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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杨逵在丛刊中刊载了史民（吴新荣）的《赖和在台湾是革命传统》，把构建台湾新文学运动史当作重要课题，一如文中所说：
赖和在台湾，正如鲁迅在中国，高尔基在苏联，任何权威都不能漠视其存在。赖和路线可以说是台湾文学的革命传统，谈台湾文学，如无视此一历史上的事实便不是了解台湾文学。有人说台湾的过去没有文学，其认识不足才是笑话呢。
史民：《赖和在台湾是革命传统》，原载《台湾文学丛刊》第2期，1948年10月8日，第12页。
杨逵致力于台湾人民反殖民斗争历史和台湾新文学运动史的建设，是有其明确所指的。台湾光复时，有些来台的大陆人士以解放台湾的功臣自居，对台湾人民五十一年间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日斗争视而不见，而是一味强调台湾在经历了五十一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后，存留了严重的奴化遗毒，当前的首要工作，就是清除这种遗毒。1946年间，陈仪政府曾以台湾人接受日本奴化教育为口实，阻挠台湾人自治与参政的权利。上述情形，也在无形中造成两岸同胞的隔阂乃至省籍的矛盾。杨逵在《台湾文学丛刊》中编辑刊载了上述作品，是从尊重台湾历史与文化的立场出发，让两岸知识界与民众加强交流与了解，对历史真相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后来在1948年《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论争中，杨逵通过《“台湾文学”问答》一文，仍然继续了这个问题的思考，文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基于希望永久殖民台湾的想法，自然以奴化教育为重要国策之一，但是台湾人奴化没有是另一个问题。他说：
部分的台湾人是奴化了，他们因为自私自利，愿做奴才来升官发财，或者求一顿饱。但这种人，在今日原是一批的奴才，他们的奴才根性，说因教育来，宁可说是因为环境。在帝国主义对封建主义控制下的这个孤岛上，自私自利的人都做得奴隶才得发其财。托管派、拜美派当然也是这一类的人。但大多数的人民，我想未曾奴化。台湾的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反日反封建斗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是明证。
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8年6月25日。
其二，《台湾文学丛刊》本着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直面台湾社会现实，批判腐败政权，抨击时弊，揭示社会不公现象，体现出台湾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立场。
《却粪扫》叙述家境贫穷的失学儿童只能沦落到捡拾垃圾维持生活的悲惨命运；《营养学》这幅漫画，则描绘出细瘦如白鹭鸶的老师，在教导一群干瘪的学生，讽刺黑板上写着的“营养”二字是不能充饥的。《不如猪》的慨叹，竟是农民生养子女不如养猪卖钱划算！其他像《同是一个太阳》、《上任》、《勤》、《裁员》等作品，或大胆抨击了台湾现实社会中营私舞弊、攀亲援戚、假公济私的官场文化现象，或影射了国民党政府接收后的台湾民不聊生的景况。
特别是欧坦生的小说《沉醉》，是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描写一个在台北某机关当佣工的台湾少女阿锦，被从厦门去台湾宝岛“观光”的青年公务员杨先生所骗的故事。男方以结婚为诱饵，逢场作戏，始乱终弃，导致少女落入了失身怀孕的不幸命运。这篇小说最初首刊于1947年上海《文艺春秋》，编辑范泉认为它写得及时，写得好，真实地“揭露了我们某一部分的祖国的同胞正在如何把轻佻与污辱抛给了这块新生的土地。”
范泉评价，原载《文艺春秋》第5卷第5期，1947年11月；转引自横地刚：《范泉的台湾认识——四十年代后期台湾的文学状况》，陈映真编：《告别革命文学？》，（台北）人间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89页。杨逵也高度称赞《沉醉》是“‘台湾文学’的一篇好样本。”
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新生报》“桥”副刊，1948年6月25日。
总的来看，杨逵编辑《台湾文学丛刊》，是集合不同省籍与世代的左翼作家，将重建台湾文学的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文艺实践中。在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经济压力下，尽管《台湾文学丛刊》只有发行三期的短促生命，但它对那个时代的见证和审视，却有着相当深远的文学意义。
