起床后的训话，到所谓“匪党理论批判”之类的政治课；从每天需要填写的“自省自勉录”，到名目繁多的“讨论会”、“演讲会”、“辩论会”、“感训心得写作”，新生训导处对政治犯严密苛刻的思想控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事实上，当局对政治犯的这种“教育”并不相信，更无诚意。因为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人因为狱中教育考核成绩优秀而获得减刑，一批批的政治犯都是不折不扣地坐满了他们七年、十年、十二年乃至更多年头的监牢，而且有不少人因为被认定不知悔改分子而多加几年徒刑，却从来没有人因为“悛悔有据”而提早释放。
绿岛岁月中，最让政治犯们难以忍受的，就是在这种没完没了充斥一切的政治训导中，被迫违心说话，被剥夺掉思想与信仰的自由。如同杨逵自述：“最讨厌这唱军歌，政治课上的小组讨论，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关于杨逵回忆录笔记》，原载《文学界》第14集，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4页。
每天必开的小组讨论会，在李镇洲的《火烧岛第一期新生》的记录中，是这样一幅情景：
每天早饭后，都有一小时的“小组讨论会”，讨论的题目由训导处统一提出，大部分是由上课的课程中抽出。小组以班为组，设组长一人，讨论时主席一人，由新生轮流担当，每一题换一次主席，记录一人，也和主席一样轮流，每一组有一个经过政工训练的长官干事旁听，随时注意每一个人的发言，没有沉默的自由。
李镇洲：《火烧岛第一期新生》，转引自秦风《岁月台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3—64页。
而唱歌，也是囚犯每天必做的“功课”。秦汉光的《我在绿岛三千两百一十二天》一书中写道：
唱歌，除了早点名时，必须要张口大唱《新生之歌》，集合时是练习新歌以及复习已经学会的老歌。这是件令我们痛苦但必须忍耐的事。加上唱的就是那几首，真是要命。我记得《新生之歌》的歌词这是样的：“三民主义的洪流，粉碎了我们的迷梦，我们不做共产党的奴隶，我们要做反共的英雄，起来，新生同志们！起来，新生同志们！”
秦汉光：《我在绿岛三千两百一十二天》，转引自秦风《岁月台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64页。
梦魇似的“新生”生涯，就在这种无孔不入的政治训导中拉开序幕，绿岛集中营立刻显示出它残忍、冷酷、荒谬的本相。特别是在最初的岁月里，管训人员与新生的关系，更是横眉冷对，剑拔弩张。新生们稍有反抗，不是被关禁闭，就是受到种种惩罚，“我枪毙了你”，是管训人员动辄挂在口头上的话。管训人员监视政治犯工作的时候，一律佩枪持械，完全一幅押解的架势，训导的口吻也清一色是在对敌喊话。
担任新生训导处第一任的姚处长，是一位浑身都是政治细胞的少壮派军人，他为了让政治犯安心改造，俯首听命，最初的几年内，每每从台北返回绿岛，就编造许多谎言，好让大家为之心动。诸如“某某条文一旦通过，新生们便可以结训了”。天长日久，谎言太多，说的人累，听的人更累。后来新生们从这种谎言中解放出来，重新面对漫长的绿岛梦魇。姚处长原来满心希望站在他十字架前的新生们，全是真正的顽固不化的敌人，由他来感化，由他来教诲，通过这种“化敌为友”的训导工作，为他的前程获取人生筹码。没想到，事情全然不是他所预料的那样，他的“训导”并未把政治犯们驯服，政治犯们也决不可能靠这种改造获得减刑，提前出狱。姚处长的希望落空，后来也被调离绿岛。
