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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元代大儒黄溍据说曾鼓励他写《琵琶记》。高则诚在江浙行省时，最
接近的人物是他的上司——参知政事苏天爵。明朝开国功臣刘基、宋濂是他
的好友、同学。1368 年，朱元璋曾召请高则诚到南京修《元史》，但高则诚
由于老病，辞职回乡，不久就死于宁波。
另一种意见认为，高则诚的生存年代约在14 世纪20 年代到80 年代之
间，即在元代中叶以至明初。《琵琶记》的写作年代已无法详考，但可以确
定是在方国珍起义之后。方国珍最初起义是在至正八年（1348 年），而其攻
占温州，是在至正十年（1350 年），因此，《琵琶记》的写作至早当在至正
八年以后。他一共写了几年不得而知，但朱元璋之所以召致他，是因为欣赏
他的《琵琶记》。可见，《琵琶记》脱稿至迟当在洪武元年（1368 年）以前。
由此推知高则诚写《琵琶记》是在元末。《琵琶记》中反映了阶级矛盾，例
如在大饥荒年代中，一方面饿死人，另一方面也有人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这些场景反映了高则诚的亲身经历。
近年来，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对《琵琶记》作者是高则诚的问题
提出质疑。其根据是，早在元代中叶以前，《琵琶记》一剧就已流行，其作
者并不是高则诚。具体理由为：其一，《元谱》所辑《琵琶记》一剧并非高
则诚所作，《元谱》已佚失，但从一些文献中还可以了解到该剧的基本情节
是：蔡伯喈独占鳌头后，弃亲背妇，马踹赵五娘，后为暴雷击死。而《元谱》
所辑《琵琶记》剧曲词中没有这些情节，并且摆脱了赵五娘为主线的结构。
《琵琶记》的曲词基本上吻合于明清流行的通行本，唯一可能是风靡于明清
剧坛的《琵琶记》剧的祖本，在元代中叶已经盛行，它就是《元谱》所辑的
《琵琶记》剧，其作者并非高则诚。
其二，从高则诚的生平看他不可能撰《琵琶记》。高则诚，字明。在元
代，姓名同为高明者有三人，一般认为元末永嘉人高明即高则诚为《琵琶记》
的作者。关于他的生年，一说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 年），一说大德十一年
左右（1307 年），两说均以苏伯衡（平仲）生平来揣测。如他生于1301 年，
到泰定年间（1324—1327 年），他才二十四五岁；如以1307 年计，仅十八
九岁，即使他少年时期就有文名，但被历代戏曲家奉为曲祖的《琵琶记》，
无论在反映生活的深广程度上，或在戏曲艺术方面所显示出的熟谙技巧上，
都说明这部经纬万端、阅历颇深的作品，是一位深得戏曲三昧的行家所为，
而不可能出自一个初出茅庐而又毫无舞台实践经验的青年之手。
至于他的卒年，分歧就更大，一般认为应是至正十九年（1359 年），根
据是高则诚去世后不久，其好友陆德肠写了一首悼诗，中有“乱离遭世变，
出处叹才难。堕地文将丧，忧天寝不安”等句，对高则诚死于兵荒马乱岁月
深表惋惜，由此证明，高则诚是殒于元亡前的乱离世变时期，这足以证明他
不是古本《琵琶记》的作者。
其三，从高则诚的交游中，未发现他是《琵琶记》作者的记载。他的教
师黄溍元代大儒，《元史》有传，但查阅了包括《元史》在内的有关资料，
未见有他鼓励高则诚写《琵琶记》的记述。在他的另一位教师苏天爵传及一
些书籍中，也未见高则诚撰写《琵琶记》的轶事。至于他的知交明代开国元
勋刘基的著述中，虽有他俩过从甚密的叙述，却无高则诚曾撰《琵琶记》的
记载。就连他弟弟高肠以及好友陆德旸和余光臣等人，也无这方面的见录。
那么，东嘉先生是谁？他可能是书会中年长资深、很有威望的老先生，
是既有文才又熟谙舞台生活的行家。从剧本反映出的“小国寡民”等老庄思
想看，他也许还是个虔诚的道教徒。
（凌筠）
谁是这一副名联的作者？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上述名联，原是一副木质抱对，曾留存于明代晚期蜚声士林的东林书院
内。由于它含有勉励人们既要认真读书，又要关心政治，二者紧密结合而不
可偏废的深刻哲理，并真实形象地概括了力主改革、志在治国的东林学风和
东林党人的政治抱负，所以经邓拓《事事关心》（《燕山夜话》）一文介绍
后，在60 年代初，就更为人们所熟知。近年来，这篇杂文被选入中学教材，
则名闻天下，流传更广。然而，究竟谁应享有这一名联的著作权？至今尚有
歧议：
其一，陈、顾合作。
无锡顾氏家族世代相传说：顾宪成少居无锡宅仁乡张泾桥，其父顾学以
卖豆腐为生。宪成10 余岁时，家贫无力延师，就读于邻家。夜间归家，必秉
烛自课，每每通宵达旦。一次，布政使陈云浦从任所归省，夜宿张泾桥，闲
步街上，看到临街一窗灯火闪烁，不时飘出充满稚气的琅琅书声，深感惊异。
第二天便传见这位夜读少年，当场出对课试。陈道：“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顾答语曰：“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后来，顾姓
