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3卷（未定稿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04—705页。
事实上，身处逆境仍然不放弃人生追求，遭受厄运依旧怀有生命的期许，绿岛杨逵所依靠的，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对未来前途的乐观信念。
走进《太太带来了好消息》、《我的小先生》、《怎样才能把一个家弄得好？》、《父子游泳赛》等散文作品，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浓浓的亲情，是活泼诙谐的乐观情趣。这种乐观向上的情怀与杨逵及其家人的生活困境形成鲜明对照，从中可看出赖以支撑他们走过人生坎坷曲折的精神柱石。《太太带来了好消息》表现杨逵入狱后陷入困顿的家庭是怎样在亲情爱心的相濡以沫中，团结拼搏，逐渐走出困境，终于步入生活坦途。杨逵这样描写太太带来的好消息：
好消息是我们家里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表现着协力一致与坚强奋斗的精神。就在六个人分为五个家的今天，大家的心越显得牢牢的结合在一起，使我无后顾之忧。
这个结合在一起的心，叫做爱。杨逵：《太太带来了好消息》，绿岛《新生月刊》，1956年4月号；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24页。
接下来，杨逵以欣喜有加的口吻，如数家珍般地一一介绍了太太带来的好消息。在这个洋溢着自由、民主、快乐风气的家庭里，有着健康、明朗、活泼性格的太太，持家有方、自称全家“总经理”的长子资崩，勤劳能干、继任家中“副经理”的次子杨建，新近考入师范，曾任杨逵“小先生”的次女素绢，以及在哥哥入伍、姐姐上学之后，接任“管家婆”的么女杨碧，他们都以各自的拼搏和团结协力，共度困顿岁月，走出人生逆境。对于身陷囹圄、思念家人的杨逵来说，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消息让他振奋，于是他在文章结尾深情地写道：
太太带来给我的好消息，不是金钱财宝，也不是添丁发财，是太太以及儿女们的牛一般的体格，牛一般的克苦耐劳，与真实人性的爱——这爱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
家是民族社会的基础，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起点，它的结合力就是爱，它正是太太带来的最好消息。杨逵：《太太带来了好消息》，绿岛《新生月刊》，1956年4月号；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30页。
杨逵写于绿岛时期的散文，其中有二十余篇长于说理的文艺随笔。这些文章，或侧重于社会人生的思考，以平凡生活中的哲理发现而见长；或执著于创作问题的言说，以广泛的文学关怀为特点。杨逵的新生笔记簿上有一组“写作漫谈”的文章，它由《谈写作》、《什么是好文章》、《文章的味道》、《文章的真实性》所组成，加之《文化战士》、《作者与读者》等文章，集中地反映了作家杨逵在狱中的文学思考，并深化了他所坚持的文艺观。在文学的作用、作家的良知以及文学理想的真实根基等方面，杨逵如是说：
文章是反映人生的，人是社会的动物。生活有个人的一面，也有社会的一面，这些结合在一起，唤起了人们的喜怒哀乐，忧郁与雄壮。杨逵：《什么是好文章？》，绿岛《新生活》壁报，1957年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56页。
文章是精神的粮食，是用以传情达意的东西。写文章的人，应该先有什么意思与情感要传达，是主动的、带有指导启发作用的。因此，社会对作者的要求，总比厨师更严厉。要是作者没有良知，出卖劣货与毒品，将受到的谴责与批评也是更严厉的。杨逵：《文章的味道》，绿岛《新生活》壁报，1957年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62页。
作者藉文艺的形式又常常要提示他的理想，要是他的所谓理想是沙上的楼阁，要到那里的路又是一条虹，一定也不能叫我们响往。固然间接的表现方法是有的，但一定要有实质的事物来印证才能叫人共感与共鸣。杨逵：《文章的真实性》，绿岛《新生活》壁报，1957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72页。
杨逵绿岛时期的文艺随笔写作，还特别注重来自民间的文学艺术资源的发掘，有关谚语、民歌、民谣、民舞、街头剧等话题开始大量进入杨逵的文艺思考视野，并引发他对于驶犁歌、捕渔歌、插秧歌、舞龙、弄狮、宋江阵等多种文化习俗和乡土艺术的童年记忆。这些民间素材，曾较多地运用在杨逵绿岛时期的戏剧创作，并在绿岛散文中不时涉及。
杨逵曾一连气写了三篇谈论谚语的文章，从谚语的由来与特性，到谚语的民间运用与流传，一一道来。在杨逵看来：
