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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25日空战， 毫无疑问，是我方一次胜利的空战。我们打掉他两架，数字准确。国民党说打我们3比1，他乱吹。1958年，我的空九师没有一架被他击落。当时，为了政治需要和鼓舞士气，他瞎吹一气罢了，但以后再吹就成了笑话了。
我们击落他两架，都是刘维敏同志一个人打的，别人没有机会开炮。
这个同志确实英勇，凭他的技术、飞机性能和所处情况，如果他看到敌众我寡，决心主动摆脱敌人，轻而易举，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退出战斗的。
但他绝不临阵退避， 单机与敌4机格斗，从机场东南打到机场东北，打到敌人也只剩下一架单机，相当了不得呀！
战争的样式有千百种，可以说没有哪一种像空战那样残酷、激烈、紧张、刺激。空战是两架飞机在天空中成双捉对地短兵相接白刃格斗，较量的是飞机、技术，更是精神和意志，谁英雄谁狗熊，几秒钟之内便见分晓。
刘维敏同志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生命迸发出耀眼的光彩，一下子便映照出此人“真英雄”的肝胆和本色来。
但严格讲，“8·25”空战又是一次教训深刻、惨痛铭心镂骨的胜仗。
首先，空空、空地协同有问题。那天，汕头十八师起飞一个大队到漳州本来是支援我九师作战的，但事先没有协调好，没有人通知我十八师带队长机的呼叫代号，加上无线电又乱，致使十八师大队始终和我没有联络上。当时空中可是乱了套了，九师、十八师两个大队在漳州机场上空发生误会，已经互相拉圈占位准备攻击了，我不得不跑到指挥所外边目视指挥，一边喊九师的飞机，一边叫十八师大队赶快离场，还得联络高炮，注意力全在防止自己人发生误会上面了，场外刘维敏报告正在空战压根就没有听到。要不是十八师大队跑到我的头顶来“捣蛋”我们指挥会顺利得多，可能不致于造成刘维敏单独对付几架敌机的不利局面。自然数百架飞机在很短的时间内集结在一隅，各部队间作战协同本来就是一篇大文章，非经多次演练磨合也难以很快达到默契，而临战状态下又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演习， 这就使得“8·25”那天混乱的出现带有必然性。好在胜利并没有遮掩教训，失误立即引起了各方面重视，加强各部队间协同的许多措施很快出台，空中敌我机识别问题，飞机转移本基地空域的联络、指挥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第二，是空、炮协同方面有问题，且问题严重。我空军大规模入闽后，已发生多次高炮向自己的飞机开火的险情，而这一仗，自己的高炮真把自己的飞机给打下来了。即便我们打掉了两架敌机，但我的九师和整个前线也没有一丝喜庆气，一个好好的战友无谓地牺牲了，谁还能笑出来。
我的战况报上去，北京彭老总高度重视，当即要求刘亚楼和炮兵司令陈锡联一起赶到漳州，在空九师师部召开了“歼击航空兵与高射炮协同作战”现场会议。会上，刘亚楼发了大脾气，几次拍了桌子，把高炮骂了个灰头土脸。到会的人，包括我在内，也都情绪激烈地批了一通高炮。但很快，大家脑袋也就冷静下来了，发火归发火，关键问题还是要认真总结教训，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严重事故。
教训在哪里？
一般来说，在大规模的战争行动中，特别是在航空兵部队与高炮部队协同反击敌人大机群轰炸扫射的时候，要做到在任何时候都能保证高射炮兵绝对不误射我机，是很困难的。反过来说，在直接支援地面紧张战斗情况下，要做到在任何时候都保证我轰炸机或强击机绝对不误炸我地面炮兵或步兵阵地，同样也很因难。但是，这次战斗所发生的高炮误射我机事故，并不是属于上述情况，而是出于我们主观上的缺点错误。因为当时我们仍在照搬延用二次大战根据螺旋桨飞机所拟定的组织空、炮协同的条文，机械地规定在一个空域中区分出高炮打这一批、歼击机打另一批敌机，甚至规定高炮通过火力拦阻来分割攻击我机的敌机。其实，在现代作战条件下，喷气式歼击机活动范围广、高度高、速度快、机动性大，空战中时东时西、忽高忽低， 瞬间可由一万米高空下降至几百米低空，180°转弯半径一分钟就是几十公里，显然，硬性地划个空战的空域以及规定空域的高度来限制歼击机与高炮进行战斗协同，必然会因敌我识别不准确、通信联络不及时而导致误射我机。刘亚楼说：武器已经发展到来复枪、马克沁了，战术战法却还停留在长矛大刀土枪土炮时代，打起仗来不出毛病才见鬼哩。要快快研究，把那些不合时宜的陈规旧则统统丢掉。
