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竦车牟僮髦郏�5分钟就能到青屿。
大、二担欺负我们没大炮，根本不把青屿放在眼里。战士们气得够呛，憋着劲儿要同他干，求战情绪特别高。炮战一开始，我先把他的探照灯、广播站搞掉了。4门高射炮，我一下子也敲掉3门。他高炮阵地四周有掩体，我们的炮直射打不到，我就把炮口高抬，朝天吊，仰打，一发一发干，成功了。
这一下把国民党打疼了， 过了几天，大金门155加农炮一个营16门，调过头来专门对付我，从早上八点打到下午五点，中午都没停，好家伙，一天没让我喝水吃饭。
大金门距青屿一万多米，开始他打得不太准，许多炮弹落到海里，后来他不断校正，越打越准，炮弹基本上都落在我的头上了。青屿岛上原有一个灯塔，被打成了麻子脸，估计大金门拿这个灯塔作标定点。气得我直想把它炸掉，后来算了。我们莲河方向的炮群对大金门进行压制，但好像不太压制得下去。
整整一天，把青屿打得一塌糊涂。交通壕全部打平掉了。三炮工事被打塌，幸好炮未打坏，人员已疏散，也没有伤亡。我的指挥掩蔽部和二炮在一起，后边落一发，头顶上也命中一发，咣！爆炸那个响呀，没法形容，耳朵当时就震聋了，后来听力慢慢恢复一些，现在年纪大了，又聋了，你不大声说话我就听不见。1965年青屿修永备工事，在我掩蔽部周围挖出七发没响的炮弹来，要是全响了，也够我喝一壶的。二炮长包书科讲怪话：
我们二炮和他妈指挥所靠在一块真是“沾光”了，光挨打。我说：闭上你的臭嘴，挨打你就忍着点吧！师里一个助理员上岛办事，也给憋在掩蔽部里了。敌人一打炮，我说：你赶快到后边去：他说：妈×养的，死就死一块吧！陪我们挨了一天炮，震了个晕晕乎乎。傍晚敌炮一停，他说：快跑吧，我的老天！我走出掩蔽部，岛的模样都变了，石头全成沙土了，一脚踩下去，暄暄乎乎的，随手抓一把都是炮弹皮。师政治部主任李平说：哎呀，青屿这个岛被打得真够可怜的。
我用一部电台监听敌人通信联络。大担只要一叫：“兰州、兰州（大金门）1号（大担）呼叫，1号呼叫！”我就知道又要干我们了。那天晚上，大担说：“兰州，今天我们干得不错，摧毁了6号（青屿）一个阵地。”
我心说：去你妈的摧毁吧！连夜我就用松木把三号工事修复了，第二天又和他们对着干开了。
解放战争我也打过仗，但还从未经过这样猛烈的炮火。炮弹在周围接二连三爆炸，心也腾腾地跳。可时间一长，就麻木了，知道很危险，随时可能死，倒也无所谓了，听天由命，死了算，不死就同龟儿子干！真正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环境太苦了。每天在潮湿的土洞里只能迷糊两三个小时，伙食又不好，白天打仗，晚上还要抢修工事，搬炮弹，战士们确实挺不住了。你想想，天天夜里运来三十几吨炮弹，组织四、五十个战士去扛，平均每人摊到一千多斤，几百米坡路，上上下下需要来回扛十几趟。连发烧39度拉肚子的战士都动员去了，没办法哟，人手不够。记得四炮长段友金倒在路上就呼呼睡过去啦，怎么叫也叫不醒。我就狠劲踢他几脚，他一下醒了，连说：唉，我错了，我错了。我当时有点后悔，是不是踢得重了？
战士们太辛苦呀！但硬着心还得下命令：不许睡，搬炮弹去！
青屿是金门的眼中钉，他打击的六个重点目标之一。炮战期间，若按面积计算，我挨的炮弹最多，若按每门炮计算，我打的炮弹也是最多的。
打得大担北山把白旗都升起来了，升了没多大一会儿又收了回去。据传，蒋介石都知道我们了，他说：“厦门那里共军有一个小岛，非常顽固。”
庆功大会上，军首长说：让我们为青屿英雄连队鼓掌。一片掌声，响了足足好几分钟啊。我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回来向全连一传达，战士们都哭了，说：组织上对我们这样关心，死在这个岛上也心甘。
我的那些兵，那帮战友，好哇，太好了！
一个叫刘发汉的战士上午九点多钟负伤，一块弹片从左眼角楔进去，后脑钻出来。卫生员只能简单给他包扎一下。他疼得在那里叫，腿一个劲儿地蹬。我安慰他：不要蹬，蹬了对治疗没好处，等晚上船来了，就送你回后方治疗。他很听话，强忍着不叫，一动不动躺着。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呕吐，吐出来的全是青菜叶子，到下午两点，他头一歪，不声不响牺牲了。战士临死连顿好饭都没吃上，现在想起来我心里都堵得非常难受呀。
还有二炮长包书科，山东肥城人，左脸有个巴掌大的黑疙，初中毕业，那个时候文化就算可以了。战前他正在师医院住院治慢性阑尾炎，听说要打仗，坐着船就偷跑回来了。他写了一首诗表决心，我现在还能背下来：
