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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叶陶，一生跟着杨逵出生入死，从日据时期到光复以后，屡屡出入监狱，又陷入与丈夫生离十二年的孤苦境遇。她为拉扯五个孩子，支撑这个家，默默承受了一切的煎熬和牺牲。以她从事社会运动的名望和古道热肠的性格，后来也曾担任台中市妇女会常务理事、北区妇女会理事长的职位，而这一切，只是让她于繁忙的生计打拼之外，不断为人排解纠纷，更忙而已。这年5月的母亲节，台中市选举叶陶为模范母亲。望着家中悬挂的“母亲楷模”的横扁，杨逵与叶陶感触无限，欢乐中又带有难言的苦涩。
杨逵虽然告别了绿岛，然而，面对并不接纳释放政治犯的社会现实，面对走向老迈的五十六岁的生命现实，杨逵又该怎样开始他的人生出发呢？
杨逵认定，最能表现自己志愿的职业，“应该说是园丁。晴耕雨读，灵感来时写写文章”。每每政治理想受挫、不能自由写作之际，杨逵就选择了归农，以自我开拓的天地，来与不公平的现实社会抗衡；以自我创造的桃源乡，来期待可以自娱娱人的美好境界。他心中浮现出一幅未来新乐园的蓝图，并立刻见诸行动。
听朋友说起高雄乌松一带，有人因还债欲卖掉一片果园。杨逵急匆匆地赶过去，才知道卖的只是果树，土地则因为是三七五放领地“三七五减租”与“公地放领”皆为台湾当局第一次“土改”中实行的政策。1949年4月19日，台湾当局颁布《台湾省私有地租佃管理条例》，强制实施“三七五减租”，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限定耕地租额最高不得超过主要产物全年收获总量的37。
5％。租率根据佃农总收成保留1/4，余下的3/4由地主与佃农对分计算。1951年6月，台湾当局颁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将“国有”及“省有”耕地所有权有偿转移为农民所有。其方法是：地价按照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总量的2。5倍，公地租率为全年收获总量的25％，受领农民只要连续缴纳10年地租，即取得耕地所有权。，钱尚未缴清，不能出售。杨逵想做自由自在的果农，最终颇费周折成交。但心有不甘的卖主总在设置障碍，不让杨逵自由放手地管理果树，家人与卖主之间时常发生摩擦，这使得杨逵大伤脑筋。终于决定放弃乌松果园的时候，算算将近一年来的收支，反而亏损了许多钱，这对于家无恒产的杨逵夫妇，压力和拖累都显得过于庞大。
这时，家住清水的台湾省总统府资政杨肇嘉准备写回忆录，急需秘书帮忙。杨逵1935年5月曾在《台湾新民报》发表过一篇《杨肇嘉论》，故得友人李君晰推荐，担任杨肇嘉的私人秘书。杨逵除了每天代为处理信件，撰写回忆录，还在杨肇嘉丰富的藏书中，潜心阅读，重温了台湾近代史的命运。后来因回忆录的部分内容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而杨肇嘉又固执己见，杨逵遂辞掉秘书工作，返回家中。
这段时间里，杨逵因为往来于台中与清水之间，不断经过大度山一带的东海大学。这里的环境清静幽美，终日书声朗朗，杨逵很为这种自然环境所吸引，也向往着能与青年学生往来的前景，遂“梦想在这地方依照自己的设计开设农园，种些花木水果，过着逍遥自在的田园生活”。
杨逵：《垦园记》，原载《台湾新生报》1969年3月1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4页。
1962年7月，经由杨逵当年参加农民组合运动时的朋友侯朝宗出面（侯朝宗在1929年台湾殖民当局逮捕农民运动人士的白色恐怖中，曾一度逃亡中国大陆。光复后返回台湾，改名为刘启光，时任台湾华南银行董事长），以私人情谊做担保，同意杨逵以信用贷款方式，向华南银行借款五万元。杨逵计划以四万五千元购买土地，留下五千元，用来搭建房屋。
靠了这笔贷款，杨逵终于在东海大学附近的大度山上，买下一片约有三千坪的荒坡地。这是一片地地道道的不毛之地，荒芜的红土地上，稀稀落落地点缀着相思林，层层叠叠的鹅卵石，漫布在原始的山坡上，谁都无法相信这里能种植出花草植物。孩子们各有所好，对这片荒地没有信心，一时还不能充分合作；亲戚们埋怨杨逵是“败家子”，一再让家庭受到连累；朋友们一片责骂声，都说杨逵疯了；连附近的农民也直摇头，笑杨逵是个大傻瓜。没有经济力量雇工帮忙，开垦花园需要投资，买地借钱的利息每月要付，对于一个长期生存拮据的家庭来说，这次开荒种植，注定要把他们推向更艰苦的境地。杨逵不怕吃苦，他一生吃惯了苦，但若为了借钱而向人低头，为了交利息四处奔波，却不是他所愿。
