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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风雨人生：世纪台湾的长跑者（上）
五、登台亮相的文坛健将
作家杨逵的真正出发，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台湾社会运动走向低谷的时候。童年记忆的延续，现实斗争的激励，将杨逵塑造成为一个充满抗争精神的行动者；而知识分子实施反抗的最有效途径，便是诉诸文字、语言，用文学创作唤起民众。自从杨逵决定了以文学为武器，投身到台湾的社会革命运动中，他就走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奋争之路。在漫长的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愈演愈烈的白色恐怖，台湾社会运动不断的起起落落，新文学阵地所遭遇的风风雨雨，世事时局的每一次动荡，都会带来台湾进步知识文化界的命运变迁。而杨逵，是把自己的青春、爱情、家庭乃至生命全部融入台湾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无条件地奉献给自己的乡土。他在那些动荡岁月中所经历的颠沛流离，他在艰难蹇厄中开始的文学出发，更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人生负荷。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不定，个人命运怎样起伏跌落，惟一不变的生命原点和精神支撑，就是杨逵对于祖国和乡土的孺慕情怀。而文学创作，则是杨逵这种心声的代言方式。
20世纪30年代的杨逵，不仅负载着家国仇、民族恨的时代忧患，还经历着贫穷、疾病、厄运的重重缠绕。在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并恶化的情形下，杨逵不断地调整与改换自己的人生角色，开始了一次又一次艰难的出发。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台湾的社会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的时期，整个社会再度陷入全岛性的白色恐怖之中。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一是日本殖民者对“雾社起义”的残酷镇压，二是对台湾革命力量连续不断的全岛性大检举。就前者而言，1930年10月27日，台湾发生了震惊全岛的“雾社起义”。雾社位于台湾岛中部海拔一千二百三十公尺的山地上，地势险要，风景秀丽，是当时日本统治“蕃地”的中心之一。居住在台中州能高郡雾社庄的高山族人民，构成了由十一个社组合的雾社部落，他们一向具有光荣的抗日革命传统。在日寇的野蛮压迫和疯狂榨取下，郁积了太多新仇旧恨的雾社人民忍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让敌人付出惨重代价。惊恐万状的日本殖民者立即出动武力血腥镇压，甚至违犯国际公约施放毒气弹和燃烧弹，把大批义民毒死在山谷里。当时参加起义的六个社庄，原有人口一千二百多人，在经历敌人的大屠杀之后，只剩下二百九十八名老弱妇孺，还被强制迁移到埔里北面的眉原（川中岛）去。“雾社起义”发生在日本统治这块所谓“模范殖民地”三十五年之后，它宣告了日寇对台湾原住民的“讨伐”、“绥抚”和所谓“理蕃政策”、“同化政策”的破产，给日本殖民统治体系以沉重的打击。“雾社起义”失败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台湾的全面控制，白色恐怖再次笼罩全岛。
就后者而言，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为了消灭台湾人民革命的领导力量，频频制造政治高压事件。1929年2月12日，日本殖民者突然出动全部警察特务进行全岛性的大检举，各地“文协”、工会、农民组合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一千多人，全部遭到搜查和逮捕，由此造成震惊一时的二一二事件。随着荻洲担任台湾军参谋长之后，殖民当局的军部权势骤增，对台湾人民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1931年2月，日本总督府宣布取缔“台湾民众党”；3月至6月，又举行全岛性的大检举，逮捕被疑为与台湾共产党有关联的人士一百零七人；9月至11月，再度举行大检查，逮捕革命者和积极分子三百一十人。在这种白色恐怖下，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农民组合、台湾工友联盟以及台湾共产党或遭取缔，或自行解体，左翼力量遭受重创，公开的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开始转入地下斗争。面对这种政治时局的风云突变，借重合法的文学运动开展文化政治斗争，就成了当时的惟一出路。
