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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其他的不同见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难经本义》条曰：
“《难经》八十一篇，《汉书·艺文志》不载，隋唐志始载。。吴太医令吕
广尝注之，则其文当出三国前。”日本学者丹波元胤在《医籍考》卷七中亦
云：《难经》一书“较之于《素问》、《灵枢》，其语气稍弱，似出于东都
（东汉定都洛阳）以后之人，而其所记，又有与当时之语相类者，若元气之
称，始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扬雄《解嘲》”。他们都认为是东汉时期
的著作。
清代学者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一书中，近代学者廖平在《难经释补
证》中，又都断定《难经》一书为六朝时期人所伪托。
《难经》的作者和该书的成书时间一样，也是当代学术界长期争论，众
说纷坛的一个问题。
甄志亚主编的《中国医学史》（教材）认为：从此书的内容来看，《难
经》的成书年代似可以确定在东汉以前，大约编撰于西汉时期。至于该书的
作者，尚待进一步研究考证，而秦越人所著之说殆不可信。
李今庸在《读古医书随笔》中提出：《难经》一书，旧题为秦越人所撰，
此乃系唐、宋间人所为，实非战国时代的秦越人所著。他认为，此书的成书
时间不可能早于战国后期，甚至不可能早于秦汉时代，而应当在东汉时期，
确切他说，上限只能在公元79 年（即章帝建初四年）以后，下限很可能在公
元106 年（即殇帝延平）前后。
程鸿儒在《漫谈秦越人与“难经”》（载《中华医史杂志》1982 年第3
期）一文中认为：《难经》一书是秦越人所著。杨文儒、李宝华在《中国历
代名医评介》一书中，也持同一观点。其主要理由是：首先，东汉名医张仲
景在写《伤寒杂病论·序》时已经谈到有关秦越人的事迹，“余每览越人入
虢，望齐侯之色”，同时也提到了他的《伤寒杂病论》一书“乃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而成。其次，今本《金
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
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
实脾，惟治肝也。”这段回答正是引用了《八十一难》中第七十七难的经文，
虽然字句略异，而意义相同。这说明早在东汉之前，《难经》已经存在并且
流传了。最后，宋代李昭所编《文苑英华》中载有王勃所写《黄帝八十一难
经·序》，其中曰：“《黄帝八十一难经》，是医经之秘录也，。。医和历
六师以授秦越人，越人始定立章句。”王勃为初唐文学大家，被尊称“四杰”
之一，其所言决非无稽之谈。
《难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其成书年代到底在何时？看来这千古之谜，
还有待我们后人去揭开。
（冯兆平）
《九章律》是萧何制定的吗？
西汉的法典《九章律》，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上承
战国时期魏国李悝所制的《法经》，下启魏晋各朝诸律，为后世王朝所参照，
成为中国封建法制制度的一块奠基石。
那么，《九章律》是谁制定的呢？
传统的说法是西汉开国功臣萧何所制定。此说最早见于西汉末年扬雄的
《解嘲篇》：“甫刑靡敝，秦法酷烈，圣汉权制而萧何造律，宜也。”并认
为萧何所以受封立侯，是因为制律有功。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刑法志》
中肯定了扬雄之言，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
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班氏之语几乎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继起的魏
晋各朝均承袭其说，以为萧何所作，如西晋武帝曾下诏书说：“昔萧何以定
律受封，叔孙通制仪为奉常。”唐朝初年，由太宗李世民亲自过问，由房玄
龄、褚遂良、许敬宗等人主持编修的《晋书·刑法志》对班固之说作了进一
步阐发，认为《九章律》是萧何以李悝的《法经》六篇（盗法、贼法、囚法、
捕法、杂法、具法）为基础，增加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篇，合为九篇而成。
《唐六典》和《唐律疏议》除了支持此说外，还对户、兴、厩三篇的内容作
了阐述，从此，萧何作《九章律》的说法，一直流传下来。
另一种说法是，《九章律》并非萧何所制。最早提出此说者是与班固同
时期的王充，他在《论衡·谢短篇》中说：“九章谁所作也？彼闻皋陶作狱，
必将曰皋陶也。。或曰萧何也。”王充认为，皋陶是唐尧虞舜时期臣子，尧
舜时的刑法为五刑，而《九章律》中并无五刑之文，因此，皋陶不可能作《九
章律》；《九章律》中的象刑不是肉刑，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臣下，当时并
未废除肉刑，直到半个世纪后的汉文帝时，齐太仓令淳于德获罪被押解长安，
其女缇萦上书，愿代父受刑，文帝感其孝心，才明令废除肉刑，并写入律典。
因此，萧何也不可能作《九章律》。至于《九章律》的制定者究竟是谁，王
充也无法判明，但是，从王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九章律》的
作者有几种说法，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可能采用了“萧何定律”一说。