另外，长期以来福建上空只有国民党飞机活动，前线的高炮部队一直处于单一兵种对空独立作战，见了飞机就打已成习惯。我空军入闽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敌我飞机都在空中活动，战斗已经转入高炮与空军协同作战。可有些楞头青高炮指挥员并没有树立以歼击航空兵作战为主的思想，仍然习惯于“见了飞机就开炮，打不着也吓他屙一裤兜尿”造成了误击事件屡禁不止，时有发生。
这次会议召开得非常及时且富有成效，会议拟定了著名的“空炮协同作战四项原则” ，我还记得主要内容是：1、如敌我飞机正在空战，地面高炮不要射击。 2、如本区上空没有我机只有敌机活动，应由高炮对敌作战。 3、如故机对地轰炸，则不论天空有没有我机，高炮都要对敌开火，但要注意识别敌我机。4、海岸沿线的高炮部队，因掌握我机情况有困难，所以除非空中飞行器向保卫目标发起攻击，应予射击外，对一般过往空中目标均不要开火。
这四项原则大刀阔斧地破除了苏联军队战斗条令不适合中国作战情况的“戒律”兼顾了歼击机与高炮的战斗职能，实事求是地解决了两个兵种协同防空作战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这以后，整个前线再也没有发生高炮误击我机的事情。
总结战争就是这样，“经验”宝贵，“教训”有时更显宝贵，因为，吸取“教训”往往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捷径。这些年，我常常回忆起刘维敏同志，怀念他也感谢他，他不但以英勇无畏的精神换来了战斗的胜利，也用鲜血的付出为后继者们换回了代价昂贵的安全保障。
最后补充一点，当年防空作战高炮处于附属地位，报纸上一直在宣扬飞行部队，却很少提高炮，这有点不公平。实实在在，我们的高炮部队干了不少活，死了不少人，也打下了不少敌机，英雄人物英雄事迹一抓一把多得很。建议你不要光写高炮把自己人打下来了，还要多写他们把敌机揍下来了。我们空军入闽前，他们已经击落击伤了几十架，战绩相当辉煌呀。
九十年代，某台商到广州谈生意，在某局长家中抬眼看到了刘玉堤的狂草题赠，惊讶道：贵舍如何有得刘将军手书？局长道：实不相瞒，本人曾在人民空军服役，刘将军乃老首长也。台商啊呀呀大叫：敝人也曾在台湾空军供职，免不了对大陆领空多有冒犯，与刘将军在空中交过手，被刘将军击伤，侥幸走脱，大难不死，苟活至今，惭愧惭愧。如有缘与刘将军一晤，叙拼杀之旧事，结和解之新谊，实乃三生有幸也。
刘老在北京获此信息，笑道：好嘛，欢迎他来，我正想进一步核实当年的作战情况，印证到底为什么没能把他打下来呢。
永远不会在已有的成就胜利面前仁足，终生都在把“失误”、“教训”当作攀新胜利的绳梯，不断地追求驭天术的更高境界。我相信，只要再给刘老年轻和机遇，他就一定能在自己的战绩表上再添上若干个★。
4
9月8日， 台湾空军一反“8·25”之后近两个星期的谨小慎微，两架RF－84侦察机前出开路， 4架F－86居中保驾，12架F－86威力镇后，呼呼啦啦直闯大陆，完全没有先前窜入侦察时的那般偷摸鬼祟，而是拉开了叩门叫阵逼人开打的架式。事后获悉，美国空军副参谋长李梅将军将于该日赴台造访。因过去数次空战“战果”
均不理想，引起了美国人的不满，台湾空军决心于是日组织其主力第五大队之精干飞行员，寻机一战，无论如何都要打出个样子，“给美国人看看”
9时26分， 我警戒雷达在金门以东170公里处发现敌机8架， 航向250度，高度12000米，向我汕头方向飞行。9时33分30秒，汕头雷达发现该批敌机可能不是8架，而是12架，以1000公里／小时的速度侵入汕头。此外，还发现有多批敌机在金门上空及台湾海峡活动。
9时44分40秒，晋江空指命令汕头空十八师五十四团待命之8机起飞迎敌，由师负责具体指挥。我机群阵容为：一号机团长王保钧，二号机团领航主任孙辉远，三号机团射击主任何尔玉，四号机飞行员董小海，五号机大队长赵德安，六号机飞行员黄振洪，七号机中队长高长吉，八号机飞行员张以林。稍加留意便会发现，“七·二九” 首创空中3：0的四位人物尽在其列，反映了大陆方面力求打有把握之仗再创佳绩的预期。
战后总结分析，既然从雷达上看敌人处于7000－12000米高度，就应该估测到，敌人可能是多批处在不同高度，总数不止8架。即使敌机就是8架，我仅以8架对之，也没有体现战术上应集中优势兵力、以多胜少的原则。实际上，我机起飞20秒后，雷达已判定敌机是12架，但地指仍未令后续梯队继续起飞以争取达成兵力上的优势。
究其原委，竟是担心起飞太多吓跑了敌人反而打不上的求战心态在作祟，同时不可否认，轻视敌人、认为起飞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