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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理想主义精神的融入，乌托邦理想的构想，这种对美丽新世界的期待，也成为杨逵剧作的主题之一。
在《赤嵌拓荒》这出剧作中，杨逵让前仆后继渡海来台的大陆移民，在开拓台湾的艰辛耕耘中，不断赞叹台湾的美丽富饶、自由和平：“这里叫做赤嵌，是喜爱自由的人来开发的。大家都明朗活泼，过得无拘无束。”开荒者所向往的是“自由世界新天地/青山苍海属大家/你捕鱼呀我打猎/我开荒呀你种地/协力征服自然界/开发富饶新天地”。作者在这里描绘出一幅男耕猎女织布，清静自由和平的小康社会图景，并借剧中人物来创造一种桃花源情境。而一旦荷兰军舰入侵，当地剧民与渡海来台的移民则团结协力，同仇敌忾，表现出抵抗异族侵略、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强意志。而这一切，正是杨逵对台湾民众的期待。
《猪八戒做和尚》是一出四幕喜剧，它以丰富的联想，幽默诙谐的笔调，凸显了猪八戒的个性，并借此暗喻出一个“三藏取经的西方极乐世界”，进一步描画出作者的心目中理想社会的蓝图。在剧中，作者将打家劫舍、搜刮民财的猪八戒比作土匪，将鱼肉百姓、贪污赌钱的官府、奸商比作强盗，以此唤起人们对不义不公社会的反抗意志。当三藏与悟空、八戒一行人最后来到桃花源时，舞台上响起孔子的纪念歌，幻灯片映出一张张礼运大同篇的蓝图，杨逵构建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尽在其中：
幻灯（1）大道行也，天下为公（运动大会）
幻灯（2）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群众大会选举长老）
幻灯（3）故人不独亲其亲（养老院许多孩子们为老人服务）
幻灯（4）不独子其子（养育院寡妇照顾许多孩子）
幻灯（5）使老有所终（老人清闲游玩散步读书）
幻灯（6）壮有所用（壮人做水坝耕地）
幻灯（7）幼有所长（幼年学校教育情形）
幻灯（8）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疗养院废疾者互相照顾快乐生活的情形）
幻灯（9）男有分，女有归（集体结婚典礼）
幻灯（10）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稻谷、果实、布匹等捐献大会）
幻灯（11）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修道筑桥植树献也）
幻灯（12）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法院闭门无事做，法官们有的种花，种树，读书）
幻灯（13）故门而不闭，是谓大同（门户开放群集在外面歌舞）杨逵：《猪八戒做和尚》，收入《杨逵全集》第2卷（戏剧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第148—149页。
在《猪八戒做和尚》中，还穿插着一种喜剧氛围。它把那些假丑恶的东西撕破了给人们看，给人带来戳穿画皮的艺术快感。另外，像《猪哥仔伯》、《睁眼的瞎子》、《丰年》、《真是好办法》、《婆心》这些剧作，本身就标明了“讽刺喜剧”。杨逵在蒙冤绿岛的日子里，仍然能以笑看人生的态度来面对命运打击，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和对世事的深层透视，使他绿岛时期的戏剧创作越来越趋向“写实的喜剧”，并构成独特的“杨氏喜剧”风格。
杨逵带有喜剧风格的这类剧作，在新旧事物的矛盾斗争中，最终往往是新事物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压倒旧事物，并由此否定旧事物。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5页。
杨逵剧作的喜剧精神，鲜明地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批评意识，二是乐观主义精神。前者让他以犀利的思想锋芒，洞穿世事，悟彻人生，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后者让他以幽默诙谐的笔调，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并始终怀抱新生活的信念，从中获得精神再生的力量和愉悦。这种喜剧精神，正如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弗莱在《喜剧》一文中，对具有喜剧精神的人的一种认知：
应当去认识生活，承受死亡，保持欢乐。他们的心灵必须象长生鸟一样坚不可摧，即自焚者必须自行点燃并获得再生：这不是出于一种脆弱的乐观主义，而是靠一种来之不易的深沉的愉悦。［英］克里斯托弗·弗莱《喜剧》，转引自《喜剧：春天的神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4—5页。
