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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总结，赢在了几个“正确”上：
地面指挥正确。“这可是全体公认，没半点拍林师长马屁的意思。林虎的起飞时机、地面引导确实没的说。一句简短的‘敌人就四架，放开打’，我就再不担心自己的屁股了。摊上一个‘好地面’不容易，有的人根本不懂天空，拿着话筒哇哇乱叫，他那里差一度，我在天空上下差出几千米、左右偏出几公里。林虎这个人，水平高、能力强，平常就没废话车轮辘话，往塔台一站，句句夯在点子上。”
编队方式正确。“这个功劳属于我，也没的说。按常规动作，长、僚机应分15°夹角爬升，到云上集结。我一看不行，你想，出了云，四机相距各数千米，再靠拢集结，多耽误功夫，敌人早跑个屁了。我就在云下编队，高度一百五，瞅个云窟窿再钻上去， 既隐蔽了自己，又节约了大概十几二十秒吧，刚好打F－84一个措手不及。有人说我灵活机动，有人说我会抓战机，我说，马克思讲‘时间就是军队就是胜利’，我是按老祖宗的教导办事，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进入角度正确。“那天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手上，那么多有利条件如果还打不上， 下来真得把脸面掖裤档里走路了。中午11点，太阳130°的样子，我们顺光他逆光，敌人不容易看到我们，我们看他很清楚，最近时，刘景泉戴着氧气面罩眯着一对小眼，真真切切。另外，一般空战谁占高度谁优势，可那天接敌时，他高度2000，我才1200，偏偏是我主动。因为敌我双方飞机都涂了草绿色迷彩，刚好海面有轻雾，海水是墨绿色，从上往下看，飞机颜色与海水差不多，不易发现目标。从下往上看就不一样了，天像一块一尘不染的蓝玻璃，敌机橡四只嗡嗡飞过的绿苍蝇，要多清楚有多清楚。所以，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事物都有局限性、相对性，战场上，有时你变换战术，违背常理，反而能收奇兵之效。”
进攻战术正确。“其实，与其说我方正确，还不如说对方失误。当我发现敌机时，他在我右侧5000－6000米稍前一点位置，飞行行话叫做小距离（前后纵向）大间隔（左方横向）此刻，如果敌机向右作小于90°转弯，间隔变成了距离，我们攻击就相当困难了。 谁知，他偏偏向右作180°转弯，正好给我们造成切半径攻击的有利条件，这是敌人战术上犯的第一个兵家大忌。很可惜，高长吉大概太激动，一串长射没打上，给了他们一次生的机会。敌人也乱了方寸丁，一看我们切半径攻击，又赶紧向左转，这是他们最致命的错误，等于把自己的背侧完全暴露了，使被弹面增大。训练中都难找这么好的角度，高长吉、张以林饿虎扑食，真是猛、稳、狠、 准啊， 一人干掉一架。 我还记得， 回来判读胶卷，高长吉击中射击距离是169。5米，张以林是151。59米。这么近，鸟枪也得把他打下来。”
正确中也有不正确。“我是距离敌机366。66米时开的火，六六大顺，这本来是一个挺吉利的数字嘛，也看见敌机身冒着火花往下掉，我以为他完蛋了，太高兴太激动吧，一楞神，妈的，兔崽子没栽下去，超低空擦着海面跑了。把我懊恼后悔难过的呀，没法说啦。飞行员逮住一次击落敌机的机会很不容易，如果你把握不住流星一样闪一闪就没影的战机，就像奥运会上运动员临场失手一样，对不起，金牌四年以后再见吧。遗憾，这之后我又飞了两个四年，命中注定，这辈子再没有将敌机击落的机会啦。”
有时，命运是一位崇拜英雄的美人，她在英雄面前洒满鲜花，铺出一条没有飞机也可直上青云的通衢大道。几年间，赵德安由副团长而团长，副师长而师长，而且，那路似乎还有继续伸展延长之趋势。谈不上心花怒放，不等于没有雄心勃勃，赵德安玩命工作的宗旨就是一个：在有生之年，圆了亲手将敌机击落的梦。退一步讲，也要以自己团队击落更多的敌机来补偿。
有时，命运又成了反复无常的小人，被捧上了天的英雄千万留神，稍不小心，满目姹紫嫣红就变成了一片荆棘丛生。空战够眼花缭乱吧，但比起“文化大革命”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关键是， 空战再乱乎，你也一下子就能分出敌我来，而身处“史无前例”中，所有的人都是“一颗五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赵德安还没修炼出火眼金睛，脑袋瓜就更显得不够使了。事情逻辑就是这样，吴法宪是空军司令；空军司令讲林立果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两个一切”大驾光临，谁敢怠慢，吃饭、喝酒，三杯下肚，糊涂出口，就讲了些诸如“坚决服从指挥、调遣”
