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题参考资料。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次年2月，陶希圣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陪都重庆。在老友陈布雷奉蒋之命的悉心安排下，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而高宗武其人则远没有这般幸运。高当时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七七事变时经由胡适推荐给蒋介石予以重用。此时惟有出走异国他乡，其后被驻美大使胡适所收留，多年未允返回。陶希圣虽然一时糊涂，死里逃生，甚至差点“终累大德”，但仍得到蒋的重用，成为外界一般猜不透的谜，间或更有“汪蒋二人唱双簧”之说。其弟子何兹全当时在重庆问：此话是真是假？陶希圣如实相告：“不是。好比喝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何兹全据此说出自己的看法：“签定密约或揭露密约，这是投敌与主和的分界线。正如他自己所说：‘弟出生入死以求主和与投敌之限界，至今始为主和者吐气矣’……陶先生这话，是自慰也是实情。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和走下去是不同的两种境地：一是投敌，一是主和。陶先生主和，未投敌。这是大节。严重错误，未失大节。”尽管如此，作为一介书生，陶希圣身上的弱点也显而易见，“他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唐德刚因此慨言：这是当秀才的悲哀，与国事何补？其实，陶希圣心中也明白，此番脱汪归来，蒋于他实有“不杀之恩”，且知之更深矣。在侍从室第五组的工作，“名为研究与写作，实际上希圣在战时军政枢密关所之内，无异于海上孤帆得此避风塘”，从此亦即成为蒋介石身边陈布雷式的亲信人物，尽管“明知其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所谓“捉刀”，系指1942年10月，陶希圣代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原名《中国之前途》）一书。蒋的文稿最初系告全国国民书，不过三万字，经多次修改与增订，最后扩至十万字以上。此书于1943年1月由正中书局出版，行销二十万册以上。以陶希圣嫡侄陶鼎来的个人看法，“蒋要他来写这本书，显然不是仅仅因为他会写文章，蒋下面会写文章的人很多。蒋要求于他，正是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上的研究成就，来补充蒋自己在理论上的不足。这是除陶希圣外，任何别人都做不到的。”1943年1月，《中央日报》改组，陶希圣兼任总主笔；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出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一职；1948年底，为蒋撰书“1949年元旦文告”；次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其引退文告及代总统行视声明，均由陶希圣负责。不久，陶希圣即随蒋去了台湾，在国民党中央仍位居要津，参与国民党内部改造运动，任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后改任第四组组长，全面主管舆论宣传工作。蒋的另一本书《苏俄在中国》，亦系彼捉刀代笔。七十岁时，在《中央日报》董事长位上退休，离开政治权力中心。1971年，与其四子陶晋生院士合力将《食货》复刊，改为月刊。在其后二十年的专业著述中，学术理论更见圆融、通达。某一年，唐德刚从美赴台参加一个史学会议，其间应约到陶府参加宴会。但见客厅壁上挂有蒋介石亲书的、褒扬陶氏“忠贞”之条幅（据陶恒生先生告，条幅上写的是：“希圣同志岁寒松柏蒋中正”），不由得生叹这沧桑岁月中人与事的兴衰沉浮。只是此时天高云淡的陶希圣，已不愿再回首多谈什么“高陶事件”了，那委实是中国现代史上书生“误搞政治”的一个典例。
九陶希圣于1988年6月27日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岁。
他曾在《八十自序》中审度自己：区区一生，以读书、作文、演说、辩论为业，人自称为讲学，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我无以为报，只是常抱一颗感谢的心。庶可遥望论语“学不厌，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及至九十高寿时，在给其三子陶恒生的一封信中又说：“活到九十岁，可以‘这一生’。这一生，前一半教授，后一半记者。教授与记者的生涯，便是写作、演说、开会。前一半抽烟，后一半喝茶，八十岁有感慨，九十岁自觉轻松，连感慨都没有了……”前尘驰去，荣辱皆拋，或许这就是人生中最大的一种感慨。陶希圣一生著述甚多，尤其在史学方面的造诣及其贡献，奠定了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他对于现实政治的浓厚兴趣则亦始终如影随形，以致“几度生死系于一线，拋妻别子，死中逃生，忍辱负重，遍体鳞伤，所为何来？”（沈宁语）他自己也承认：书生论政，论政犹是书生，与老友陈布雷在自杀前曾自嘲的“参政不知政”，似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浩叹。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悲剧时代的悲剧命运，有时足以让人扼腕痛骨，甚至不忍卒读。
（本文参考资料：一，陶泰来编撰：《陶希圣年表》，未刊本；二，陶希圣撰：《八十自序》，原载台北《中央日报》；陶万冰如著：《逃难与思归》，自印本；三，陶希圣著：《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4年12月；四，《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6月编；五，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
抗战中的驻美大使胡适
？ 张家康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战火中的中国，急待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援助。1937年9月至1942年9月，胡适先是受命往欧美游说，接着便接任驻美大使，凭借其在国际间享有的声望，游说于英美等国，滔滔雄辩，震撼人心。正如《纽约时报》载文所说：“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胡适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适更宜于代表新旧两派中国文化的精华。很少中国人能如此适于沟通中美两国的情形，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国民外交
抗战之初，胡适还是个“主和派”，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以尽力避免对日战争。他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中国局势的逆转只能寄希望于，“在一个很远的将来”，日本因称霸世界而激怒英美，到那时，“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在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上，他仍向蒋介石建言，中央政府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同日本谈判，以期达到这样的目的：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由于他沉湎于“和平交涉”的迷梦之中，无意间也曾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搅和在一起，成为所谓“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胡适的心境为之改观，觉得中国守军可战，日本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此时，蒋介石受全民抗日激情的影响，下定决心与日一战。同时，蒋介石又希望在外交上，能得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于是，国民政府遂委派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可是，胡适却情绪化地谢绝使命，说：“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后来，他的学生傅斯年前来苦劝，甚至着急地哭着说：“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胡适这才为之所动，欣然奉命成行。淞沪抗战给胡适壮胆打气，他的底气比以前厚实多了。临行时，他对前来送别的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人说：我已不再祈望和平，“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
胡适是国际上的知名学者，其在西方国家知识界的声望，恐怕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蒋介石让他去作国民外交，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1937年9月8日，胡适乘船西上汉口，途中，他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当时北京已为日军占领，所以，胡适以商人的口吻，隐喻托说自己将赴之使命说：
……弟与端、缨两弟拟自汉南下，到港搭船，往国外经营商业。明知时势不利，故尽人事而已。……弟自愧不能有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小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亦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糊口之计也。
北大同仁在传阅这封信时，从中得到安慰和鼓励，相信他定能不辱使命，求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9月26日上午10时，胡适飞抵旧金山。午餐后，他便去大中华戏院发表讲演，题目是《算盘要打最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表明他对抗日战争的清醒认识。9月29日，在联邦俱乐部发表题为《中国能赢吗？》的演说。30日，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午餐演说。接着，他又连夜草拟英语广播演说稿。可是，当稿子交予哥伦比亚电台时，电台却以稿中所批评美国中立政策措词太鲜明而提出异议，并要求重新修改。胡适生气了，毫不妥协地回答：“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没想到，这一发火，电台反倒客气起来，答应仍照原稿演说。当晚，他在电台对全美作英语广播，题目是：《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n in the Present Crisis》（《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这篇演说所婉转批评的绥靖主义，确能使事不关己的一些美国人为之汗颜。他说：
虽然对于贵国人民冀求置身战争之外的愿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这个想法：那就是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