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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思
云南人民出版社
简历
文/吴思
吴思，男，1957年5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母亲是大学教师，父亲是杂志编辑。
1964年上小学。1966年的一天，我带着弟弟，在我母亲教书的校园里玩，忽听得锣鼓喧天，就跑去看热闹。只见一队人马押着几个头戴高帽、胸前挂牌子的人游街过来，其中一个戴高帽子的就是我母亲，罪名似乎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大惊，带着弟弟跑回家里，从窗帘后边偷看。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从这天开始。很快就经历了三次抄家。“文革”初期长时间停课，被父母锁在家里，一边管弟弟，一边乱七八糟地读书，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阅读嗜好大概就是这么养成的。
1968年随母亲去河北省文安县商业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和农民的孩子一起读书、种地、放羊、捉蚂蚱、游泳，后来，在老师的带领下，下放干部的孩子们一起打夯、盖房、刷墻，平地建起了一所小学，一边读书一边种菜。这段经历大约有两年。
1971年初在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读书。当时家住父亲工作的军队大院，很受所谓“大院文化”的熏陶。这是一种与北京平民格格不入的文化心态，自命不凡，喜欢议论军事和政治，但又不那么正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大体是一个好学生，多数时间都在当班干部。中学期间，我属于激进分子，很“左”。
1976年3月，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市昌平黑山寨公社慈悲峪大队插队落户。半年后当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我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前景非常悲观，几乎就是绝望。同时，我也在自己身上体会到人性的激烈冲突，理解了许多宗教信徒内心世界的矛盾，理解了许多心理防御和升华机制。
1977年恢复高考。消息流传的时候，我正在大寨参观。当时和那些同样是激进分子的同伴们商定：“今年学大寨，明年考大学。”1978年秋，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从声誉来说，人大是最高水准的社会科学和文科学府之一，但是我在死板教条的正规教育中受益很少。
1982年大学毕业，到《中国农民报》（后来改名《农民日报》），先后任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
1992年，写作《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该书由花城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是我的第三本书，第一本是和农民日报副总编王太合作的关于中国个体户崛起的调查，198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第二本是我牵头翻译的《怎样与你的孩子休战》，1992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后来又在香港明报集团的下属公司编了半年书。这一段时间，变化很多，说来很乱。其间还当过半年《东方》杂志筹备复刊的执行主编，炒过两年股票，写过一年小说。除了炒股票，其他事都没有干好。于是静心读史。本来也有兴趣读史，但读得三心二意，1996年后心里比较静，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了。当年年底，我在农民日报工作时的一位老领导拉我去《炎黄春秋》杂志，这种历史杂志正合我读史的心思，于是就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至今已经七年了。
这七年除了办杂志编稿子之外，写了两本关于历史的随笔，一本是《潜规则》，一本是《血酬定律》。现在，我还看不出读史写史的尽头，兴致正浓，未来数年大概不会有什么变化，说不定这辈子就要全搭进去了。
自序
“潜规则”是我杜撰的词。我还想到过一些别的词，例如灰色规则、内部章程、非正式制度等等，但总觉得不如“潜规则”贴切。这个词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它来源于我的一段生活经历。
1983年，我在《中国农民报》（现在叫《农民日报》）当编辑记者，经常阅读群众来信。有一封来信说，河南省开封地区的农业生产资料部门的领导人大量批条子，把国家按计划分配供应的平价化肥批给了自己的私人关系。他们的“关系”又将平价化肥高价转卖，转手之间，关系就生出了暴利。其实这就是后来人们见惯不怪的利用双轨制牟利问题，当然违反国家的正式规定，只是禁止不住。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不到一年，见到这等坏事，立刻像堂吉诃德见了风车一样亢奋起来，在想像中编织出大量的丑恶交易，编排出自己追根寻源、智斗邪恶、锄暴安良的英雄故事。我急不可耐地邀了两位同事下去调查。
