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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 我是上海典型的中国家庭中长大的。我的家庭并不很新潮，是很传统的家庭，所以，中国传统观念对的我早年影响很深。事实上，祖父为了让我学到更多中国传统观念，还特地接我到苏州去住，这使我与祖先们更接近。也就是说，我的成长基本上是受到儒家观念的影响。当然，我的童年也有另一面；父亲在香港的银行供职时，我曾经在香港生活，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些西方的东西。但总的来说，我的成长是完全中国化的。
波： 您学习了什么儒家思想？其中那些是很重要的？对于西方人来说，“儒家观念”或许还是很笼统的。
贝： 我想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笼统的概念。当然，关系、地位的亲疏等级结构很重要，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丈夫和妻子、兄弟和朋友，人生观念和道德观念都是以等级为基础的，我就是在这些观念下成长的。在我孩提时代，皇帝不复存在，革命已经发生，但孔子的道德伦理在我早期的教育中还是占了主导的地位。
波： 这种传统，广义上的传统，可能对某些自由是有益的。因为已属传统，生活中有些事情就不必去考虑了，它们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因而让人有更多时间去想其他事情，这是我对传统的理解。
贝： 我的看法完全相同。如果我们从广义上去理解传统，那么您刚刚所提的想法也同样适用于建筑。我想再谈谈中国的传统，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很特殊的。
我说的只代表我的世代。您知道，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扎根了二千五百多年，它并没有从中国消失，未来也会继续存在。但在我的年代，儒家思想所受到的重视逐渐降低，不如我父亲和祖父的世代。这有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自由？我想是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按中国的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就是中文所谓的“待人接物”，一个人应该懂得如何得到、如何给予，我很小便接受这种教育。儒家的道德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很实用的哲学，并不是一种宗教，西方人对此常常误解。儒家思想不是宗教，而是待人处世的方法，它如同道德关系，决非宗教。
波： 我也是这样想的。在传统中许多情况都已清楚界定，这些条条框框让事情变得简单多了，毋须做太多的讨论。而在这些框架内，人们还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
贝： 我的看法也是这样。但我认为中西方有着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对西方人来说，宗教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不确定，但我认为信仰上帝并不会给西方人带来局限，这种抽象的信仰其实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我成长的文化中没有此一特质，因此也不知道这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但我相信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之间有一定的共同点。孔子并不是中国社会唯一的哲人，孟子、老子等其他许多哲学家组成了中国社会的哲学根基。但与西方人相较下，我的一生缺乏了宗教精神的影响，我常想，如果有宗教影响的话，我会成为怎样的人？
波： 您是否觉得由于缺乏宗教影响，人生中缺少了什么？比如说信仰的能力？
贝：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我确实是缺少了某种能力。想想那些为赞美上帝而创造的许多美好的东西，想想那些艺术、音乐和建筑的巨作。这种设计灵感是我无从体会的，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错过了多少。至于我的一生、我的道德行为，不管我是基督教徒还是佛教徒，我想我的做人准则不会改变。
波： 您的母亲是佛教信徒。
贝： 是的，她是虔诚的佛教徒。我还记得她经常带着我到她定期去清修的寺院里，我总是在那里静坐很长的时间。这便是我母亲对我的教诲之一： 学会在寂静中倾听。
波： 您母亲去世的时候，您才十三岁。
贝： 是的，我刚满十三岁，我伤心极了，这一点我的弟妹们都看到了。那个年纪的我已经明白母亲的重要性，所以她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并不是说我的弟妹们没有这样的感受，但对我来说打击更大。当时被召唤到她床前的是我，为她准备鸦片烟枪的也是我。她得了癌症，只能靠吸鸦片来止痛。她临终前叮咛我的最后一件事是照顾好弟妹，做他们的好榜样。对我来说她曾是那么重要。
