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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逵的小说，不仅呈现了形形色色的殖民地苦难，更凸显出殖民地台湾不屈的反抗意志，自始至终贯穿着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揭露与批判，并体现了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双重觉醒。
《模范村》通过对日本殖民当局建造所谓“模范村”的描写，揭露了“共存共荣”样板背后上演的台湾农村悲剧，并特别表现出抗日志士阮新民在阶级反抗和民族反抗方面的双重斗争。小说中，殖民统治者为了夸耀现代化给台湾农村带来的所谓恩德，便由泰平乡的日本警察和大地主阮固互相勾结，出面打造“模范村”。强权者把村民编成“保甲民”，随时随地无偿地征用劳动力。他们先是在一大片良田里强行修筑一条十多米宽的“保甲路”，又开辟了与其交叉成十字的20米宽的“纵贯道路”。“模范村”的样板路换来了那些公共汽车、卡车、摩托车的驾驶人和他们的主人的衷心称赞，换来了木村警长的地位升迁，而给农人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小说写道：“在各十字路口立起‘牛车禁止通行’的禁牌时，大家都说：‘为什么我们开的路，不让我们的牛车走！’”杨逵：《模范村》，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37页。为了追求所谓“模范村”，官方命令村民整理周围环境，水洼要填，杂草要除，竹林超过屋顶高度的部分要剪掉，连房屋附近的凤梨、香蕉，也都被残忍地砍掉。他们还强迫农民自家出钱建造铁窗栏和修水沟，购买日本神牌和“君之代”的挂幅，这对于贫穷的农民，无疑是雪上加霜，以至于造成憨金福的走投无路，投水自杀。
富有正义感和抗日精神的阮新民东京留学归来后，看到贫富不均的乡村和殖民地台湾的破败，很快与他的地主父亲阮固形成势不两立的阵营。阮新民鼓动村民们：
日本人奴役我们几十年，但他们的野心愈来愈大，手段愈来愈辣，近年来满洲又被她占领了，整个大陆也许都免不了同样的命运。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问题。我父亲这种作风确是忘祖了。他不该站在日本人那边去，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协力把日本人赶出去，这样才能开拓我们的命运！同①，第259—260页。
阮新民在反抗台湾殖民地统治的过程中，最终前往大陆，投身到全国同胞抗日救亡斗争的潮流之中。
《无医村》通过一个贫苦青年得不到医治而死亡的遭遇，对日本殖民统治下不合理的医疗制度大胆谴责：“这政府虽有卫生结构，但到底是在替谁做事呢？”《泥娃娃》写的是几个孩子用泥巴塑造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军舰和士兵，彼此间互相开战的故事。小说一方面以沉痛的口吻，传达出殖民地儿女的精神之痛和生命悲哀：“不，孩子，再没有比让亡国的孩子去亡人之国更残忍的事了”；另一方面，他又以情绪激烈的言辞，象征性的小说结尾，表现了对殖民者的蔑视和对侵略战争的厌恶情绪：
如果以奴役别的民族，掠取别国的物资为目的的战争不消灭；如果像富岗一类厚颜无耻的鹰犬，不从人类中扫光，人类怎么可能会有光明和幸福的一天！
当天夜晚，一场雷雨交加的倾盆大雨，把孩子的泥娃娃们打成一堆烂泥……。杨逵：《泥娃娃》，原载《台湾时报》第268号，1942年4月，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4页。
《鹅妈妈出嫁》中，曾经留学东京研究“共荣经济理论”、呕心沥血撰写专著的林文钦，他要追求的那种“不求任何人的牺牲而互相帮助，大家繁荣”的共存共荣，在殖民地台湾根本无法实现，到头来只能落得家破人亡、咯血而死的悲剧。日本人鼓吹的所谓大东亚“共存共荣”的真相，恰恰是“不存不荣”的现实。林文钦的结局造成了小说中另一位知识分子“我”的觉醒：只有消灭侵略、压迫和剥削，才能有真正的人生出路。
1942年的台湾，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被日本殖民当局推向“决战体制”之际，杨逵利用殖民当局内部的矛盾和一部分有正义感的日本人的厌战情绪，应当时《台湾时报》编辑植田的约稿，创作了《泥娃娃》、《鹅妈妈出嫁》这类内蕴抗日情绪的作品。杨逵说：“我给他写了《泥娃娃》和《鹅妈妈出嫁》，我的意图是剥掉它的羊皮，表现这只狼的真面目。”杨逵：《鹅妈妈出嫁·后记》，《鹅妈妈出嫁》，（台北）香草山出版公司1976年5月版，第216页。
杨逵小说的抗议主题，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往往超越狭隘的地域观念和民族意识，站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立场，去谋求超乎种族的阶级团结，这使他的作品多有阶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相互交叉甚至重叠。杨逵的代表作《送报伕》写于1932年，这是台湾抗日民族运动各种组织和刊物被破坏的白色恐怖时期，也是杨逵生活上最为失意和潦倒的时候，但是生活环境的困难并不代表杨逵精神上的潦倒，他仍然写出了极具精神力量与思想含量的扛鼎之作。