那么，班固之说是否属实呢？近年来，就有人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见
胡银康《萧何作九章律的质疑》）
首先，如果萧何曾在汉初作《九章律》，这无疑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必然会在史料上有所反映。司马迁所处年代离萧何不远，他写《史
记》历时20 多年，遍览了汉宫秘府的图籍档案，访问过当时各色人物，是公
认的博学强识、实事求是的史学大家。然而，他在《史记》中只有“叔孙通
定礼仪”之文字，而不见萧何定律的记载，并言明萧何封侯并非因制律有功，
乃是因“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有功。是否司马迁一时疏忽
遗漏此事、后为班固的《汉书》所补遗呢？这也不可能，因为《汉书》对汉
朝前期的史实，基本上抄用《史记》，连文字也少有改动，《汉书·萧何列
传》和《史记·萧相国世家》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没有萧何定律的记载。同
时，在《全汉文》西汉部分的史料中，也找不到萧何曾制定《九章律》的文
字。因此，《汉书·刑法志》中的“萧何定律”之说，当是班氏采用了当时
众多说法中的一种而已，并不一定属实。
其次，从《九章律》内容上来看，“汉承秦制，肃何定律，除参夷连坐
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三篇，合为九篇”（《晋书·刑法
志》）。其中的“除参夷”即吕后时的“除三族罪”；“连坐”指汉文帝时
的“除收律、相坐法”；“部主见知之条”指汉武帝时张汤、赵禹所作的知
情不报应连坐的条规。这些法令均颁布于萧何之后，说《九章律》为萧何所
作，显然难圆其说。《九章律》中的户、兴、厩三篇为正律，大致是有关赋
税、擅兴徭役、畜牧马牛之事的法规，是封建国家政权强迫农民提供无偿劳
役，受其超经济剥削的法律手段。从汉初形势分析，当时经济调敝、社会破
败，而后又有诸侯王割据，中央政权实际控制的地方甚小，且统治者慑于秦
二世而亡的前车之鉴，奉行无为而治的政策，让百姓休养生息。汉代的各种
法律形式中（如令、科、比），律具有最高的效力。因此，萧何所在的汉初
将户、兴、厩三篇作为国家正律，以便大肆动用民力是不可能的。只有到了
汉武帝时，经济复苏、中央集权加强，武帝本人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滥
用民力，户、兴、厩三篇才有可能上升为正律。这是萧何不可能作《九章律》
的又一佐证。
按照汉朝“前主所是著为律，今主所是疏为令”的习惯推论，《九章律》
的制定应在汉武帝之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后，儒学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九章律》中象刑非肉刑的解释（王充：《论
衡·谢短篇》）正是儒家思想的反映，由此推论，《九章律》似出于汉武帝
之后的儒者之手。此说能否站住脚呢？还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
（杨剑宇）
班昭有没有续过《汉书》？
远在1700 多年以前，我国就出现了一位女历史学家——班昭，她是我国
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昭又名姬，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大
约生于光武帝建武年间至安帝永宁年间（公元25～120 年间）。因为她嫁给
一位姓曹的人做妻子，故又名曹大家。
作为著名的女史学家，她是以续她父、兄的《汉书》而著称于世的。班
昭的父亲班彪，是当时很有名的学者。大哥班固，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另一
位哥哥就是“投笔从戎”、立功西域的著名外交家、名将班超。班昭处在这
样的家庭环境中，从小聪明好学，勤奋刻苦。在父、兄的严格教导下，她熟
读了儒家经典和各种史籍，掌握了丰富的历史和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为
她在文史方面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班昭在史学方面究竟有哪些贡献呢？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她整理并最后
撰成《汉书》。《汉书》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的第二部伟大史籍。西
汉司马迁写的《史记》，只记述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为止，而此后到写《汉书》
的中间100 多年是西汉帝国从鼎盛到衰落的历史，有待续写。当时虽也有过
一些历史著作，但作为一部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断代史却还没有。班彪
立下宏愿，要继续司马迁的《史记》，写完西汉一代的历史。于是他广泛搜
集前史遗事，参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写成《史记后传》，这就是《汉书》
的前身。但他的愿望未及实现便死去了。班固继承了父亲的未竟事业，在《史
记后传》的基础上，花了20 余年的时间，著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