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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特别是“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史记·管蔡世家》），
因而发生动乱，从管、蔡的一贯表现看，他们是忠于周的。《逸周书》中的
《大匡》、《文政》等篇，有不少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
王”的记载。所以顾颉刚曾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武王
的死及其年岁和纪元》，《文史》第18 辑）。周公先是用计把他的哥哥、按
“兄弟相为后”应该继承王位的管叔调离京都，又乘管、蔡怀疑动乱之机兴
兵东征把他杀了。这真是“政治家”的好手腕！
既然周公已经篡位称王，为什么又要还政成王呢？有的论者认为，由于
召公、太公怀疑，管蔡联合武庚起兵反周，关中地区也跟着乱起来，《尚书·大
诰》称“西土人亦不静”，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周公的意料之外，于是他改
弦更张：一方面在平定管、蔡后还政下野；一方面又拉拢召公，与召公平分
大权。《史记·燕召公世家》载，成王时“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
周公主之”。除长子就封诸侯外，次子留守周室，世代共掌王政。周公比王
莽、袁世凯机灵，他看到篡位不成，就下野让位，而以另一种方式，又取得
了大量的权力。
周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光明正大地代理王政，还是有篡位野心，
耍尽阴谋诡计而未能全逞？如何在纷然杂陈的大量历史记载中理出一个头
绪，至今还是一个问题。
（杨善群）
周公祈求代死、纳册金縢之匮是否事实？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放言》诗曰：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此处所谓周公恐惧流言一事，原见《今文尚书》之《金縢》篇。该篇之
大略为：武王于灭商次年生重病，周公即向祖宗太王、王季、文王祈祷，愿
以身代死。后将书写祝词的典册纳入“金縢”之匮（以金质绳索捆束的箱匣），
并诫史官不可语人。次日武王病愈。后武王死。成王继位，周公摄政，管叔
等放出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于是周公“居东二年”。不久，周公
作《鸱鸮》一诗送给成王，表明自己惨淡经营的苦心。但成王仍不理解，因
之惹恼了上帝。是秋，庄稼长得很好，但将收获时，忽然雷电交加，狂风大
作，庄稼倒伏，国人大恐。成王与大夫们穿上祭天的礼服，打开金縢之匮，
取看文书，发现了周公祈求代死的册书，知道了周公的忠心，于是成王出城
亲迎周公。上帝因之息怒，是年庄稼丰收。
该篇所表现出的天人感应、人鬼相通的迷信思想，自属荒诞，但其中某
些问题是真是伪，却引起了大家研究探讨的兴趣。
（一）周公祈求代死并纳册金縢之匮是否事实，目前尚难定论。被后世
誉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史记》在《鲁周公世家》中不仅详载了武王病，
周公祈求代死的金縢之事，而且还有这样一段：“初，成王时少，病，周公
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
其册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
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此段不见于其他典籍。三国时谯周以为，此
与《金縢》所述本为一事，因“秦既焚书，时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
误传为此。而唐代司马贞认为虽“经典无文，其事或别有所出”；如果真是
如此，那么，周公就是两度祈求代死了。
除《史记》外，后世一些史籍亦基本肯定此事，历代经学家更是对此深
信不疑。前举白居易之诗即持肯定态度。
而另外一些学者对该篇却提出不少疑问。如北宋程颐认为该篇“意多浅
晦”，“疑其不可尽信”。其后王廉、王夫之、袁枚等也都提出一些理由疑
为伪作。近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论《尚书》各篇的写作年代时，也曾指出
《金縢》篇“文体平顺，不似古文”，“决不是东周间的作品”。如果真是
如此，那么《金縢》即为后世崇拜周公者根据传说增饰而成，其真实性就很
可怀疑但是，仅从文体上辨别真伪，也还不是无懈可击的。明代郑瑗在《井
观琐言》中即已指出：《尚书》词语聱牙，盖当时宗庙朝廷著述之体，用此
一种奥古文字，其余记录答问之辞，文体又自寻常。他举出一些例子证明此
点，并指出后世亦是如此。近代有的学者亦持此种观点。
因此，《金縢》是否为伪作，仍难定论；而《金縢》所述之周公代死一
事的可靠性究竟多大，亦很难断定了。
（二）假如《金縢》所述基本为事实，那么，周公是诚心代死呢，还是