谚语是民众对某项事物看法的集约表现，个人的与偏差的看法，都不能成为谚语。杨逵：《谚语与时代》，绿岛“新生笔记簿”（1）上之手稿，发表于《台湾新生报》1976年10月1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90页。
谚语是我们民族伟大文化遗产之一，它用很通俗简洁的几个字，告诉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常常含有很深的哲理，给我们明快的解释。杨逵：《谈谚语》，绿岛“新生笔记簿”（1）上之手稿，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95页。
谚语要经过千千万万人的嘴来流传，也就必须要得到千千万万人的公认，才能传到我们耳朵来。宣传要是空虚的、没有道理、没有事实根据的，就得不到那么多人的公认传诵。言论统制只能够禁压那些公开的出版与演讲，绝不能封闭了千千万万张的嘴。同①。
不仅如此，杨逵还搜集了许多来自民间百姓的谚语，把它们用于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解读。诸如，将“黄虎生在太平洋未升天牙痒痒”、“三年小反，五年大乱”、“王爷公无保庇害死苏有志”、“大本营发表输的总记在别人的账”这些谚语连贯起来，可以极其简洁而传神地勾勒出日据时期的台湾历史线索，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性。而透过“穷则变、变则通”、“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有心打石石会萎”（穿的意思），无心做事半路废“这类谚语，杨逵特别强调的是谚语中那种集思广益、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精神，并以此来作为一种人生励志。事实上，杨逵在绿岛时期的文艺性思考，已经更多倾向于生活、土地、民间等话题，逐渐凸显其草根性文学的性质，并为杨逵晚年明确提出“草根文化的再出发”，奠定了文艺思考的基础。
杨逵绿岛时期的创作，也曾涉足诗歌领域。一般人们了解比较多的，是杨逵的小说、戏剧等创作，其实他的诗歌尝试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学实践。早在日据时期，杨逵就已经开始诗歌创作。1942年7月13日刊登于《台湾新闻》上的《孩子们》，应是他最早发表的诗歌。他的遗稿里还有三首日文诗作，如《病儿》、《不要悲伤——写给女儿》、《送别老师》，其原稿纸上标明“首阳农园”的字样，这应该是他写于日据时期的诗篇，内容主要是揭示殖民地台湾的差别教育制度、孩童生活的贫寒以及现实社会的不仁不义。光复初期，杨逵在报刊上继续发表诗歌，作品有《却粪扫》、《上任》、《生活》等。其内容重在反映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社会百业萧条、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现实场景，诸如《营养学》里所说：“先生教营养/学生学营养/乌板写白字/先生亲像白令系/学生饿到廋瘪瘪/壁顶的饼不得止饥”。杨逵：《营养学》（童谣），原载《台湾力行报》“新文艺”副刊第3期，1948年8月16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
（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0页。这类诗歌多以台湾话文的民谣或童谣形式出现，并配之以充满讽刺与幽默色彩的漫画。
绿岛十年，杨逵的诗歌创作明显增多；《八月十五日那一天》、《十月好风光》、《胜利之歌》，是以回眸的眼光，谱写抗战胜利、台湾光复的可歌可泣历史；《祝你们新年好》、《黎明曲·公鸡叫》、《十年》、《大潮》、《青年》、《我们不是麻雀》、《一粒好种子》等诗篇，则特别表达了希望台湾人民珍惜历史与今天，团结奋进，不断开创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乐园的理想。而在《人生》、《学习》、《工作》等诗篇里，杨逵反复倡扬的，是那种既便征途荆棘满布，依然勇敢前行的韧性斗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百合》、《明年还要好》、《月光光》是以童谣形式创作；《我要克难一把琴》采用民歌体而为，无论它们是写家庭的离散情境，还是在写漂泊在外的父亲心愿，都对未来怀有一番美好梦想，充溢着一种笑看人生命运波折的乐观情怀。
杨逵的诗歌写作，内含一种执著鲜明的诗精神，它与作者毕生坚持的文学理念，是一脉相通的。正如杨逵后来在《即兴》一首诗里所表现的那样：
记得小时候
我是蛮喜欢诗的
时常到旷野里追逐
把诗当歌唱！
与蜻蜓、蝴蝶赛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