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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张老先生吧，我是《 晨星报 》的记者那多。”我拿出记者证。
张轻扫了眼我手上的记者证，问：“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您是从这幢楼建好就一直住到现在的老居民，最近这幢楼面临被拆的危险， 《 新民晚报 》昨天已经作了一个报道，我们报纸也想跟着报道一下。希望能让有关部门改变主意，把这两幢仅存的‘三层楼’保留下来。”
“你去问居委会吧，我没什么好说的。”老人丝毫没有让我进去详谈的意思。
“可您是老住户，有些情况居委会不了解，只能来问您。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只半小时就好。”我微微弯着腰，脸上笑容可掬。
“你想了解什么？”老人低低地说，依然挡在门口，一动不动。
“我在上海图书馆里查到一幅照片，就是一九三七年日军轰炸以后，四幢楼安然无损的照片，这简直是个奇迹，我完全无法想像那是怎么发生的，所以……”
老张头的眼珠忽然收缩了一下，他扫了我一眼，眼神在瞬间变得十分凌厉，让我的话不由得微微一顿。
“没什么好说的，我要睡午觉了。”
朱红色的门在我面前关上，我竟然连门都没能进得去。
无奈，只能上三楼去。
问到苏逸才的屋子，我按响了门铃。
开门的是一位略显富态的老人，头发眉毛雪白，脸上的皱纹，特别是额上的皱纹深如刀刻。
“您好，我是《 晨星报 》记者那多，能耽误您点时间吗？”我改变了策略，先进去再说。
“哦，好的，请进。”老人微笑着把我引进屋子。
屋里的光线很好，这间屋子约有十五六平方米，没有太多的家具摆设，最显眼的就是四面大书橱。靠窗的八仙桌上摊着一本墨迹未干的绢制手抄本，毛笔正搁在旁边的砚台上，看起来已经抄完了，正放在太阳底下晾干。我看了一眼，应该是佛经，最后一页上写着“圆通敬录”的落款。
我注意到手抄佛经的同时，苏逸才已经开始把佛经收起来，放入书橱。随着他的动作望去，我不由得一愣，那书橱里几乎放满了这样的手抄本。
“您向佛吧？”苏逸才招呼我在八仙桌前落座的时候，我问。
苏逸才笑了一下，问：“你刚才说，你是……”
对于这张新兴报纸，像苏逸才这样的老人不熟悉是很正常的，我忙复述了一遍，把记者证拿出来。苏逸才摇摇手示意我收回去，看来这位老人要比二楼那位好相处得多。
“您是在这幢大楼里居住时间最长的居民之一了，来这里是想向您了解一些大楼的掌故。毕竟这幢大楼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如果拆迁太可惜，希望通过媒体的努力，可以把‘三层楼’保下来。”
“说到居住时间最长，这里可不止我一个啊。看来你已经在二楼碰过壁了吧？”苏老呵呵笑道。
我也笑了：“我连张老的门都没进去。”
“其实老张人挺不错的，就是性子怪了点儿。你想问些什么？”
我心中大定，看起来面前的这位老人是最好的采访对象，肯讲而且废话好像又不多。希望他的记忆力好一些，能提供给我尽可能多的细节。
“一九三七年那次日军轰炸之后，‘三层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闸北最高的建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三层楼’有了纪念价值。我在上海图书馆看见一张照片，是那场轰炸之后不久拍的，那场面太神奇了，周围一片废墟，而‘三层楼’却得以保全。我非常好奇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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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年前的照片（6）
这番话说完之后，我心里却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苏逸才脸上的微笑已经消失了。
“太久远的时间了，我老了，已经记不太清楚啦。”
“据说是当时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旗子……”我试图提醒他。
苏逸才的脸色一肃：“对不起，刚才是我打了诳语，并不是记不清楚。”
我心里一喜，看来他向佛之心还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可苏逸才接下来的话却让我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但是，那是一段我不愿意提起的回忆，所以，只能说一声抱歉啦。”
走出中央“三层楼”，我向居委会所在的“三层楼”走去。一无所获，却反倒激起了我把事情搞清楚的好奇心。
两次碰壁并不能堵住所有的路，对我这样一个老记者而言，还有许多寻找真相的办法。
老张头和苏逸才的奇特反应，使我开始觉得，六十七年前的那场轰炸，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不仅保下了这片建筑，更让当事人噤若寒蝉。
回想起来，围绕着“三层楼”的不正常现象已经很多了，除了在日军轰炸中幸存这最大的疑点之外，看起来孙氏四兄弟也有问题，为什么造了这四幢相隔这么远的大楼，为什么是品字形……
