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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羞成怒之下，遂被动勉强紧急起飞二十架应战。 于是，在一场追逐、缠斗之后，又有六架“MIG－17PF” 被击落。 我少尉飞行员张乃军为了营救长机， 而不惜与一架“MIG－17PF” 对撞，两机当即在电光石火的一刹那中双双爆炸坠落，演出了碧血洒长空的一幕，悲壮之至。张乃军少尉被列为作战失踪。中共则大肆宣传，表示张乃军少尉运用“以机撞机”的特攻战术，所撞毁的那一架是福州基地“空十五师”之中共飞行员赵德安，并赋予其中队“赵德安中队” 之“光荣称号” ，列为“台海空战英雄部队”但是，当日参加“双十”空战之我方、中共飞行员莫不亲见撞机的一幕。史实俱在，铁证如山，实不容信口雌黄。
翻遍大陆方面对“双十”空战的公开报道，均未见有“赵德安参战”之说。从未“信口”何来“雌黄”若有“雌黄”是谁“信口”已是不争而喻。
真实情况，该日空战大陆空14师登台出场的8员战将是：1号李振川（副师长）2号张振环， 3号姜永丰，4号杜凤瑞，5号桓树林，6号羊衍富，7号李高棠，8号王正孝。
上天八仙同往，落地雁行缺一，战斗结束，永远不再回来的是4号杜凤瑞。
关于杜凤瑞的故事，大陆军内外报刊多有叙述，情节大同小异，其梗概是：……正当杜凤瑞的长机向敌攻击时，三架敌机从后面冲来妄图偷袭，情况危急。杜凤瑞一边向长机报告“敌人向你开炮！”一边瞄准一架敌机猛打，敌机立即冒起一股黑烟。敌飞行员跳伞离机，一落地即被民兵活捉，他就是台湾吹捧的“活烈士”张乃军。长机脱险，杜凤瑞拉起机头，突然，一架敌机从左后方向他开炮，飞机负伤。敌机冲到他的前面，杜凤瑞驾驶伤机穷追不舍，从8000米打到3500米，终将第二架敌机送进大海。此时，座机已经无法操纵，摇摇摆摆打着旋向地面坠落，杜凤瑞于3000米高度，不得已按下了跳伞电钮。碧空中绽开出一朵洁白的银花，杜凤瑞从高空扑向祖国母亲的怀抱，已经降到了1000米，就在这时，一个穷凶极恶的敌人，突然从云隙中窜出，向着已无还手之力的杜凤瑞开炮，鲜血染红了雪白圣洁的降落伞。怒火万丈的我高射炮兵，立即向这万恶的强盗开火了，打得他一头栽进波涛滚滚的大海……
同一场空战，台湾与大陆的版本就是这般南辕北辙，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我承认，尽管大陆方面的说词可信度为高，我仍被台湾方面的信誓旦旦给镇唬住了。细细咀嚼，大陆版故事也相当富于戏剧色彩，其中确有若干疑团需要澄清。我非历史的评判官，但“历史只有一个”的信念又推动我踏上吃力费时的采访路。当我把一个又一个问题向空战的亲历者、目击者和研究者抛出之后，回收的仍不是结论，而是直录，为后人描摹出历史真面目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的直录。
我的第一个问题： 张乃军失手天庭跌落尘埃， 其克星究竟是谁？他肯定未作“神风”特攻队式的自杀攻击吗？有没有双方飞机在激烈的缠斗中直接碰撞的可能性？
在江西南昌某空军干休所，我见到了当年杜凤瑞的长机、原空14师射击勤务主任姜永丰。一个半小时访谈，高高瘦瘦的姜老留给我长者的坦诚与负责。听说我要写书，他的观点非常鲜明：年轻人，你要写书就得学习司马迁，敢于“秉笔直书”
司马迁的《史记》如果满篇假事假话，屁价值也没得，你说是吧？
1958年“双十”空战，严格讲，我们打得不太好，或者说，我们原本可以打得更好。
首先，我们的战前准备显得仓促。我们是两种气象均能出航的大队，打硬仗应该安排能飞复杂气象的尖子飞行员上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那天早饭过后，天气转好，领导可能考虑锻炼新飞行员吧，换了几个只能飞普通气象的担负战斗值班， 杜凤瑞也是其中一个。因此，我们这8架是临时凑成的，没有经过很好的合同演练。人员刚换，战斗警报就来了，我们马上进入一等，起飞迎战。
其次，我们的对空指挥也有问题。我们由东向西起飞，先向着内陆方面爬高， 然后转向西南，沿着海岸寻找敌人。早晨7点多钟，太阳光在东方非常耀眼，敌机背阳，我机向阳，搜索位置对我不利。此时，杜凤瑞开加力动作慢了，稍稍掉队，距我有二千米的样子。桓树林第一个发现敌机，在我们左边，从海上压着坡度向我机迂回过来。地面指挥所命令我们右转，估计是严守不出海作战的规定。李振川便带队右转，我一看不好，把屁股扔给敌人了，急忙报告带队长机：“敌机咬尾，不要右转！向左转！”我哗的一下向左转过去了，而李振川已经右转，我们的队形乱了，处于分散状态。那天我们8架，敌人6架，如果我们都向左转，在占位上有利多了。