“天寒水结冰，松柏永常青。艰苦环境里，战士是英雄。”他打仗确实很勇敢的。敲敌人的高射炮，二炮连打了80发，都打在工事外围。我在指挥所下令：停！他气喘吁吁跑来问：为什么让我停？我说：你他妈光会浪费炮弹！ 他摸摸脑袋说：我再研究研究。结果加大表尺又打了40发，有6发落进敌人工事，把目标摧毁了。1959年组织确定他复员，他坚决不走，写决心书，再艰苦也要留队。考虑连队也需要一些打过仗的老同志，没让他走。1961年，一个新战士下海抓海螺，被浪卷走。包书科跳下去救，浪太大了，先一抽，又一个反冲，把他狠狠摔在礁石上，摔晕过去，淹死了。
我当时在南京炮校学习，听到他的死讯，难过得几顿没吃饭。
我现在年纪大了，每天早晨到公园散步，过去的事就在眼前一幕一幕过电影，脑子里老是浮现战友们的身影。我每年都要回青屿去看看，我在那里干了十年，那是一个忘不了的记忆。老了，想想过去，精神上好像有些安慰。
我退休后生活还可以，一个月拿个五、六百块，比在部队时少个一、二百块，说得过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住三房一厅，四十几个平方，也可以了。有时也有怨气，但一想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干革命得了什么嘛？就啥气也没有了。1947年一次战斗，我两条腿挨了机枪，左腿伤到筋，右腿伤到青头。卫生员给我紧急包扎、止血。国民党反击，距我还有三、四百米。指导员命令机枪班长把我背下去。班长说：我的班打得只剩两人啦。指导员说：剩一个人也得把他背下去。班长就背起我跑，一边跑一边说：只要我活着，就一定把你背回去。我的同乡贾乐开也替换班长背了我一段。后来，打兖州时，卫生员死了，指导员和贾乐开打淮海时死了，机枪班长打厦门时死了。救我的四个人，都先后牺牲，只有我活了这么多年。
战争残酷呀！想想烈士们，我挺知足了。
梁文科老人转业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退休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渔港指挥部副指挥。
现在，你若到警备区或渔港指挥部去打听，知道梁文科这个名字的人已不是很多。但你如果到青屿去打听，所有的干部战士都会很自豪地告诉你：他是我们的老连长呀。每年，梁文科到青屿去讲传统已是新兵下连后的必修课。过了时间不到，连队还会派人去接、去请。三十几度春秋过去，他梁文科依然是青屿战斗集体重要的一员，他的名字已经和青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问题是，现在中国，福建，乃至厦门，又还有多少人知道青屿？
老人告辞。最后的话语是：你多写写烈士们，给他们扬扬名。甭写我，我很普通，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不值当写。
站在旅馆玻璃窗前，看老人瘦削的背影踽踽远去，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就是那一刻，我决定要用一节来写梁文科和青屿。
不仅仅是记录一个从万余发炮弹破片中走出来的普通人和普通小岛，而且是记录在毁灭性冲击波中立于不败的意志和信念。
4
午夜，炮战方酣。
一发燃烧弹在三炮阵地上爆炸，弹药库周围起火！
火是白色的，像一片耀眼的碘钨灯。烟是灰蓝色的，像一团团随风蠕动的棉絮。
大火浓烟吐着几丈长的舌头，顺着弹药库的出入口往里窜。
又一发敌弹打中了交通壕上的掩体。猛烈的冲击波将火窒息，塌下来的沙石封死了弹药库的通道和出入口。
险情自然排除。
战士们都松了一口气，大炮又开始吼叫。突然有人喊：“不好，李士生（弹药手）被堵在弹药库里了！”阵地上的气氛顿时又呈现紧张。
所有可以暂时离开战位的士兵都冒着炮火奔过来。工兵五连指导员王邦德正在旁边阵地指挥抢修工事，也带着一排赶到现场。
没有谁下达命令。抢救战友就是命令。炮兵和工兵一起动手，锹挖镐刨，铲去了覆土，砍断粗梁，在弹药室顶端开了一个“天窗”
洞口，冲出一股股浑浊的烟雾，把人熏呛得昏晕欲倒，鼻涕眼泪一起流。
王邦德屏住呼吸，强睁开眼，扒在洞口，打着手电筒往里照，隐隐约约发现离洞口五六步远的地方，李士生正头冲下趴在那，任凭众人大声呼唤也不动弹，恐怕早已凶多吉少。
三班长杨耀明把帽子往地上狠劲一砸，说了声“指导员，我下去！”撑住洞口就往下跳。王邦德赶紧用手电给他指路。眼瞅着他一阵乱摸，终于抓到了李士生，拖了两步，只来得及喊出一句：“拉不动啦！”便一头摔倒在地。
二班战士管在贤急了，在嘴上蒙一块毛巾，纵身跳下。弹药库内已没有多少氧气，浓烈的硝烟是掺杂了多种有毒气体的氧化碳，超量吸入，轻者，会伤及大脑及神经系统，重者，将危及生命。管在贤大声咳嗽着向里模，刚刚摸到班长，自己也倒了下去，前后还不到1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