回到居委会，杨副主任忙了半天，终于找出了我要的资料。
虽然眼前“三层楼”里的两位老居民都对当年绝不透露，但我没有忘记，还有两座我没去过的“三层楼”。
就是那两幢已经拆除的“三层楼”。
那里面应该也住着一些见证过当年情况的老人吧？
居委会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虽然那两幢楼里的居民已经搬迁，却还是留下了他们的新住址和电话。
我又得到了三个名字。
钟书同，杨铁，傅惜娣。
没想到，竟然看到了钟书同的名字。从居委会提供的资料来看，我并没有搞错。就是他，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还听过他关于三国历史的一次讲演，非常精彩。钟书同却不是因为拆迁才被迫搬的，他本来也是住在中间那幢“三层楼”里，七八年前买了新宅就搬出去住了。
这位九旬老人是中国史学界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他对中国历代史都有研究，而其专业领域，就是对两汉，尤其是从东汉后期到晋，也就是俗称的三国时期的研究，更是达到了令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惊叹的高度。他采用的许多研究方式在最初都被认为不合学术常规，但取得的丰硕成果使这些方式在今天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所采用。许多学者谈起他的时候，都以“他几乎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形容他对那段历史的惊人了解。
所以，很自然我第一个就打电话给他。
可惜，我在电话里被告知钟老去巴黎参加一个有关东方历史文化的学术会议了，要过些时日才能回来。失望之余，我不由得惊叹，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位老人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了，竟还能乘长途飞机参加这样的学术会议。
无奈之下，只能联系另两位的采访。
说起来真是很惨，我们晨星报社在外滩，而杨铁搬到了浦东世纪公园，傅惜娣则在莘庄。也就是说，从报社出发，不管到哪里我都得跑十几二十公里。
不过从好的方面讲，我跑那么远来采访你，你也不好意思直接把我轰出去吧，总得告诉我些什么。
世事总是那么的出人意料，对杨铁和傅惜娣的采访，除了路上的奔波不算，竟然非常顺利。
而两次极为顺利的采访，却为当年所发生的一切，蒙上了更阴霾厚重的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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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旗子的四兄弟（1）
我向蓝头汇报了一下大致的情况，说到当年的奇迹，又给他看了扫描的照片，他显得非常兴奋。他认同了我对报道的切入点，一定要把当年的奇迹细节还原出来。看来他还算是有点眼光的。
我跟他说，两位采访对象都很远，而这个报道又会做得比较大，所以可能这一两天里搞不出来。本来我的意思是想让他给我派采访车，没想到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那多你不用管时间，只要把报道做深做透，不管是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都行，这个月你不用担心工作量，把这个报道搞出来，稿费奖金不是问题。
于是，坐着地铁二号线，我来到了杨铁的家里。
两室一厅的屋子，老人和子女一起住，子女白天上班，好不容易有个年轻人跑上门来聊天，老人显得相当开心。
杨铁看上去比张轻和苏逸才都苍老得多，精神头也并不算很好。
“哎呀，真是幸运啊，我还记得当年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一大片，飞得真低啊，轰轰的声音，那时觉得都完了，躲在屋里不敢出去。”杨铁说起当年的事，并没有什么忌讳。
“可为什么没炸这片房子呢？周围的房子可都遭了殃啊。”
“周围？我们那一片都没炸啊？”杨铁奇怪地问我。
我正在想这老人是不是人老了记性也差，杨铁却似乎反应了过来。
“你不会以为我那时就住进了‘三层楼’里吧？”
“啊，难道不是吗？”我意外地问。
“不是不是，我是三九年搬进去住的，三七年那场轰炸可没碰上。不过炸完我还上那儿去看过，是挺奇怪的。”
竟然是一九三九年才搬进去的，大概就居委会的角度来看，这已经可以算是最老的居民之一了，可我想知道的，是一九三七年日军轰炸时就在“三层楼”里的居民啊。
“哎，看来是我搞错了，本来还想问您老外国旗的事情呢。”我心里郁闷，可来一次总也不能就这么回去吧，想想还是问些别的吧。
“外国旗？”
“是啊，听说楼里有人升了外国旗出去，所以日寇看见就没炸。”我顺口回答。
杨铁的面容忽然呆滞了一下，他腮帮上的肉抖动起来。
“旗，你说外国旗，他们把那面旗升出去了？”
“我看了本资料书，上面这么写的。”
“那旗子，难怪，难怪。”杨铁点着头，眼中闪着莫名的神色。
“您知道旗子的事？”我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