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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上也未得到确认。由于商代世系已被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所证实，有
理由认为《史记·夏本纪》所记夏代世系也非虚指。所以，夏代的存在还是
被人们公认，并都希望用考古手段去证实和补充。1953 至1959 年，我国发
现了一种以河南偃师县二里头为代表的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从而揭开
了新中国探索夏代文化的序幕。该遗址堆积着厚厚的文化层，出土了丰富的
遗物，发现了我国迄今最早的青铜器和宫殿建筑遗址，还有灰坑、墓葬遗址
等。根据它们的文化内涵，考古学者把它们分为四个早晚不同的时期。经碳
十四测定，它介于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文化之间。由于遗址内地层堆积可
分四个不同时期，四期之间出土的文物又有所差别，因此在它的归属问题上，
学术界产生了分歧。现将目前讨论中几种不同意见和较有代表性的论点简述
如下：
一、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都是夏代文化遗存。吴汝
祚的《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见《文物》1978 年第9 期）认为，
不论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分布的地域或绝对年代来看，它和夏朝的早期年代
均相符合；二里头文化四期都在夏人活动的地域之内，时间与夏代纪年相当，
且与龙山文化晚期有承继关系，因而两者都是夏代文化。黄石林的《关于探
索夏文化问题》（见《河南文博通讯》1978 年第1 期）从地域、时间、文化
系统、社会发展阶段方面进行了论述，并认为它们是探索夏文化的四要素，
而从中原文化系统中去寻找，则是探索的基本前提。
二、二里头文化四期是夏代文化，但河南龙山文化不可能是夏代文化。
邹衡的《郑州商城即汤都毫说》（见《文物》1978 年第2 期）根据文献推定
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毫，进而推论二里头文化四期为夏代文化，认为这给
论证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是目前讨论夏文化问题意见分
歧的关键所在。在《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见《文物》1979 年第3
期）中，邹衡又指出河南龙山文化并不是夏文化：（一）其晚期的绝对年代
已超出夏纪年范围；（二）它并未过渡为二里头文化，两者的文化特征还有
较大差别。黎虎的《夏商周史话》、田昌五的《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等也主
张二里头文化四期为夏代文化：（一）从时代看，二里头文化与夏朝年代相
合。（二）从地域看，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豫西和晋南，正是古
史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三）从文化发展系列看，二里头文化上承
河南龙山文化，下启早商文化，迄至今日，在它们之间还没有发现第三类型
的文化。（四）从文化面貌看，二里头文化中包含的反映阶级压迫、国家机
器以及青铜器出现等情况，都与文献中所记夏代史实相符。因此，它是夏代
文化无疑。
三、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属夏代文化，二里头文化
三、四期属商代文化。这是目前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安金槐的《豫
西夏代文化初深》（见《河南文博通讯》1978 年第2 期）对此进行了论证：
（一）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陶器形制和纹饰特征看，与河南龙山文
化晚期有承袭关系，它们的年代又在夏代纪年之内，故为夏代文化。（二）
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出土的陶器，在形制和纹饰上与商代二里岗文化期陶器
的情况基本类同。再者其夯土台基亦与之有着紧密相接的先后关系；另外，
《汉书·地理志》中有“汤居毫”在偃师之说。因此，二里头文化三、四期
属早商文化。
四、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是商代文化。1959 年夏，徐旭生在《豫西调查
“夏墟”的初步报告》（见《考古》1959 年第11 期）中就定二里头文化为
“商代早期”。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商周考古》认为，二里头文化与早商文
化有着渊源关系，特别是晚期的陶器与商文化非常接近，如圜底器盛行等。
大口尊、盆等器物与早商文化的同类器物已很难区分。从青铜器的使用、墓
葬材料反映阶级对立和宫殿建筑的出现，都可见两者有着承继关系。因此，
二里头文化是商代文化。
五、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是夏代文化，第四期是早商文化。孙华的《关
于二里头文化》（见《考古》1980 年第6 期）就持此说。其理由是：（一）
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的一万平方米的宫殿遗址是夏代后期遗存，它的废弃应
与商灭夏事件有关，压在宫殿台基上的第四期遗存，可能是商人灭夏后的遗
