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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帝面前，众生平等；在林巧稚面前，生命同样是平等的。不管病人是贫苦农民还是高级官员、文化名人，她都同样认真，同样负责。她为林徽因、冰心等文化名人接生过孩子，也给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朱德夫人康克清、彭真夫人张洁清等中央领导的夫人看过病，和她们都结下了深厚友情；她更为众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妇女精心治病和接生，把她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康克清在一篇回忆林巧稚的文章中说“她是看病，不是看人”。这八个字，正是对林巧稚特殊人格魅力的最好总结，也是协和精神的闪光点。为了一个普通产妇的安危，为了一条小生命，她甚至不惜冒与各科专家诊断意见相悖的极大风险。有一位名叫董莉的患者，结婚六年才初次怀孕，来协和检查时发现宫颈有乳突状肿物，经取活体组织做病理检查，怀疑为恶性肿瘤，为此必须尽早手术，切除子宫。林巧稚反复研究董莉的病理检验报告，查阅国外资料，思索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呢？她组织各科专家会诊，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大多数专家意见仍然认为应尽快手术。手术方案制定了，只等林巧稚签字确定时间。可半个月过去她依然没有签字。她每天给患者仔细做检查，认定症状未见发展，有可能是一种妊娠反应，决定暂不手术，出院后定期检查。为了这个决定，林巧稚承担着多么巨大的压力与风险！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她的设想和推论的正确，孩子保住了，一个六斤重的女婴降生人世，孩子的父母给她起名叫“念林”。以后，医学界得出正确结论，董莉的宫颈肿物是一种特殊的妊娠反应。可以讲，一切为了产妇和病人，这就是林巧稚生活和工作的全部目的。
作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一代妇产科公认的泰斗，林巧稚却没有留下等身的著作。她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妇产科临床医学，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以自己的探索成果为后来者铺平了道路。林巧稚的心灵十分纯真，临床也好，科研也好，她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病人，不是为自个儿的私利。林巧稚的所有特点和魅力都集中在对人的关爱上，她实在分不出时间去做纯学术性研究，也没有精力去撰写需要与临床保持一定距离的纯学术著作。她对自己的信念极其执著，对自己的专业能力充满自信，公正平等对待每一位同事，充分发挥每一位同事的长处，在协和妇产科营造出了十分和谐的学术研讨的氛围，带出了一支一流水平的妇产科医疗科研队伍。晚年她在病床上不仅指导《妇科肿瘤学》这样的妇科专著的撰写，还主持编写了《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百科》、《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等深入浅出的常识性读本，以满足广大群众急需。林巧稚以自己杰出的学识和品行获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她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任为医学研究顾问委员会顾问。该组织的成员全是世界各国的医学泰斗，而林巧稚则是其中惟一的女性。
在历史的转折关口
精神的力量往往在历史的转折关口和大风浪中放射异彩，林巧稚一生中经历了许多这样的时刻，协和精神在她身上从未减退。
1939年，林巧稚由协和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学习，被授予“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获得了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的证书和金钥匙。1940年，林巧稚学习结束准备回国。此时中国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阶段，整个华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都被日军占领，北平早已沦陷，又传来协和医学院将要关闭的消息，回国后将面临失业的威胁。其时，在二次大战炮火连天的欧洲，许多人都千方百计奔向美国。可是，林巧稚却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归国的海轮，由香港返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北平。
果然，林巧稚回国后仅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包围了协和医学院，病房里响起日本兵“咔嚓、咔嚓”的皮靴声。林巧稚迎着日本兵闪着凛凛寒光的枪刺，从容地走向即将分娩的产妇身边，一边忙碌，一边安慰产妇。日本人占领了协和，病人全部撵走，所有的教职员和学生被迫离校各谋生计。这时，林巧稚的侄儿林嘉通在燕京大学被日本人抓走，她四处奔走设法营救。林巧稚的姐姐、侄女一大家人都和她住在一起，全家老小依靠她生活，她无法离开北平去大后方，只得在东堂子胡同里开设一家妇儿诊所，后来又参加由一批协和同事合办的中和医院，直接面对北京大量的下层贫苦妇女，走进了她们的生活和心灵。在极其艰难的日子里，她用母亲般的心肠接纳一切向她求助的女人。其中对贫苦妇女她大多免费治疗或只收取极低廉的费用：“日复一日地面对仿佛永无尽头的疾病，面对一个个因疾病而痛苦不堪的女人，即使是医生，即使有着更坚强的神经系统，是不是也有厌倦和疲惫的时候？可无论什么时候，林巧稚总是和悦地接纳、善待每一个人。她所做的一切不仅出于道义和责任，也源自于她的信仰和内心的需求。能够为别人所需要，能够帮助和给予别人，使她的生存有了明确的意义。身体虽然累乏，心灵却平安而宁静。”她从来没有过职业性的疲惫、冷漠与麻木。这样的生活整整持续了六个年头，仅她开办的小小的诊所，就留下了八千八百八十七位患者的病历。与此同时，林巧稚的一部分协和同事辗转去了大后方，如内科的张孝骞教授在长沙担任湘雅医学院院长，李宗恩教授在贵阳筹建贵阳医学院并担任院长，护校校长聂毓婵历经千辛万苦，把协和护校迁到四川成都坚持办学。如作者书中所言：“他们于艰难竭蹶之中，为国家保存和培养了可贵的医疗卫生人才，使中国的医学高等教育在残酷血腥的战争期间也没有中断。”抗战八年间，协和教职工中没有一个人为日本人当差，没有出一个汉奸。这真是协和的光彩和奇迹！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接着新中国成立，一向远离政治的林巧稚感受到了巨大震动。无论是消灭鼠疫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还是关闭妓院改造妓女和禁毒戒毒的成功，都深深打动了她。她深深地感到，面对折磨成千上万妇女的疾病和苦难，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不可能靠个人一点一滴的改良或慈善事业得到拯救。她感到兴奋和快乐，工作更得心应手。她发自内心地说：“新出来的太阳比什么都好，我爱这明朗的天空和这明朗天空下的生活。”1951年协和医学院收归国有。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作风正派、为人单纯的林巧稚被确定为“思想改造”的典型。然而，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林巧稚依然保存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不说假话，没有违心地揭发所谓协和推行“美国文化侵略”的罪恶，没有自我否定协和的历史和协和对自己的培育。
1957年那场风暴中，林巧稚由于一向没有兴趣过问政治，鸣放中她关心的是广大妇女的健康，对放宽人工流产限制这样的专业技术性问题提出意见，因此平安过关。可是她目睹自己的几位朋友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之时，其心一下子跌入了万丈深渊。最让她震惊的是她在协和多年的老朋友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杨崇瑞和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竟然也成了右派分子。她最了解这两位老朋友，他们对医疗卫生工作和医学教育的一些意见也是她内心认同的。杨崇瑞孑然一身打发回家，李宗恩以“戴罪之身”被下放到云南，几年后在抑郁中病故。在那些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的日子里，如林巧稚这样的知名人士都要表明态度，可是她依然保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从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林巧稚的意见来看，即使以今天的认识来说，也依然平实、客观、理性，没有什么火药味，她只谈她关心和了解的妇产科专业。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接踵而来的是1958年的“大跃进”。在一片“放卫星”的喧哗声中，林巧稚头脑清醒地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妇科运动，即对北京八十三个工厂、机关，二十七所学校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