打空战就是这样，谁咬到了对方的屁股谁占便宜，不像跑百米，谁在前边谁是冠军。一个口令有误，原来我们有利，反而不利，否则，战果可能会好一些。
我追击敌人的两架，在一千多米的距离上开炮数次。而敌人另外4架，切半径咬上我了。这时，落在后边的杜凤瑞又因祸得福，正好切上咬我的敌人。 我听到杜凤瑞喊我：“3号，敌人向你开炮了，赶快脱离！”我感觉到飞机一抖，翅膀上被敌机枪子弹扫了好几个洞。杜凤瑞为了掩护我，也猛烈向敌人开炮。敌人躲避，把我丢了，我乘机拉起来摆脱，再转下来，就谁也看不到了。
返回机场，才知道杜凤瑞已经牺牲。我们也打掉他一架，而且逮到个活的。师长问我，“老姜，你开了炮，是不是你打下来的？”我说，“我开炮的距离太远，不可能是我打的，我心里有数。”几十年我都是这么一个讲法，人可不能贪天之功呀，这个功劳得记在杜凤瑞的账上，张乃军百分之百是他打下来的。
台湾说张乃军勇撞我机，不值得一驳，因为张乃军好好一个大活人在我们手上嘛。两机无意中相撞的可能性也是零，两架高速运动的战斗机相撞必然炸成粉末， 根本没可能双双跳出来。国民党一会讲打掉我们5架，一会讲6架， 瞎扯淡。我说我们没打好，是说我们完全有可能取得更多的战果，不等于说国民党打得多么好。那一仗，他就是打掉我们一个杜凤瑞，让我负了点轻伤，并没有赚到什么大便宜。
我和杜凤瑞是长僚机，但接触时间很短，还谈不上深入了解。部队到前线轮战，编配战斗序列，要求一个能飞复杂气象的带一个只能飞简单气象的，这样，把我俩临时结成了对于。又要求长、僚机要互相熟悉住在一起，这才相处了几天。总的印象，这个同志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不好张张罗罗的，人很直很正。他文化程度不高，学理论挺吃力，一些复杂的公式弄不大懂，飞行技术比较一般，但刻苦勤奋，基本的东西可以掌握。学习有长进，他也高兴得眉飞色舞，回到宿舍能开口唱几段河南梆子。他牺牲了，我很难过，记得那时他刚结婚没几天。这么年轻一个同志。第一次升空作战能处理成这个样子，把敌人给打掉了，当英雄绝对是够格的。这也证明，飞行技术固然重要，但思想、意志、品格同样是飞行员素质的重要构成，取得战果，往往就是人的一种综合力量在刹那间集中爆发。
我的第二个问题：杜凤瑞横槊将张乃军挑于马下，又带伤策鞭穷追，再斩一将着实惊心动魄，过瘾过瘾。但这一架人死不见尸、机毁不见骸，是凭据什么为它出具了“死亡通知书”
福州空战史专家杨国华老人笑道：你这道考题当年我们这班参谋人员就已经应试过了。
杜凤瑞打掉张乃军，板上钉钉。是否还打掉一架，当时也有争议。认定“击落”的主要根据是：平潭我高炮观察所看到一架敌机向海面坠落；平潭许多渔民也看到了这一情景，而且有具体描述；敌地指与空中数架飞机联络不上，一直在呼叫；空战后，台湾命马祖派船前往平潭西北10至20公里处在5－10海里范围内搜索救护， 在该区域附近活动之美舰也参与了这一活动，等等。那时聂凤智对战果统计的要求很严，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他是不会点头认可的。所以，在统计中给杜凤瑞再添一功。认定工作相当慎重。
我的第三个问题：杜凤瑞死于驾驶舱内或外，事关战场人道问题。我方现在说法，是遵循宣传报道的客观真实性呢，还是为了在民众对美蒋的一腔怒火上浇油？
许多老人说，你应该去问罗维道，他当时是福州空军副政委，杜凤瑞的后事，是他一手操办的，他回答这个问题最权威了。于是，我耗时三日查询，终于将一个长途电话打到了江西罗维道的家中。罗老先生年事已高，听力不好，我们的交谈便不得不请第三者“插足”了——我提出问题，由罗老的公务员接听记录；小公务员向罗老转告；罗老明白了，拿过电话再向我叙述。如此三番五次，采访麻烦而有趣。
那一天，我正好在龙田机场，亲眼看到了空战。先看到我们的飞机打掉一架敌机。后来，我们一架也被打到，飞行员跳了出来，伞一下子张开了。以后才知道我们这个飞行员叫杜凤瑞，当时不晓得是谁。机场动了起来，准备派人去救护。我们的伞降到1000多米高度，很快就要落地了，敌人一架飞机突然从云中钻出来，他要逃回台湾去，看到了空中我们跳伞的飞行员，顺势扫了一排机枪。听说干坏事的是国民党的一个中队长，他这种作法是违背国际公约的，因为飞行员跳出飞机便没有了武装，进攻防御能力都没了，你开炮打他同杀俘虏一样是不人道的行为。我们也抓到他一个姓张的飞行员，按照国民党的逻辑，我们也可以枪毙他，可我们没有这么做，反而给予很多优待，这就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区别。杜凤瑞掉到龙田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