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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还是讨了一卦。结果，留下是凶，逃走也是凶。和吴广当年分析的结果一样，风险相同。投红巾军呢？答案是吉。于是，这位即将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投奔红巾军去了。
还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转了一个圈，轮到朱元璋的子孙面对当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
明末陕西农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时间是天启六年（1627年），比朱元璋晚275年，比李自成早三年。
那年三月，澄城知县张斗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征不已，而且手段残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个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纠集了数百人，都用墨涂黑了脸。王二高叫道：“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回答：“我敢！”当时的口语与现在非常接近，这敢不敢的问答是史书记录的原话，并不是我的翻译。问答之后，这伙黑面人下山，拥入县城，守门者吓得躲在一旁。众人径直闯入县政府大院，而此时的张知县正在“坐堂比粮”－－按照条文规定，坐在大堂上用刑，催逼百姓完粮纳税。黑面人各持兵器拥上公堂，张知县逃到自己在县政府大院后面的住宅里，乱民直入私宅，将张知县乱刀砍死。然后，王二等人退聚山中。（9）明末陕西农民起义从此开幕。
在我看来，张知县死得颇为冤枉。他怎么会死呢？按照官方理论的说法，这类恶性事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官府和百姓是一家人，他们的关系就好像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朱元璋来自贫苦大众，本人就是崇祯死弯的谷底中的一块有名的石头，很明白政府和人民的亲情是怎么回事，也很注意强调他们一家人的关系。我们知道他有赈灾方面的漂亮规定，那就是亲情的证明。按照那些漂亮的规定，坐在大堂上的张知县应该正在放粮而不是催粮。下边应该有颂声一片，怎么竟冒出一群黑脸的持刀大汉呢？谁都明白，开仓放粮是一件很得人心的事情，甚至是很有油水的事情，更何况放粮又不是放他张家的粮。难道张斗耀这家伙有毛病，不喜欢用别人的钱给自己买好，偏偏要冒险得罪人，替别人讨债么？或者他别有苦衷？
据给事中李清记载，崇祯刚即位，便严于征收钱粮，并且做了一些具体严格的规定。譬如知府不完成赋税不能升迁，知县等官员不完成赋税任务干脆就不能参加升迁前的考选。这是用胡萝卜勾引毛驴前进的政策。同时还有大棒驱赶的政策。完不成钱粮任务要降级，还要扣罚俸禄。这可不是虚张声势，松江府和苏州府的钱粮任务重，竟有扣罚俸禄数十次，降十级八级的情况。而且参与考成的完粮纳税指标不仅是正额辽饷，后来又加上了许多杂七杂八的项目。其内容之庞杂，连户部（财政部）的局长们都搞不清楚了，只能依靠具体登记办事的书手处理。（10）
如此说来，县官催逼钱粮，根本就是中央政府和皇上逼的。工资和乌纱帽毕竟在人家手里，而不在老百姓手里。在这种情况下，知县们如何是好呢？
目前我知道的至少有三种办法。第一个办法，也是最老实或者叫最笨的办法，就是拿百姓开刀。张知县是在崇祯即位前一年被杀的，我们不好把导致张知县死亡的责任扣到崇祯头上，但崇祯实行的政策更加严厉，手段也更多，县官和百姓身上的压力更大。给事中李清有一次路过鲁西北的恩县（今山东平原县一带），亲眼看到县令催逼钱粮，将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阶”。他说，这里本来就是穷地方，钱粮任务难以完成，但是正饷杂项无一不考成，通过了考成才有升任科道美缺的希望，于是无人不催科（11）。中央政府设置的赏罚格局如此，张知县们面对的就是一个简单问题：你自己的前程和工资重要，还是某个欠税农民的屁股重要？
当然也有取巧的办法。既然财政部的司局长们都搞不清楚那些苛捐杂税的名目，便很有可能蒙混过关。明朝有一句描绘官场潜规则的行话，叫做“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天子本来是最大的，当然要朝拜，而且应该排在第一位。但书手是负责登记造账的，在没有完成钱粮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向书手行贿，让他们在账目上做手脚，“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反正皇上和那些局长也搞不清楚。在这个意义上，书手比天子更能影响地方官的命运，自然要排在皇上前边。
我在顾山贞的《客滇述》上还看到过一个知县完成钱粮任务的高招。他说，崇祯派廖大亨当四川巡抚的时候，彭县的欠税很多，当地的知县就想了一个办法，以这些欠账作为衙役的工资，让衙役们自己去要。这显然是一个调动广大衙役追付欠款积极性的好办法。崇祯十三年（1641年）除夕前，衙役们大举追索，闹得民间怨声载道。