中有好事者，便将此联制成抱对，供人顾端文公祠（即顾宪成专祠）。后又
成为东林书院之遗物。据此，有人认为“即使据传说立论，顾宪成也只能分
享一半著作权”。（见1983 年第1 期《文史知识》）
其二，顾宪成所撰写。
1947 年2 月，东林小学校长顾希炯，同吴敬恒、唐文治等30 人发起，
重修东林书院的工程告竣之际，顾希炯认为此联是其先人顾宪成所撰写，又
鉴于顾宪成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被革职还乡后，曾与高攀龙等人讲学
其中，因而把名联加以复制，随后又送至东林书院旧址。可能由于上述原因，
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此副对联是顾宪成所作。如邓拓在《事事关心》
一文中说：“这是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1981 年第11
期《半月谈》杂志登刊《胡耀邦改写对联》的文章、1982 年苏文祥编写《古
今联话》、1983 年张其中收集整理的《对联丛话》等书，亦说是顾宪成所撰
写。直到最近还有人持比种说法。如瞿林东在《东林书院和东林党》文中说：
“这是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撰写的一副对联，足见他主张把努力读书和关心政
治结合起来。”（1984 年第11 期《文史知识》）
其三，否定顾氏撰写之说。
近几年来，有人对此联曾作过一番考证。认为，因它未见文献记载，故
此对上述说法予以否定。如赵承中在《一副名联的作者及其它》文中说：“假
定这副抱对是顾宪成为东林书院而题”，那么，“天启六年（1626 年），当
东林书院惨罹‘不许存留片瓦寸椽’（《东林书院志》卷十四）之灾，庙貌
灰飞，廊房电扫、碑坊寸断、书籍风翻；沿堤树木，尽遭斩伐’（《东林书
院后记》）的时候，它何以能逃脱厄运？”“虽然也有少数物件得以从这次
浩劫中幸存下来，如燕居庙奉祀的孔子牌位；欧阳东凤撰、文震孟书《重修
东林书院记》。。碑刻等。但这在一些志书中都有明文记载。为什么唯独出
自东林党首领人物之手的名联，古人却对它讳莫如深，不著一字呢？”还说：
“东林书院自创设后，先后修过四种专志，前三种也许已成佚典，雍正十一
年（1733 年），许献等人在前三种专志的基础上增辑而成的二十二卷本《东
林书院志》（光绪重刻本）却仍可见到。东林书院这130 年间的建置规模、
治革兴废乃至题联匾额等资料，书中保存得颇为完备，独这副抱对不见记载。
散见于锡、金两县邑志和一些私人著作中的、可补雍正之未以来东林专志之
阙的各类记述，包括东林书院的石刻碑记，也从未谈及这副抱对或类似于抱
对的其他对联。由此可知，这副抱对不是东林书院遗物。”
赵氏据《顾端文公遗书》所载，证实陈云浦与顾宪成确有那次课试，但
其内容不是那副对联，而是“一篇时文”。
赵氏说：清人梁章钜所编的《楹联丛话》，是一本“内容丰富，品例详
备”的对联之集大成之书。诚如梁氏《自序》所称：元明以来的对联，本书
“非敢尽谓之，而关涉掌故，脍炙艺林之作，则已十得六七”。该书著录了
无锡祠庙题联多处，其中一则是顾端文公祠的，如“顾晴芬侍郎皋题联云：
‘立朝与天子宰相争是非，悉宗社远谋，国本重计；居恒共师弟朋友相讲习，
惟至善性体、小心工夫。’”（卷四《庙祀下》）“梁氏既然收录了此对，
那么，对于共处一祠之内的另一副更具特色的对联，总不至于会被列为下乘
而不录吧？”“况且，格式与抱对完全相同的，书中也不是没有。。，如‘松
声、竹声、钟磐声，声声自在；山色、水色、烟霞色，色色皆空’”就是一
例。但却没有那一副“气度不凡的对联”。为此，“抱对为顾宪成所撰写的
说法，就失去了它最后的支柱。”（见1983 年第1 期《文史知识》）
赵氏之说尽管言之有理，可成一家言。但其他说法也并非空口无凭。谁
是谁非，仍有待进一步争鸣与探讨。
（任振河）
《西厢记》杂剧的作者是谁？
描写崔莺莺与张珙的恋爱故事的元代杂剧《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
月西厢记》，取材于唐代元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是
我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数百年来，它所表达的“愿
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祝愿，深深叩动着青年男女的心弦，连《红
楼梦》里的林黛玉也称赞它“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西厢记》元刊本现在已无从见到，现存的大都是明人枝订本。也正是
从明代开始，对于它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