玩弄某种欺世盗名的把戏呢？这也是一个难以搞清的问题。明代李贽在《史
纲评要》中概述金縢之事后，评曰：“周公何故好名，作此俑人也。”弟代
兄死，子代父亡，周公在这方面算得上一个始作涌者。顾颉刚也曾指出《金
縢》中的周公好像“是一个装神作怪的道士”，他的祈祷祖宗“仿佛用了糖
果哄小孩似的”。
一般他讲，周公玩把戏的痕迹不难看出。祈祷之后，纳册于匮而又诫史
官不可语人，这真是欲扬之先抑之；纳于金縢之匮而非别处，其用心亦不可
谓不深。“天道示警”后成王马上去开看金縢之匮，可见该匮是盛放救命法
宝的器具，到了关键时刻就会被打开，而对其中的册书，人们是会深信不疑
的。周公深知此点，所以纳册于匮，只能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求鬼问卜，装神作怪，
也许还是虔诚的表现，纳册于匮也许正是符合礼仪的行为。因此，周公究竟
是诚心代死，还是玩弄把戏，也还是无法最后断定的。
（三）关于“我之弗辟”与“周公居东二年”的训释及《鸱鸮》的作者
问题。这点也关系到金縢之事的真伪。
周公听到管、蔡流言后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于是“居
东二年”，对此向有不同的解释。
一是将“辟”释为“行法”（如王肃《＜尚书＞注》、《伪古文尚书》
孔传），或释为“君位”、“掌握政权”，将“居东”释为“东征”。此种
训释的问题在于似与全篇旨意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既然周公掌握了政
权，进行东征，能对管、蔡“行法”，何以又逗留不归，只能作《鸱鸮》以
明志，待天变促成成王的亲迎呢？
二是把“辟”释为“避”，“居东”释为“避居东都”，这种训释虽似
合于全文旨意，但又与某些语句难以吻合。因为前有“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
于国”，后又有“罪人斯得”之句，如果不把“居东”释为“东征”，也是
难以讲通的。当然，如果“罪人斯得”不是指管、蔡被诛而是指另外的我们
目前尚不知道的事件，也许是能讲得通的。
三是太史公作《鲁周公世家》时，将“我之弗辟”句改为“我之所以弗
辟而摄政者”，这里对“辟”字的训释同二，而句意却同一。
《鸱鸮》是否为周公所作也是很值得怀疑的。该诗为“豳风”中的一篇。
《诗序》承袭《尚书》之说，曰：“《鸱鸮》，入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
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但近代有人认为此说并无
确证，不足为凭。
总之，金縢之事或有或无，周公祈代成王死是真是伪，直至目前尚难作
出明确的结论。
（于联凯）
庞涓是否指挥过马陵之战？
公元前343 年末，魏国联合赵国向韩发动进攻，韩国求救于齐。次年，
齐威王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师，发兵攻魏而救韩。魏国指挥这次战争的是将
军庞涓，他见齐军来援，便释韩而调头迎击齐军。齐军在孙膑的策划下，施
出行军减灶之计，即第一天行军营地有10 万灶，第二天军队后退减为5 万灶，
第三天再退缩减至3 万灶，装出一副怯弱畏战的样子。庞涓行军三日见此情
景，心中大喜，日：“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逃亡过半矣！”乃
弃其步兵，与其轻骑锐卒兼程倍进来追逐齐军。孙膑估计魏军在黄昏时当至
马陵（今山东莘县西南），就在那里布置伏兵。马陵道路狭窄，旁多险阻。
孙膑设下包围圈。又把圈中的一棵大树斫去树皮，而书写上“庞涓死于此树
之下”八个大字。庞涓在当晚果率魏军追至马陵，见树上书写文字，乃点火
想看个究竟。未等庞涓读毕树上之字，埋伏在两旁的齐军万弩俱发，魏军顿
时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遂自到，齐因此而乘胜大破魏军。这段脍
炙人口的马陵之战的故事，载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它充分显示了齐
国军师孙膑的足智多谋和魏军统帅庞涓的莽撞无能。
然而这段史实是有问题的。据1972 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
膑兵法》，魏将庞涓早在马陵之战前11 年（前353 年）的桂陵之战中，已被
齐军生擒。该竹简的《擒庞涓》篇记：当时魏军将攻赵都邯郸，使将军庞涓
带甲8 万出击。齐国为救援赵国之难，亦派将军田忌、军师孙膑率甲兵8 万
击魏。孙膑为迷惑敌人，先派“不识事”的齐城、高唐二大夫进攻守备森严、
“人众甲兵盛”的平陵。结果齐二大夫未进入平陵城郊，在路上就遭到魏军
的袭击，大败而被杀。这样，魏国对齐的来犯，开始麻痹而轻敌。接着，孙
膑派遣轻快的战车西驰魏都大梁之郊，“以怒其气”；并分散用少量的士卒
跟在战车后面，以“示之寡”，显现出齐军的弱小。经过这样的一番布置、
欺骗之后，在全力攻赵的魏军统帅庞涓，“果弃其辎重”而率其轻骑锐卒昼
夜兼程，回师救大梁之危而来与齐军决战。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