50年代初期被押送绿岛的政治犯，等待他们的，不是一座设备完整的监狱，而是那种原始、野蛮的苦役，是刺刀逼迫下的“白手起家”。当时最能体现这种“新生生活”的典型内容，就是修建绿岛的三大工程，即盖克难房、砌监狱围墙，开辟运动场。政治犯们被强迫着为自己造监狱，把自己关进去，还美其名曰“克难房”，并且要在自己动手建起的牢房外面挂上“新生训练总队”的牌子，以表示他们的集体“新生”。这种情形，对于政治犯们来说，它不仅是消磨体力一场苦役，更是摧残灵魂精神的一种心理战役。修围墙、筑铁丝网，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它要建造沿海岸线半围绕集中营的围墙，地势险要，距离漫长，政治犯们形象地管它叫“万里长城”。
上述各项工程以及开辟运动场，都与石头有关。建房砌墙是以石头为主要材料，开辟运动场是要把山边的石块打掉，以提供搞建筑所需的石头。这样以来，打石头和抬石头就成了新生们必做的日常功课。不仅在山边打石头，还要到山上打石头，下海里去打石头，随着打石头的范围的扩展，犯人们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打石头的任务，是挑选年轻力壮、原本做工务农的新生们来干；而抬石头，则是全体犯人必须参加。每天天刚蒙蒙亮，犯人们就被吆喝起来，跑操、训话，然后去海边抬石头，来来回回抬够五趟以后，才能吃早饭。到了暮色沉沉的时候，犯人们晚饭后还要再抬五趟石头。至于白天的劳役时间内，更是被石头所充斥。晨曦中，黄昏里，烈日下，风雨中，政治犯们在叮叮当当地敲石头，砌石头，步履沉重地抬石头，由此构成20世纪50年代最可怕的苦役场景象。
在长夜漫漫的梦魇人生中，杨逵最初被编在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后来因台风肆虐，吹垮了第五中队的房子，杨逵又被改编到第一大队第一中队。对于年近半百又体弱多病的杨逵来说，他在两个队的“职业”与任务是管理菜圃。这应该是绿岛三百六十行中最远离权力中心的一项任务，杨逵也由此获得了一种夹缝中适度喘息生存的机会。
对于杨逵这样一位曾经十二次出入于监狱的“坐牢仔”来说，他已有足够的意志、毅力、智慧和经验来面对绿岛的梦魇生涯。他虽寂寞，却清醒，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应对残酷的现实，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持着自我，收获人生。在狱友们的记忆里，杨逵是一个矮矮瘦瘦的老头子，有时会穿着一大一小样式不同的旧木履，头戴一顶破斗笠，手提肩褡，不是在通往菜圃的小路上踽踽独行，就是在山洼中的菜圃里默默劳作。而他随身的佩带中，总少不了一本破旧的国语字典。管理菜圃，比起那些被狱警淫威管制下的劳动惩罚，已经属于“天高皇帝远”的“自由劳作”；但它繁重的劳动强度，对于体弱多病的杨逵来说，也绝非易事。在荒草丛中开荒种菜，每天要挑几十担水来浇灌菜苗，还要兼顾苗圃的种植。每逢台风与季节风来临的时候，风雨交加，遍地泥泞，来不及赶回克难房的杨逵，常常浑身透湿，感冒频频。每每看到杨逵从菜圃中疲惫归来的身影，如果不是知情人悄悄指点，谁也无法想象，这就是日据时期大名鼎鼎的作家杨逵！
管理菜圃的劳动是艰苦的，而在杨逵看来，绿岛监狱中最苦的差事是上“爱国政治课”和参加“新生训导会议”。每逢开会，在这种没有不发言自由的场所，杨逵总是以一种苦涩涩的表情和语调，照本宣科地读那些千篇一律的发言稿。从1951年5月17日到1961年4月8日，这样的会议，杨逵参加的何止千百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又岂是心甘情愿，又岂能乐从中来！
按照绿岛监狱的规定，管理菜圃是被列为特种专业，特准不出“晚公差”的。但年逾五十的杨逵却常常被命令晚上出差，从帮厨打杂、磨豆腐，到担任挑石头的零时工，经常被呼来唤去，更不要说白天动辄被命令上山砍柴、挑石头了。对于这一切，杨逵是以“顺民”姿态作一种沉默的抗议，他不屑于向狱方申诉理由。在一个只有统治者独裁权力的监狱里，犯人言说的自由，以及当权者认错的时候，是根本无从谈起的。
沉沉的暮色中，杨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