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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全传》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制作，作者为专业学者李隆庆先生。书真厚，读起来有一种怎么看都看不完的感觉，共745页。此书最大优点是详细，信息充足，但最大的缺点恐怕也是太过面面俱到。而且，作者对于哥伦布的热爱似乎已经超出了一个学人的态度。话又说回来，假如他不热爱哥伦布焉能倾心写出这么厚的著作来。
这本书在几方面对我很有启发价值。第一方面体现在科学探索方面。尽管“地球圆形”说被提出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一直并未成为主流看法，长期以来只是“一家之言”，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获得证实。在哥伦布时代“地球圆形”说不是定论，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讨论和认同。哥伦布“根据当地的自然景观和气象，以及自己的实际感受，提出了“梨形”说。但他的这一说法“被人嘲笑了500年之久”（3页①）。今天“地球圆形”说已经是科学常识，被哥伦布同时代人嘲笑的“梨形”说才更接近地球的真相，那些曾经嘲笑哥伦布的人正在遭到历史的嘲笑。这似乎已经成为规律，一切大胆的学说最先的遭遇一定是嘲笑与打击。科学无坦途，崎岖是必需的。
哥伦布想寻找一条新的通向亚洲大陆的海上通道，其出发点是对“地球圆形”说猜想予以实证。在哥伦布的猜想中，美洲是不存在的，太平洋也不存在，大西洋夹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只要他越过大西洋就可以到达日本（西潘戈）、中国（契丹）以及印度。这是500年前人类的认识，甚至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地圆”说还没有被接受。当第一次到达美洲附近的岛屿时，哥伦布还没有意识到他发现了新大陆，没有找到很多黄金与香料，他甚至很沮丧。第二次再去他依然没有意识到那里不是亚洲。但是他已经发觉那里与设想的日本和中国大为不同，因为他没有找到已经被马可·波罗等人描述过的文明社会。哥伦布总共到过美洲四次，最后他才意识到他发现的可能是一个新大陆。
科学的探索道路是艰险的。哥伦布的探索由于是实地探察就遭遇到了更多的自然风险。应该说他是一个幸运的人，在他前后到过美洲的不乏其人，但只有他作为发现者被历史承认。其实，任何重大的科学发现都不是个人的独特力量所致，而更像是一种时代的召唤。在他之前北欧的诺曼人已经从北美到达过新大陆，在哥伦布同期也有人到达过美洲，但他们只是稍晚一步。甚至还有人说，有遇难者漂流到过大西洋，他们向哥伦布透露过新大陆的信息，所以哥伦布才有此行。无论如何，今天“哥伦布”已经成为一个勇敢探索发现者的代名词，他是谁几乎不重要了，哥伦布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文化符号而已。他与他所处的时代留下了一种令人景仰的探索精神。哥伦布以及他所处的时代为什么能够引发这样一个发现新大陆的原因却是我们更应该追究的，因为截止到今天人类认识的世界依然有限，探索无止境，假如我们想继续“发现新大陆”就必须了解“哥伦布”以及他的环境与时代。
哥伦布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水手，他首先是一个学者、一个绅士、一个政治家与外交家，他的成功是多方面的集合体。他的坚忍不拔，他的忍辱负重，他的精明才智，都是这一伟大事业不可或缺的支柱。哥伦布是个普通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又是不同寻常的一个人。
《罗马有多远》 第三部分两个方面的启发
两个方面的启发
对于很多人来说，新开辟一条航线去寻找亚洲或许没有多大意义，但这一行动的结局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社会。他修正了人类对于地球的认识，他的发现迅速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西班牙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大西洋彼岸的殖民积累迅速使欧洲富强起来，在发现新大陆不久后开始的工业革命，不能不说哥伦布才是最重要的带头人。没有发现美洲更不可能有今日世界经济火车头美国的出现，所以美国人向哥伦布致敬是深有道理的。其实全世界都应该向哥伦布致敬，他的事业深刻影响了近500年的整个世界。在这一连串的“蝴蝶效应”中哥伦布放出了第一只大蝴蝶。
当哥伦布时代的人们认为他们已经非常文明发达时，许多人认为已经穷尽这个世界的秘密，但殊不知一个偌大的大陆竟然被一直摒弃在旧大陆人们的视野之外。人类应该永远汲取这样的教训。
许多人认为宗教是阻挡社会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的绊脚石，起码就哥伦布一事却相反。哥伦布是怀着激烈的宗教情怀进行这一地理探索的。
哥伦布首先在葡萄牙寻找出海大西洋的资助，但是他失败了。辗转之下他希望得到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资助，最后西班牙支持了他的这一决定。