1948年，杨逵的文学活动还主要表现在《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中。《台湾力行报》为青年军出身的张友绳 张友绳，1922年生，浙江浦江人。抗战时参加青年军，曾响应国民党政府号召，赴新疆推动文化建设而遭逢伊犁事变。二二八事件之后来台，于台中办《台湾力行报》。四六事件时被警总侦讯。顶让北迁的和平日报社而创办，工作人员也以青年军第一期的同学为主。1947年11月12日，以四开三日刊的形式创刊于台中市。张友绳于二二八事件后来到台中，听到被解散的《和平日报》档案资料和人员都还在，听从朋友建议，想办一个地方报纸。后来看到《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论争，受到启发，特地开设“新文艺”副刊，1948年8月邀请杨逵出任主编，以培养台湾的青年作家。
参见徐秀慧：《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7月，第105页。
从《台湾力行报》总体的编辑方向来看，何义麟针对《台湾力行报》的研究指出：“创刊词与许多表明该报立场的言论都强调，该报表明自身为三民主义信徒，反对共匪作乱的行径，呼吁为和平建国努力之重要。其言论显示，国民政府溃败之前，尚存在一些模糊空间，三民主义信徒可左可右，和平建国信念转换空间更大。因此，力行报社具有左翼人士活动的空间，但这也不表明该社为左翼报刊。”参见何义麟：《媒介真实与历史想象——解读1950年代台湾地方报纸》之附录《国立台中图书馆珍藏十八种报刊简介》，《台湾史料研究》第24号，2005年3月，第18页。何义麟给予《台湾力行报》的历史定位，是“延续了左翼思潮的地方小报”。
1948年8月1日起，《台湾力行报》改为日刊，并开设了十三种副刊栏目。杨逵主编的“新文艺”栏目于8月2日登台亮相，出刊以定期或不定期形式不断变换，1949年1月23日仍然刊出第三十八期，有可能延续到1949年“四六事件”杨逵被捕而中止。
《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其编辑方向十分明确，每期刊头都有主编杨逵具名的《欢迎投稿》。其曰：“欢迎各种投稿，没有内容的空洞美文不要。反映台湾现实，而表现着台湾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动向的有报告性的文字，特别欢迎。”这符合杨逵一贯的办刊方针，他总是自觉地通过编辑活动，以文学再现台湾社会现实。这其中也体现着他对现实主义的、人民大众的普罗文学理念始终不渝的坚持。不管是反映民生之焦苦，百姓之抗争，还是抨击时弊，嘲讽现实，像《福？》、《荣归》、《鲁嫂》、《荒野哀歌》、《林湖大队》在这类《新文艺》副刊登载的作品，多表明了上述创作指向。杨逵还在该副刊发表《人民的作家》、《论反映现实》、《论文学与生活》等三篇文章，大力呼吁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杨逵在阐释了生活之于创作的意义，反映现实的重要意义之后，以充满不平之情的语言，尖锐地指出：
大家须要理解，天天在酒楼菜馆吃大菜的人有多少？天天愁米愁衣的人有多少？而坐在新式的小包车狂东狂西的人是什么种人，无工做甚至有工做尚且不能活命的人是什么种人——确切地了解到这点，才得算是对这现实有点认识，写出来才能算是真正反映现实的。
杨逵：《论“反映现实”》，原载《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第19期，1948年11月11日。
本着反映现实的文学立场，杨逵在“新文艺”副刊的第八期、九期、十一期连续登出“实在的故事”征稿启事：
“白昼说梦“与“空唤乱嚷”的文章；不是现实的需要，读者也已经不觉得什么兴趣了。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如其能够使我们感奋、高兴、愤慨、伤心的事情，我们当要将其发端，经过，结末仔细考察记录下来——这叫做“实在的事”，它已然会感动我们的心，如果写得不错的话，应该也会鼓动读者的。在取材上，表现上，采取这些样客观而认真的态度，才是“新文艺”的出路，也是文艺大众化的捷径。
杨逵：《求征“实在的故事”》，原载《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第8期，1948年9月20日。
“新文艺”副刊的第十一期，刊出了“实在的故事”特辑，共收有阿涛的小说《扁头哪里去？》、萧金堆的小说《两个世界》，铁的诗歌《囚徒》，以及杨逵的《“实在的故事”问答》，从中可见杨逵利用副刊阵地推动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为战后台湾的文学重建寻找出路的执著努力。
在坚持现实主义主导方向的同时，《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的创作风格也呈出现多样化的趋向。这种倾向的形成，与作家组成的多样化、文学经验的多元化以及文体类别的多样化都是密切相关的。在执笔作家的组成上，杨逵立足于两岸作家的融合，不同世代作家的组队，以促进文坛的交流互动。大陆作家中，有茅盾、徐中玉、楼适夷、扬风、姚理、石火、啸风等人的作品；台湾老作家中，有吴新荣、杨启东、蔡秋桐、蔡申发等的创作；年轻世代的作家，则以林曙光、叶石涛、志仁、金秋，以及银铃会的朱实、萧金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