杨逵绿岛时期戏剧中所蕴含的，正是这样一种被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长生鸟精神，如同那压不扁的玫瑰花，任何时候都保持了绽放的姿态。
第八章 绿岛言说：以生命倾诉心语
绿岛时期的杨逵，在生命被囚禁的岁月，以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仍然坚持了戏剧、散文、诗歌乃至家书的写作。这些作品，有的文章刊载于监狱里的《新生活》壁报上，有的剧本得以在年节佳日的绿岛监狱晚会或绿岛街头演出，有的家书记录在“新生笔记簿”上，但在当时，它们根本无法公开发表。即使杨逵出狱后，这些作品不是被封存在家中的铁柜子里，就是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失落多年，杨逵生前并没有看到它们的正式发表与出版。直到1985年杨逵去世以后，这些被“出土”的绿岛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
绿岛时期的写作，是杨逵在世间最黑暗的地方放射出来的生命光芒，它不仅透过杨逵心灵历程的忠实记录，发掘出一种冰山底下也不致冻僵的生命能源；而且以其体裁多样、数量丰富的作品，构成杨逵文学生涯中的另一创作高峰。
一、绿岛家书：黑暗中发出的爱与热
《绿岛家书》是杨逵系狱绿岛时期，绝大部分未曾寄发的家信底稿。这批家书原来写在二十五开的“新生笔记簿”上，一共有四本。从1957年10月12日写起，至1960年11月18日止，前后超过三年的时间，总计一百零七封。从泛黄的笔记本来看，这些信件可能是杨逵所写的草稿，其书写字迹时而整齐，时而凌乱；有删改明显的地方，也有画了增补线却未曾补入之处；有写着“返回”字样的信件，也有标明“不发”记号的信件。按照绿岛监狱的规定，每位受刑人一周最多只能寄出一封经过严格审查的家信，且字数不能超过三百字。所以，杨逵写信时总是先打草稿，如果超出了规定字数，再做修改。这些“新生笔记簿”上所写的，正是绿岛家书的草稿。
这些绝大部分未曾寄发的信件，不仅杨逵家属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就连杨逵本人也早已遗忘，生前未向任何人提起过。直到1986年，也就是杨逵逝世一年之后，正在东海大学读硕士的杨逵的孙女杨翠，从朋友那里，得到了有人辗转送来的《绿岛家书》手稿。当杨逵次子杨建第一次看到这批家信的时候，百感交集的心情实在是难以形容。父亲生前对子女关爱的信件，居然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才被子女们读到，历史留下了多少愤懑、痛楚和遗憾！这一切，正如杨建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家》中所说的那样：
这些家书绝大部分未曾寄发，我乍一接到，当晚挑灯夜读，前景旧事纷纷涌来，可以想见父亲在当时严格的通信字数限制下，不能如愿地将这些关爱寄达家人手中的悲愤之情，二来也可以知道，父亲是想利用书信体的形式，来记下他飘离海外的所思所感……杨建：《一个支离破碎的家》，杨逵《绿岛家书》，（台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页。
杨建流着眼泪，彻夜阅读。当他合上了《绿岛家书》最后一页的时候，天色已经发亮。杨建细心整理了这批信件，并为它一页页地加了注释。1986年10月18日，《绿岛家书》由《自立晚报》副刊予以连载，至同年12月24日全部刊完，历时两个月有余。《绿岛家书》的公布，受到读者的广泛注目，它让“绿岛杨逵”生前受冤于社稷、死时含悲于家人的沉冤，在杨逵写了《绿岛家书》二十九年之后（从1957年起），在杨逵出狱十五年之后（从1961年起），在杨逵逝世一年之后（1985年），终于得以昭雪。《绿岛家书》后来又经杨建的女婿魏贻君整理一次，并且加上适当的标题，由台中的晨星出版社于1987年3月结集出版，书中收入了从1957年10月12日至1960年11月18日所写的一百零七封家信。2001年12月，彭小妍主编的十四卷《杨逵全集》全部出版，其中第十二卷（书信卷）收入了杨逵从1954年10月15日至1960年11月18日所写的一百一十一封绿岛家书。至此，目前所能够搜集到的绿岛家书，得以完整面貌地呈现。
《绿岛家书》写作的背景，根据杨建的回忆，是父亲锒铛入狱后全家最困顿的日子：
向电力公司租来的土地，因电力公司要收回以增建员工宿舍，限我们在年底前搬出去，交还土地，这是民国四十六年中的事情，这件事对穷苦的我们而言，形同晴天霹雳，而父亲在家书中所提及的诸事，也从这年开始。……
民国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间，家中情形一如往昔，人人都在窘困的环境中冲撞、挣扎，企图走出一条路来。
但是这一连串的变动，只是家中每个份子各自投入生活，各自与环境搏斗，容或稍有助于家庭，也是微不足道，妈妈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