《送报伕》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两条故事线索，一则讲述台湾青年杨君即“我”在日本的生存打拼和心智觉醒，表现日本本土的资本家对劳工的欺诈和剥削；另一条线索则回忆“我”的故乡台湾地狱般的农民生存真相，揭露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残酷掠夺。这两条线索的交织互动，突出了杨逵左翼思想中的世界性阶级视野。杨君为寻求殖民地台湾的救赎之道来到日本，却在报馆老板的残酷剥削下生计无着；走投无路之际收到家信，得到的竟是家破人亡的噩耗。在杨君陷入绝境的时候，是日本进步工人田中伸出援手，动员他参加反剥削反压迫的劳工运动。杨君的阶级意识也在此时开始觉醒：
在故乡的时候，我以为一切日本人都是坏人，恨着他们。但到这里以后，觉得好像并不是一切的日本人都是坏人。
而且，和台湾人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似的，日本人也一样。
诸如小说中日本进步工人田中所说的那样：
不错，日本底劳动者大都是和田中君一样的好人呢。日本底劳动者反对压迫台湾人，糟踏台湾人。使台湾人吃苦的是那些像把你底保证金抢去了以后再把你赶出来的那个老板一样的畜牲。到台湾去的大多数是这种劣根性的人和这样畜牲们底走狗！但是，这种畜牲们，不仅是对于台湾人，对我们本国底穷人们也是一样的，日本底劳动者们也一样地吃他们底苦头呢。杨逵：《送报伕》，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55—56页。
由此，杨君逐渐明白了，无论台湾岛上还是日本国内，都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分；为了谋求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全世界的劳动者只有携手联合，才能对抗凶恶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后来他决定返回台湾，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篇小说超越了当时台湾文学的水准，不仅启示人们探求积极向上的历史进路，还以高度的民族主义和朴素的国际主义的结合，开拓出一种高远深刻的思想境界和阶级胸怀。正因如此，《送报伕》得以在30年代的日本文坛获奖，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广为影响，并被大陆的左翼作家胡风所关注和翻译。当年的台湾文坛，不仅赖和对《送报伕》的获奖与传播感怀落泪，许多新文学作家都有同感，因为这是殖民地台湾的作家，第一次在世界文坛上传达出弱小民族的文学之声。正如作家赖明弘在《文学评论》的“读者评坛”中所表达的那种心情：
经过重重困难，虽然比朝鲜晚了一年，我辈的台湾作家终于得以在日本文坛出头。当我在《文评》看到杨逵的名字时，当真欢喜到无法言语。为了能在日本文坛出头，我们都竭尽心力地在努力。赖明弘语，转引自施懿琳等合著：《台湾文学百年显影》，（台北）玉山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67页。
杨逵小说的抗议主题，其独树一帜的地方还在于，在最黯淡最孤独的殖民地台湾的生存境遇中，其小说燃起了一丛丛的篝火，让希望、信念和光明温暖人心，唤起被压迫者对于斗争之路和未来前景的行动力量。这种小说是杨逵对人道的社会主义信仰的期待，也是他在真实的写实主义基础上融入的理想色彩。在作者笔下，杨君返乡之际立志成为拯救台湾斗士的决心（《送报伕》），辛勤耕耘的妻子盼望投身社会运动而坐牢的丈夫归来的期待（《萌芽》），还有石头缝里抽芽开花的玫瑰花（《春光关不住》），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杨逵传达的希望所在，力量所在。正如《模范村》里那个病弱的乡村教师陈文治，在抗议殖民统治的团结斗争中，所感受到的那种行动力量：
他们摸索着路走，互拉互牵着，每个人的心都激动得很历害。
很久很久，他在灵魂的空虚中发闷，今天却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注入了他的周身。他感到快乐，体会到生活的意义。
“他们在我困苦的时候，拯救了我。我也得拿出我最大的力量，为他们……”
他自言自语地站了起来。山后一道霞光，已经透过窗口射了进来。杨逵：《模范村》，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97页。
这种在最黯淡的现实中也要留下一些希望的种子的写法，杨逵说：“我认为可以称为理想的写实主义。意思是说：不迷失在黑夜中，做一些准备工作来迎接将要到来的早晨。”杨逵语，见《我要再出发——杨逵访问记》，原载《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6页。
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