一类当时看没啥日后看了不得的昏话；温都尔汗一声爆炸，广空成了“重灾区”“英雄”在九天之上摔了个仰八叉，跌落尘埃，“比被敌机打下来还惨”；先审查，审来审去没有啥，又到干校劳动，又到工厂劳动，别人整天垂头丧气哀声叹气，他照吃照睡照锻炼，“想一想小时最大的理想是吃饱饭，不论咋样我都知足了，知足者常乐”；熬了一个“八年抗战”盼来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审查，结论“一般认识问题”于是苦尽甘来，官复原职；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年后——1983年正式离休，由飞机场直接退到了门球场；十年间，以当年学飞般的刻苦和勤奋钻研门球，球技已至炉火纯青，“除非刮大风下大雨，不论上午下午，礼拜天节假日，你都能在这个球场上找到我。”
该谈的都谈了，我已无话可说，最后，没话找话地问了两个不着边际的傻问题，为何如此愚笨拙劣，我也弄不清。
第一问：您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空军有何想法吗？
答：没想过，整天都想门球了。这么说吧，反正我们那时的飞行员好得很，很单纯，艰苦不怕，党叫干啥就干啥，心里只有毛泽东思想。现在什么都是金钱了，不知将来打仗打下一架飞机来是不是也要给钱？党、国家、军队，叫我说，千万别离开毛泽东思想，离开不行的。现在的飞行员，住的像豪华宾馆样，空调、电视，操他妈，不得了呀……
第二问：您干嘛这么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地打门球呢？
答：个人爱好，锻炼身体，延年益寿。不是吹牛，他奥运会敢分年龄段设门球项目，六十岁以上组的冠军，就是我这个队！
已经道过“再见”我还是远远站定，看老人们打球。显然，是赵德安的队再次获胜，他像孩子一样把击锤抛向空中，接住，绕着场地，跑、跳、笑。
我也笑，为了老人欢乐而幸福的晚年。但，笑得多少有点干涩和勉强，因为，我读到了一部英雄史诗能够使人微笑却不再使人激情的末章。
真的，现在在世界体育竞技场特别是奥运会上拿奖牌最时髦最英雄了。萨马兰奇先生为什么不设门球项目呢？不然，六十岁以上这面金牌肯定是咱中国的：
或许，到了那时，人们会重新想起“赵德安”
9
九十年代初的一天，气朗天清，风和日丽，一架来自香港的大型客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旅客中，有一位年近七旬，华发斑驳的长者，在入境处，他双手向验证小姐恭敬递上“台湾同胞返乡探亲证”小姐熟练轻灵地盖上准予通关的印章。那双布满褶皱、青筋暴露的双手情不自禁地微微抖动。
证书显示，持有人名姓：汪梦泉。
汪老先生在北京航空联谊会几位老熟人老同事的陪同下，爬长城、观故宫、泛舟昆明湖、闲逛王府井，重游了一回故国，了却了一桩宿愿，无拘无束，开怀恬然。
数日之后，与友人互道珍重，依依惜别，沿来时之路，打道回府。
我得知汪老先生到大陆省亲叙旧的消息迟了一步，这一边，还傻乎乎做登门造访的准备，那一边，老先生已在向南飞去的归途之中了。未能谋面，遗憾之至。
凭想象，我以为，当老先生的视线透过舷窗追随那移动着的云山雾海之时，心情一定与其他乘客迥然有异。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固定的大舞台，他曾经在上面扮演过身份完全不同的角色：同日本飞机格斗时，他是这片天空的捍卫者；徒劳无益向解放大军炸射时，他是这片天空的肆虐者；隔海寻隙企图闯入时，他是这片天空的鄙弃者；而此时此刻，他又是这片天空的什么呢？主人？还谈不上。客人？亦不大对。姑且算作身份未定者吧。但不论怎么说，四十年过去，这片天空已不再拒绝他，而是向他伸出了热忱欢迎的双臂……我顺着自己的思路固执地想象下去：这时候，汪老先生一定会下意识地用右手轻抚左手的伤疤，祈盼舷窗外的天空，永远永远，都是这般的亮丽、宁静。
※ ※ ※ ※ ※
在一本空军政治部于六十年代编辑已经卷边发黄的《蒋空军人物小传》上，我查到：
汪梦泉，蒋空军五大队上校副大队长。别名汪尚略。四川简阳县三义坝高子堰人。1919年生。家庭出身官僚地主。
1938年初考入蒋空军军官学校第十二期，蒋空军指挥参谋大学及美国航校毕业。
大兄汪连锋，原蒋军第四十七军中将军长，淮海战役被俘，1963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汪以往对蒋帮的统治有些不满，1948年曾对其兄汪连锋说：“蒋介石任用私人，孔、宋家族大肆贪污，滥发纸币，使物价高涨，民不聊生。如果不改善，总有一天要垮台。”
汪作战经验多，指挥沉着谨慎，能夜航。1961年飞行时间达三千多小时。抗战时期曾参加对日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战场多次对我作战。
先后获勋奖章二十余枚。1958年8月7日在福建上空率领一个中队与我机作战，被我击伤，逃台后曾说：“打得很惨啊，差一点就完了。”
喜跳舞，赌博。
汪梦泉老先生当然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