这本书花费了大量笔墨描述西班牙当时的历史背景。哥伦布所处的时代是西班牙历史上很特殊的一个时期。第一个特殊在于这个王国刚刚从800年的伊斯兰教统治之下“转化”为基督教统治。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这是西班牙以欧洲文化代替非洲文化（或阿拉伯文化）的一个新时期，新上任的女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伊沙白拉”。另外一个特殊之处在于，西班牙当时为双王制，南方的伊沙白拉女王与北方统治阿拉冈地区的斐迪南国王结合，这个国家得到统一，但双王各管其事，互不干涉。女王的领土更大一些，所以她似乎更具号召力。
由于常年征战，又与邻国不和，西班牙国库空虚。天主教会在西班牙驱逐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的过程中跃跃欲试。当时十字军东征收复耶路撒冷不仅是教会的意愿，也是女王的意愿，更是哥伦布的意愿，他们都是基督教徒。假如能够探索出一条新航线，以最短的距离找到可以带来财富的香料之源印度以及东亚，然后再来支持他们共同的宗教事业，是哥伦布与女王以及教会都求之不得的。哥伦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得到了女王的支持。哥伦布在探险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忘记“解救”耶路撒冷的宗教大任。
哥伦布的起点与终点都与西班牙修道院联系在一起。其出航可行性论证首先是放置在修道院里的修士们之间进行的。而那些修士并非我们东方人所想象的只知道《圣经》的宗教人士，他们中大多数是专业学者。“中世纪，学问就在修道院里。修道院的烛光，曾照亮了漫长的中世纪的暗夜。一些修士不光是神学家、哲学家，同时也往往是占星家、宇宙志学者和天文学家，在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如此。”（112页）“总之，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天主教会的教士们已不再是中世纪的愚夫；想一想下个世纪的耶稣会士几乎成了科学新知的代名词，就知这绝不是偶然的。”（123页）实际上西方的修道院还是现代大学的雏形，而教会引申出的大学教育机构获得的极大学术自由也与最初的教会性质分不开。欧洲社会政教分离，王权不得干涉教会庇护下的任何机构。
某些修士始终给予哥伦布强有力的支持，最著名的支持者来自西班牙的拉比达修道院。哥伦布的尸骨最终也埋葬在教堂。
必须看到，这一时期已经走过了欧洲文艺复兴的辉煌道路，所有人都已经受到人文精神的深刻洗礼。在伊沙白拉驱逐犹太人时事实上也遭到了一些修士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的谴责，哥伦布也对此持否定态度。那是新旧交替的时代。
“笔者在对哥伦布航行的精神动力方面进行探讨时，发现哥伦布的宗教虔诚精神，虽然是中世纪的传统信仰的继续，但它与中世纪的愚信盲从已有很大的区别，已经打上了文艺复兴时期或者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业已显露出的近代功利主义的烙印。另外，哥伦布虽然是15世纪专制君主们的忠实臣仆，但他也并非是专制主义棋盘上任意拨弄的走卒，而是一个拥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富有自我意识的人。”甚至，最后哥伦布以及后人长期与王室平起平坐打起了官司。
这场哥伦布与国王之间的官司看似与教会无关，实际上也可以说没有教会就没有西方的司法公平以及平民的权利意识。没有教会的存在就不可能萌芽西方社会的民主、平等与自由。拿中国作反例，15世纪末期哪个中国平民敢于和皇家打官司，中国封建时代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一部法律让平民与皇帝抗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连人都是皇上的，个人私产当然皇家也可随时拿去，哪里有官司可打。
从名义上皇权也在教会势力之下。所有的基督教国家有一个共同的最高领袖，那就是教皇。所以西方的世俗皇权从来没有达到中国皇权那样的专制层面。“当时国际公法规定，罗马教皇有权确定不属于教皇的任何土地的世俗主权的归属问题。”（352页）就在哥伦布时期，在大西洋里的岛屿归属权实际上就是由教皇裁决的，是否公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一般意义的世俗皇权被瓦解或削减，所以东方类型的封建专制在基督教国家是不存在的。在基督教教义之下，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人格上大家是平等的，所以任何平民在法院里与世俗皇帝据理力争那也是正常的。由于有教会的制衡，法官的权威就可以得到保证。与皇室的官司最终以哥伦布家族获得胜诉。
欧洲距离中国有些远。中国人其实一直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于西方有多陌生。假如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儒、释、道社会，那么欧洲就是一个基督教社会。经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长期熏陶，人们对这个世界有着许多根本不同的理解。今天宗教在全世界都淡化了，但是他们融化为许多文明原则，依然保留在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