使我惊讶的是，那些我以为应该掩藏起来的类似贼赃的条子，居然都保存完好，就像机关衙门里的公文档案，内部人似乎也没有见不得人的担心－－你想看吗？请吧，这有一大摞呢。而且，哪一层可以批出多少“条子肥”，每一层中谁有权力批多少条子，圈子之外的哪个领导的条子有效，哪个领导的条子不灵，这一切都是有规矩的。这些显然不符合明文规定的事情，内部人竟安之若素，视为理所当然。在采访将近结束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恰恰是……而不是……”这种句式可能比较偏激，但这么说至少有局部的事实作为依据。在政府的正式规定中，供应给农民的几乎都是平价化肥，它与农民平价交售的棉花和小麦挂着钩，所以也叫挂钩肥。而我们采访小组调查了将近一个月，竟然没有见到一位承认买到平价化肥的普通农民。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资源控制者都会开出条子，从平价肥当中切出一块给自己的什么人。这就好像一条严重渗漏的管道，还没有到达百姓厨房，管道里的水就被截留干净，厨房的水龙头竟拧不出一点一滴。那么，滋润这个社会的究竟是什么？是正式管道还是推着水车叫卖的水贩子？这不是很明白么？
后来，我们把这次追踪报道出来了，当时的影响也不算小，商业部和中纪委还专门发了通知，重申正式制度。几个月后，商业部和中纪委派联合调查小组去开封调查处理此事，当我作为小组成员跟着下去调查的时候，我再次惊讶地发现，条子仍然在批，与我们报道之前毫无区别。这就是说，当地政府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部门的上级领导，并没有把我们报道的现象当问题。他们明明知道了也不去管－－原来他们不管并不是因为不知道。官方理论中的领导显然不应该这样，这又是一种潜规则。
长话短说。我跟踪此事达数年之久，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不是我最初想像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不触动这种格局，报道或调查通报乃至撤职处分，说好听点也不过是扬汤止沸，在我的个人经验中，由于扬汤的勺子太小太少，连止沸也办不到。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政府退出，市场放开，现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动，时常过剩，市场的供求规则取代了官场潜规则。
化肥分配规则的演变和我的认识过程至此告一段落。但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潜规则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追究下去一定会有许多很有意思的发现。
五年前我脱离了官方单位，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时间了，便重新拣起了这个念头，不久就开始读明史。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过《史记》，就好像看小说一样，遇到没故事的“表”和“志”便跳过去。当记者后啃过《汉书》和《后汉书》，完全被乱七八糟的人名和事件淹没了，感觉昏昏欲睡。我还赶时髦读过《资治通鉴》，读到后汉时就痛苦不堪，半途而废了。出乎意料的是，心里存了个“潜规则”的念头，再读起历史来居然津津有味，满目混沌忽然眉目清楚，我也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就跟朋友鼓吹读史心得，又被朋友撺掇着写下了这些文章，随写随发，渐渐也有了一本小书的篇幅。我明白，不同动物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透过不同眼镜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这些文章描绘的就是我戴上潜规则的眼镜后看到的中国官场及其传统。
这些随笔大体都在讲“淘汰清官”，解释清官为何难以像公开宣称的那样得志得势，为何经常遭遇被淘汰的命运，以致青天大老爷竟成为我们民族梦的一部分。“淘汰清官”只是我能排列出来的官场潜规则之一，其下层有许多小一号的潜规则的支撑。“淘汰清官”的上下左右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潜规则，那是我以后要继续写的。回头看去，现有的这十篇随笔，可以整理出如下结构：
讲官吏与老百姓的关系：《身怀利器》、《老百姓是个冤大头》；《第二等公平》。
讲官吏与上级领导包括皇上的关系：《当贪官的理由》、《恶政是一面筛子》、《皇上也是冤大头》。
讲官场内部的关系：《摆平违规者》、《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把几种关系混在一起讲：《新官堕落定律》、《晏氏转型》。
总结：《崇祯死弯》。
目录就是按照这个结构排的，不过把混讲的两篇提到前边了。
本书还附了几篇潜规则之外的文章。潜规则在明朝的一个近义词是“陋规”，写多了这种东西，人也容易显得“陋”，满脑袋利害计算，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