没想到衙役们的积极性一高，老百姓被逼到崇祯死弯的谷底了。进入正月，彭县“豪民”王纲、仁纪敲着锣召集群众，发出“除衙蠢”的倡议，众人热烈响应，将衙役们的家全部捣毁。四川的各州各县闻风而起，将彭县的“除衙蠢”运动扩充为“除五蠢”运动。其中既包括了州县的吏胥衙役，还包括了府蠢－－依仗王府势力横行霸道者，豪蠢－－民间恃强凌弱者，宦蠢－－缙绅地主家的豪奴恶仆，学蠢－－包揽词讼生事害人的秀才。在这场群众运动中，“五蠢”中被活活打死的，被扔到锅里炖烂的，被推入土窑活埋的，“不可胜记”。
这场运动在新繁、彭山等县蔓延，省会成都的城门前也聚集了众多的百姓，“呼噪城下”。官方多方抚慰，而老百姓似乎非要讨个什么说法，不肯听政府的话。于是政府派出正规军镇压，这才恢复了安定团结局面。此事的最后处理结果，是以激起民变的罪名将四川巡抚廖大亨撤职，发配边疆。
我不清楚廖大亨为人如何，但就事论事，他也怪倒霉的，完全给皇上当了替罪羊。民变的直接起因是追讨欠税，而这一条原因与崇祯的政策有关，廖大亨最多不过是执行者之一。在执行的过程中，衙蠢想必还有许多敲诈勒索多吃多拿的腐败行为，但这只能算依附性的。再说衙门中的腐败乃是明朝二百多年深厚积累的成果，廖大亨何许人，能有清除百年腐败的本事？
有意思的是，群众运动中打出了“除五蠢”旗号，这分明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表白。我们的先人只要求除去旗杆上的蠢虫。并不想砍倒龙旗。衙门还是好的，但里边的蠢虫很坏。如此主张是出于自卫策略的考虑呢，还是我们祖先的真实想法呢？我认为这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因为我们在别处并没有看到什么高见。李自成似乎走得最远，他反皇帝，但他的目标是自己当皇帝，然后再像朱元璋那样制订出许多漂亮的规定，再渐渐变成具文，过二三百年再重复闹那么一场。这算不得高见。
通向谷底的路途
要把一个繁荣的社会压榨到崇祯死弯的谷底，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有步骤分阶段进行。我想用田地价格的走向作为这项工程进度的浮标。
我们知道，田地负担越重，苛捐杂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钱。这就像开饭馆一样，除了交纳各项税费之外，三天两头来几个穿官服的横吃横喝，吃完一抹嘴走了，你还得赔笑脸，不然就给你撕一张罚款单，这样的饭馆很难赚钱，自然卖不出好价钱。这就是说，皇上的好坏，贪官污吏的多少，对土地价格影响甚大。土地价格可以近似地看做政府对百姓压榨程度的浮标。压榨越狠，价格越低。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人口锐减，地广人稀，田地的价格很便宜，不过一二两银子1亩。折成当时的粮价，大约值三四百公斤大米，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600元左右。明朝中期，天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赋税也不太重，田地的价格达到高峰，每亩能卖到50两到100两银子。折成当时的粮价，大约值一二万公斤大米，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万元左右。后来，富于理想的好皇上弘治死了，他的顽童儿子正德皇上即位，赋税繁重，土地价格开始一路走低。据说，在正德和嘉靖之世，人们一度以田为大累赘，有拱手送人而人不肯要的。（12）当然这不是常规，南方土地每亩一般还可以卖十两八两银子，但是政治状况对地价的影响已经很显然了。
嘉靖是在顽童正德之后即位的皇帝。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以敢骂皇帝著称，他骂嘉靖帝，说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净。与此相近，崇祯即位后老百姓中也传开了一句话，把崇祯称为重征。重征能征到什么程度呢？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我没有替崇祯辩护的意思，但我得老实承认，这个数字实在太离谱了，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不可能。当时福建的粮食亩产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过卖一两银子。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不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票子。就算福建的粮价涨疯了，三石大米也不过卖六两银子，怎么可能收十两的饷？后来，我看到明朝刑科给事中孙承泽的一份奏疏，他向皇上描述了地方“私派”的问题。设身处地进入他所描绘的地方，我就得承认顾炎武说的十两并非不可能。孙承泽这样描绘地方官吏的处境：－－忽然就下来了个发文，要取几千石豆和大米，几千束草，若干头健骡，若干条口袋，若干口铜锅，若干匹战马，送到某某部队驻地交纳。－－州县没有办法，就先借用正饷送上去。可是摊派到村子里的，那就比比皆是了。所以，私派比正赋要多。（13）
私派比正赋多，暗的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