波： 她显然对您早年有巨大的影响。您能谈谈这些影响吗？
贝： 我想她生活处世的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很受朋友喜爱，朋友很多，这一点我很佩服。母亲和她的朋友每每因某某人的阿姨到来就小聚一番，谈天说地。我有幸听过她们一些谈话，可以感受到她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我想这应该能使您感受到我母亲的为人，她待人热情，别人很尊敬她，这对我影响很深。
波： 您母亲去世，您失去了她——这个打击已经很大——但接着您还失去了自己的家？
贝： 由于我父亲不能亲自照顾我们，他把我和弟妹们交给管家抚养。我们是在管家的照顾下长大的。那之后，父亲也开始自己的生活，他是个大忙人，我们家已经不是一个家了。父亲为我和弟妹们找了一户很大的公寓居住，从那时起，父亲就与我们分开生活，我就在那种没有母亲的环境中生活了三、四年。母亲去世后，父亲一度很忧郁，银行董事会劝他出国旅行一阵，就在那时我父亲结识了我的继母。当时父亲奉派担任中国驻意大利公使，之后他们便结婚了。
音乐的影响（一）
波： 您喜欢将建筑与音乐相比，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您年轻时什么音乐对您影响最深？
贝： 年轻时我在中国对西方音乐了解很少。我第一次听到西方音乐是在波士顿交响乐厅，那是美国最优秀的交响乐厅之一，当时我被贝多芬的交响乐深深地打动了。从此我就经常光顾唱片店并开始收集唱片，后来我把这些唱片都送给了收集古董的朋友。
波： 类似这种音乐的感受，您觉得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居多？
贝： 可能在两者之间，当然首先一定有相当程度的情感震撼，听了以后觉得不错。我了解中国音乐，因为我的母亲擅长吹奏笛子，但西方音乐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新的经验。我在上海曾经听过爵士乐，但那不是西方古典音乐。所以当我首次接触贝多芬（Beethoven）、莫札特（Mozart）、巴赫（Bach）和舒伯特（Schubert）的音乐时，我感到很新鲜，且如鱼得水。六十年后的今天，听古典音乐仍是我的嗜好。
波： 您在工作时听不听音乐？
贝： 有，但只听特定的几种，通常是钢琴乐。
波： 您认为什么音乐适合工作，什么更适合沉思？
贝： 好问题。我不能边工作边听瓦格纳（Wagner）、马勒（Mahler）和贝多芬后期的音乐，我工作时比较喜爱听萧邦的钢琴曲。我并不是说萧邦的音乐不重要，但他的音乐更适合于工作场合。我一向钟爱西方音乐，过去如此，现在更是如此，但我对西方音乐的了解仍然不够。真的，坦白说，我的知识连皮毛都谈不上。
波： 音乐与建筑有什么共通性？我想可能是形式、结构，或是其他的。
贝： 建筑和音乐都是由思维而来，都需要结构来构成形体，这也是构思的具体显现。另外还有时间的因素，时间是空间构成的顺序。音乐和建筑同时涉及了形体、结构、颜色和空间。
波： 您一向都知道如何设计一座完美的建筑，让人们能在其中好好地听一场贝多芬的音乐会。例如您在达拉斯梅尔森音乐厅（Monton H． Meyerson Symphony Center； Dallas）的设计就证明了这一点，您是如何研究准备才设计出了这座出色的音乐厅？我每次到这个音乐厅都有身处于私宅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个特点很能吸引人去听一场既完美又亲切的音乐会。
贝：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设计音乐厅，我要是对那个工程与您有相同感受就好了。设计这个工程时，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当时告诉评委，我热爱音乐，但知识有限，我只是想让他们了解我对音乐的钟爱。我原就很想设计音乐厅，终于也得偿夙愿，但这座音乐厅并不是最理想的，我想再设计一座，我知道我现在可以设计出更好的音乐厅。从设计梅尔森音乐厅当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设计梅尔森音乐厅之前，我就经常出入欧洲的大型音乐厅，如果梅尔森音乐厅有成功之处，也应归功于我从那些音乐厅中所学到的。事实上，如果我没有去过维也纳歌剧院或阿姆斯特丹音乐厅，根本不敢想像自己可以设计音乐厅。音乐的情感面与它所处国家的文化传统、地点和时间密切相关。这对我来说仍是个新领域，而且可能永远都是。音乐的科学面，也就是音乐的物力，对我来说比较容易理解，音乐的声学方面，我可以学，虽说我不是声学专家，但我能理解。我母亲就是中国音乐家，只不过西方音乐比中国音乐更能感动我。西方音乐的丰富性是我无法从中国音乐中体会到的，但我的许多中国朋友不同意这一点，他们总说：“你对中国音乐了解不深，不该做这种比较”。可能真是如此。打从我听到贝多芬交响乐那一刻起，我的情感世界就彻底被震撼了。
波： 我知道您的梦想之一是在北京设计一座音乐厅。它是否会与达拉斯、纽约或柏林的音乐厅不同？
贝： 是的。北京确实要盖一座音乐厅，但这是个难题。因为中国的音乐厅需要满足音乐之外的许多功能，结果就减低了音乐的功能。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中国的音乐厅不能只适合演奏西方音乐，但一个音乐厅又怎么能满足不同的各种需求？我听说北京想建一座纯音乐厅，我也希望是如此。听说他们已经开始筹备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