存。（二）在二里头第四期遗存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因素，并成为该期
的主流，有许多特点已表现在二里岗商文化中，这种文化面貌的相似，反映
了两者文化性质的一致。（三）二里头一至四期的绝对年代说明一至三期均
在夏纪年内，应是夏文化；第四期与二里岗下层商文化年代相近，应是早商
文化。根据二里头遗址中出现的宫殿基址，结合古文献中关于夏都的记载，
二里头遗址很可能是夏都平阳，而非汤都西毫。
以上意见有其一致之处，但分歧也是明显的。这些分歧涉及到二里头文
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以及商代文化的关系，同时这几种意见立论的着眼点和论
证的方法也有差异。由此可见，强调运用考古手段去探索夏代文化是完全必
要的。这不仅有助于夏代历史的研究，而且对于研究我国原始社会的解体、
奴隶社会的形成等问题，对于理解马列主义国家学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这一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具体时间。探索夏
文化问题无疑地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性问题。尽管目前确切地判明二里头文
化遗址的时代还缺乏更多的证据，它只是一座刚刚打开的迷宫。但是，随着
新资料的不断出现和讨论上的进一步深入，我们深信这个课题必将获得圆满
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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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肢葬是一种什么葬仪？
屈肢葬相对直肢葬而言，指的是人死之后尸体所摆放的形式。它是中国
文化史特别是中国墓葬制度史上一个奇特现象。但是，关于它的渊源、流行
时间和地区、表现意义等等的解释又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根据已发表的资料，解放以来在陕西和甘肃特别是陕甘交界地区发掘的
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墓中，蜷曲特甚的屈肢葬占70％，直肢葬占12％，葬式不
清者有18％。据此，或以为这种直肢葬与屈肢葬并行的葬仪是秦国特有的文
化现象，直肢葬者为秦宗室贵族，屈肢葬者为殉葬的奴隶。确实，秦国殉葬
的风气特别盛行，《史记·秦本纪》：“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
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
但根据文献尚不能直接证明秦国的殉葬一律采用屈肢葬仪。
而且，屈肢葬并非仅流行于秦国，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有蹲坐、仰屈、
侧屈等葬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辛店文化的屈肢葬与春秋时代秦国的屈肢葬
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如辛店文化姬家川遗址M2，有一屈肢葬者，其足根已靠
近臀部，屈度特甚。在齐家文化永靖大何庄遗址中的屈肢葬也与辛店文化和
春秋秦文化的表现相同，下肢向上弯曲紧贴胸前。在洛阳中州路和郑州二里
岗的东周墓中，屈肢葬也占有绝对的多数。更有趣的是，在甘肃永靖秦魏齐
家文化男女合葬墓中，还发现女性依偎男性身旁，采用屈肢葬仪。
不仅如此，在台湾土著诸族，甚至在苏联南部的伏尔加河、顿河和第聂
伯河下游的草原上，也流行一种屈肢葬，而且年代相当于公元前3000 年或前
3000 年的后半期。看来，屈肢葬并非中国特产，而是流行于世界部分地区的
文化现象。
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屈肢葬是自发产生的，还是受外来文
化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的屈肢葬包括仰韶期的与战国时代的，当是受外
来风俗的影响，它的出现与发达很有受南俄方面影响的可能。这个解释或许
有道理，因为对文化发展来说，传播的作用确实要比独立发明大得多。可是
在严重缺乏物证时，我们宁可取各自独立发明的说法，或者用“趋同作用”
来解释。
另一种解释直率地主张，屈肢葬俗无疑应属于秦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理
由是：春秋战国秦墓与西周墓或中原地区东周墓在葬俗上差异很大。秦墓中
流行蜷曲特甚的西首葬俗，西周墓中流行直肢北首葬俗，中原地区东周墓中
葬俗比较复杂，春秋时代直肢葬较多，屈肢葬较少，战国时则屈肢葬数量上
有所增加，但像关中秦墓中蜷曲特甚的则很少。这种意见对于理解秦文化是
有帮助的，然而，遗憾的是仍不足以说明中国广大地区乃至世界部分地区屈
肢葬之间的相互关系。
除上述之外，关于屈肢葬意义的猜测向来也为这方面的学者所感兴趣，
且分歧也最大。一种意见认为屈肢葬是希图在墓地内节省地方或节省人力，
使尸体屈肢则所占的墓圹便可缩小。另一种猜测以为屈肢合乎休息或睡眠的
自然姿态。现代民族学的资料也有这种记载：木里藏族自治县的普米族的葬
俗就是将尸体捆缚成蹲坐状放置屋门侧边，围绕尸体垒成圆拱状并用泥巴涂
抹起来以防臭气四溢，在墓顶插入一根圆竹，顶端通往屋顶以外，使臭气顺
着竹筒向屋外消散，侍尸体腐烂后，始将遗骨埋葬。这表明生者希望死者能
像生前一样，采取屈肢这种合乎休息或睡眠的自然姿态。第三种猜测是从宗
教学观点出发，认为生者将死者用绳索捆绑起来，是为了阻止死者灵魂出走，
向生人作祟。第四种意见认为古人可能根据对暴死、难产而死或其他死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