这样的时候，幸亏有叶陶站出来全力支持杨逵。杨逵是一个行动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持举家迁移大度山，想望在满是石头的贫瘠红土中开拓出美丽的花园。这一年，孙女杨翠出生，杨逵乐不可支地将他的理想赋予孙女的名字，唤之为“翠”，祈愿来年便能看到满园青翠，遍地鲜花。杨逵一心一意地开荒种花，叶陶却要为现实生活问题日添愁苦，为借钱还息而求告低头，为卖花养家而四处奔波。叶陶不愿意让坐牢十二年的杨逵再度遭遇理想破灭的痛苦，她一个人承载着这些心事以至终老。叶陶对儿女们说：“你们阿爸无事被关了十二年，与现实生活脱节很久，难免不通世事，现在他好不容易回来了，兴冲冲想要辟建一座花园，这是他自早以来的心愿，我们就别扫他的兴，一起帮赞他来完成。”
杨翠：《阅读叶陶的风华》，原载《中国时报》1992年10月。叶陶处处身体力行，想方设法来支持杨逵。
1964年，华南银行以信用贷款超期为由，催还贷款。杨逵和叶陶四处奔波，到处筹措，先还借款一万元；同年10月14日，改以东海花园的土地、房屋等为抵押品，签具“抵押权设定契约书”，抵押借款四万元，以每百元按日息四分三厘计算，按月付息。
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杨逵没有退缩。“我们努力干下去！开垦将是给予孩子们生活最好的教育。”杨逵则对叶陶如是说。
杨逵与叶陶日日早起，进山劳作。在这里，杨逵挂起一个小小招牌：“东海花园”。四个月后，好不容易凑齐五千元，请来一个泥水匠搭盖茅屋，孩子们也跟着忙里忙外。荒芜的东海花园里，终于有了一座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子。大家都很兴奋，泥墙还未干透，就急忙搬进去了。
杨逵颇为感慨，他勉励孩子们说：
当然，任何一件事，开始的时候无可避免会遭到相当多的困难；不过天下事也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我决心要把石头山变成花园，虽说困难重重，但比起当年美国开发西部的拓荒者的苦心，又算得了什么。至少没有暴风雪和热风的侵袭，也不必和红蕃争斗。我没有本钱，但是我有的气力、双手；只要我一铲一锄努力的挖下去，总有成功的一天。
杨素绢：《开拓者》，收入杨逵《羊头集》，（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214页。
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杨逵动员祖孙三代合力开荒，用生命和汗水书写出现代版的愚公移山故事。靠着锄头、铁锹、畚箕、扁担这些最原始的工具，杨逵和家人一坪一坪地将荒地开垦，再一坪一坪地种下花木蔬菜。
浇水要到很远的水圳去挑，停水时没水浇地，闹水荒时，水利会员又不让挑水。每天天未亮，杨逵就上山挑水浇花。在黎明的晨曦中，一个瘦弱老人，挑着沉重的水桶，无数次地往来于水圳与苗圃之间，直到太阳高升，才稍事休息得以喘息。白天，要继续开荒种植，料理花事，还得赔着笑脸打发那些频频上门的催债人。这种差事让杨逵不堪其苦，常常感到比开荒、挑水、种花都来得吃力。每每这种时候，多由叶陶出面应对。下午四五点钟以后，炽热的岛屿阳光开始减弱下来，挑水的工作又得重新开始一遍，直到暮色沉沉，才回家吃晚饭。而群星闪烁时分的劳动内容，则是“晚上捡石头，一担担挑开都要做到深夜。照明工具是最原始的‘壁虎’煤油灯，小小的风都会给吹熄，便在黑暗中摸索。”
杨逵：《垦园记》，原载《台湾新生报》1969年3月1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5页。
杨逵曾这样描述自己在东海花园的生活情景：
四年有余，天天挖石头，搬石头，浇水、施肥、喷农药……默默地把这一块荒芜的石头山已变成了花圃。为的是想创造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可以过得安静舒适的天地，也就是说要创造一块不受到干扰，而且不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