1931年前后是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由高潮走向低谷的阶段，也是杨逵一生中最为失意的时候。但在杨逵看来，“生活上最潦倒的时候，却是我写作热情的盛季，生活环境的困难并不表示精神的潦倒，《送报伕》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写出来的”。（杨逵语，见《我要再出发——杨逵访问记》，原载《夏潮》第1卷第7期，1976年10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2页。）当时，台湾的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将他们的主要力量转移汇聚到文学活动与创作上来，新文学运动得以迅速发展与提升。在这种背景下，随着社会斗士的杨逵的一度沉默，作家杨逵开始登场亮相。事实上，文学活动也是杨逵实践思想理想的一种方式，是他透过小说世界启示来带动台湾民众的觉醒和参与。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坛上，能够始终靠脚踏实地的劳动来生存，并从大地和乡土直接汲取生命能源和文学经验的，惟有作家杨逵。
杨逵从小就喜欢阅读文学作品，但苦于一直没有实际写作的机会和经验。在日本半工半读求学的那几年，他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寻找思想出路上；返回台湾后，又全身心投入社会运动的潮流中，一直在风口浪尖上搏击人生，难得有时间坐下来安心构思。所以，在二十七岁以前，创作对于他仍旧是一个梦想。
1929年在彰化，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山人赖和先生的相识，成为杨逵文学生涯中的重要转折。在赖和的影响和指导下，杨逵大量阅读现代文学与本土作家的作品，更加坚定了他以文学为武器，唤起台湾民众精神的创作宗旨。在此之后，杨逵的文学出发，常常与坎坷的人生命运相伴随，创作更成为社会低潮与生命逆境中的一种坚持。这一年，台湾文化协会及农民组合被日本殖民当局破坏，杨逵与叶陶也被抓进监牢。出狱之后即结婚的杨逵与叶陶，迁徙高雄谋生。先寄寓旗后叶陶的娘家，后迁居于苓雅寮。因为杨逵夫妻皆名列于警察的黑名单，经常受到管区警察的盘问，邻居大都避之惟恐不及，几乎没有人敢和他们交往。为了生存，杨逵做过清道伕、修路工人、砖厂工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于困境中苦苦挣扎。
这时，叶陶靠了缝制成衣来补贴家用。她曾发明一种儿童穿的方便开裆裤，立时合并，蹲下去时裤裆自动敞开，小孩子撒尿不会脏了裤子。叶陶马上申请了专利，后来又请人来帮助制作，再交给中盘商。想不到，那中盘商因为债务而逃跑，导致了杨逵与叶陶服装加工生意的失败。1930年黯淡的生活现实中，又增添了长女秀俄出生的啼哭声。紧接着，家乡传来噩耗，在台南县新市开业行医的二哥杨趁，入赘陈家后，因不堪精神虐待和婚姻破碎而自杀身亡。杨逵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心灵遭到巨大创伤。忍受着时代忧患和个人苦难的双重磨折，杨逵选择了归农与写作的人生方式。
1931年，杨逵在高雄内惟的寿山脚下，以一年八元的租金，租了一所据说常会闹鬼而无人敢住的房子，蛰居下来。这所房子紧挨着山壁，周围经常有猴子出没，耳畔不时响起猴子的叫声，有时它们还顺着延伸过来的龙眼树枝跑到房顶上。白天，杨逵为生活不停地奔波，他出没于树林草丛，攀爬于山坡断崖，劳碌几天砍够一车木柴，便向朋友借来一台拖车运到高雄市去出卖。每次卖的钱只够买半斗米、一条咸鱼，有时还可买到一本杂志。生活是如此艰难，杨逵却未曾有为五斗米折腰的打算。因为是从狱中释放出来的人，杨逵砍柴为生的时候，仍有日本警察尾随监视，想不到这却在无形中“保护”了杨逵，让他能够公然出于保安林中，暂为樵夫。
白天的忙碌使夜晚的静寂更加鲜明，窗外只有山风阵阵，不时传来几声虫鸣。每每这时候，杨逵心中的创作欲望跃动不已，难以自抑。常常是在家人进入梦乡之后，杨逵跪坐窗户下的矮桌前涂涂写写，不知不觉之中已是夜半三更。最初的写作并不顺利，心中虽然满溢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情感，但从笔端流淌出来的，却是时断时续、零零落落的文字；夜半时分，孩子睡梦中惊醒的哭声，也会打断他的思路。创作的过程中，杨逵的脑海里不断地回响着：我如何代替台湾同胞说话？什么时候可以写出像果戈理一般的伟大作品，展示积极、愤怒的抗议姿态？
在坚持不懈的摸索和努力中，杨逵于1932年夏天完成了他的小说代表作《送报伕》。经由赖和介绍，8月间发表于《台湾新民报》。但小说刊出前半部以后，下半部的稿子寄去半年之久，却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后来杨逵才得知这篇作品已经被日本殖民当局查禁。《送报伕》被查禁之际，也是杨逵的长子即将出生之时。小说难产，婴儿也难产，这让杨逵充满生命的悲凉。当时，杨逵穷困到全身上下只剩下四分钱，连助产士都请不起，只好找邻居老太婆帮忙，因为没有处理好脐带，小孩到了十多岁肚脐还经常流血。再加上营养不良，小孩出生不久就患了夜盲症。多亏后来在台中经杨肇嘉先生嘱咐，每天从“醉月楼”送来鸡肝服用，再加上赖和先生的悉心治疗，才得以痊愈。
即使遭遇如此困境，杨逵仍然坚持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信念，为这个孩子起名为“资崩”。杨资崩在《我的父亲——杨逵》一文中也曾谈到这个事实：“爸在全部财产只有四分钱的时候，让妈生下了我，取名资崩，意为资本主义崩溃。”杨资崩：《我的父亲——杨逵》，原载《联合报》1986年8月7日。
叶陶也曾以自己的这段生命经验为底稿写成《爱的结晶》叶陶：《爱的结晶》，日文原著发表于1936年2月刊行的《台湾新文学》附属刊物《台湾新文学月报》。，来表现生下了盲眼儿子的革命女性的生命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