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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曾国藩所伪造”。正当讨论深入之时，曾氏后人在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
版《李秀成自述》原稿了。不久，戚本禹的奇文《评李秀成自述》，《怎样
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出笼了。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又降临，学术
界笼罩了“万马齐暗”的黑云。但它终究不能挡住太阳的光辉。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给学术界带来了春天的气息。围绕着《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
又展开了一场更为热烈的争鸣。
1979 和1984 年荣孟源两次撰文断定：“《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的
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其理由如下：
一、李秀成写了9 天，每天之间应有间隔，全文应有8 个间隔。今所见
《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文字相连，看不出每天的间隔，显然是曾国藩
派人把李秀成每天所写的真迹汇抄在一起的。二、写供人李秀成，删改人曾
国藩、赵烈文，三方面的材料都说明李秀成真迹应是5 万余字，而今留下的
《李秀成自述》只有36000 多字，这明显地说明是被曾国藩动过手脚的。三、
《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从第1 页到40 页，书口均写有页码，整整齐齐，
并无差错，这就说明并非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节后的抄件。四、《李
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中出现的“上帝”、“天王”多数并不抬头；凡
“清”字均不讳，而把不该讳的“青”字写成“青”。这些，显然是违
背了太平天国严格的书写规定和避讳制度。
针对荣孟源的看法，陈旭麓认为：“《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的亲笔。”
他说，我们不可能设想当时的李秀成好像后来的作家一样，有一个每天分节
写出的章节安排；字句的款讳问题，这是李秀成的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
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怪；《李秀成自述》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为什
么要把这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他的第四代曾孙曾约农还要
把这个易招物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世呢？
此外，还有人断言：《李秀成自述》不但是李的真迹，而且是完整无缺
的。即曾国藩对他只有删改，并未撕毁；至于《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最
末一句话“实我不知知也，如知”，这说明李秀成已经“彻肠彻肚”，实在
无话再说了，对此断言，罗尔纲明确表示：不敢苟同。罗尔纲说：“一看‘如
知’两字，谁都知道连一个句子还没有写完，必有下文，断不能到此止步。”
“查现存原稿影印本最后一页是第74 页，全页写满，最末一行，最后一句说：
‘实我不知知也，如知’，纸已写尽，文章未完，所以面对这一客观存在的
事实，大家都认为必有撕毁。”罗尔纲又指出：今天所见的曾家影印出版的
《李秀成自述》并不是完整无缺的；其74 页以后，肯定是被曾国藩撕毁了，
并不是冒牌货，而是真的李秀成亲笔写的。
《李秀成自述》真伪之争，不仅国内争论热烈，在国际上也引起不少人
的关注。1978 年4 月8 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坦率地对《李秀成自述》的真
实性提出了看法。他说：“如果像曾国藩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卖国贼官吏竟
然会不去充分利用被俘的李秀成来进一步达到满清的目的，这是绝对不可思
议的。他可以先鼓励李写下他本人的历史，然后再通过他的专家在同样的纸
张，以同样的文风，添加上有害于太平天国事业的东西。之后，在显示他本
人宽宏大量的同时，对全部东西加以编辑剪裁。”又说：“由于自首书是经
过篡改的，所以，曾国藩对它的完全显得异常的神经过敏。他曾命令其家属
不得给他人看这份自首书。我曾亲自在上海听见过他的孙子说过这件事。”
而台湾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的英译本译者、伦敦大学柯文南则
说：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能细查的《李秀成自述》的确是他亲手写的，而看不
出什么重要的、决定性的遗漏。
《李秀成自述》真伪之争己近半个世纪，至今仍是真伪难辨。若能对下
列的一些问题作出一个圆满的答案，那对《李秀成自述》真伪之谜的揭晓，
肯定是大有益的。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史学家陈寅恪、孟森曾以委婉的言词希望曾家后人
及时发表李秀成亲笔的《李秀成自述》，为什么当时曾家后人并不理会？
1944 年，曾家后人只是勉强答应广西通志馆可派人前往抄录李秀成亲笔
的《李秀成自述》，为什么到了1962 年，曾家后人才“落落大方”地让它在
台湾影印出版？
（张道贵）
东西捻军于何时间地分军？
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捻军是纵横于中原的一支劲旅。1864 年，天京沦陷，
太平军部与捻军结为一体，在豫南地区进行整顿与改编，组成了以赖文光、
张宗禹、任化邦等为首的一支新捻军。
由于太平天国失败，全国农民起义力量失去了中心，西北、西南等少数
民族起义虽然此起彼伏，但彼此隔绝、孤立无援。满、汉地主阶级沆瀣一气，
加紧围剿新捻军，新捻军的活动愈益艰难。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1865 年
至1866 年，由赖文光和张宗禹分别率领，新捻军曾两次分军又两次会合。
1866 年秋，新捻军从山东返回河南。赖文光“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
（《太平天国》丛刊第2 册），决定派张宗禹、张禹爵等率领一部分新捻军
往陕西、甘肃联合当地抗清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新捻军由此分军两
部：由张宗禹、张禹爵率领向西北进军的一部称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
邦率领转战于中原的一部称为东捻军。
新捻军分为东、西两军是捻军史上的一件大事。东、西捻军于何时何地
分军？据现在见到的资料，大约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三日（1866 年10 月21 日）在河南中牟分军。
《淮军平捻记》说：“贼首张总愚、任柱、赖汶洸分道各窜，遂为东西
二股，世号东捻、西捻”，“张总愚率股自中牟窜许、陕，经灵、阌入秦是
为西捻；而任柱、赖汶洸一股复由豫回窜东境，是为东捻，二股自此遂分”。
时河南巡抚李鹤年向清政府奏报，也称在中牟分军：“逆捻自中牟南窜，
旋分两股：东股任、赖等逆由陈留、兰仪、考城窜向东北，扰及金乡以南；
西股张逆南窜许州”（《剿平捻匪方略》）。李鹤年是同捻军交战的豫军头
目，他的奏报应较为可信。直录总督刘长佑在《捻匪东西分窜片》奏报中与
李鹤年所奏相同。此外，又有《豫军纪略》等记载可作旁征。
一种说法是同治五年九月十五日（1866 年10 月23 日）在河南许州（今
许昌）分军。这种说法主要见于当时负责镇压捻军的清朝钦差大臣曾国藩的
信函。
曾国藩《复刘子恕太守》记：“不料贼至许州等处，分为两股：张逆则
由禹州西窜汝、洛，任、赖则由鄢陵东窜曹、考。”在另一通《复李幼泉副
郎》函中，曾国藩据各处探报，亦记在许州分军。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曾
国藩在《汇报近日军情折》中说：“窃捻逆全股，由山东曹州窜回预境杞县、
扶沟等处，臣于九月十三日驰奏在案。维时尚不知贼分两股之说”（《曾国
藩全集·奏稿》二十五卷），此折中又提到捻军“攻扑许州”。据此，捻军
分军在“杞县、扶沟等处”，但是此折并没有排斥在许州分军。
曾国藩于1865 年5 月被清政府任命为剿捻的总头目，奉命节制直隶、山
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四布坐探，情报灵通，他对于他的主要敌手捻军
的行踪，尤其是捻军分军这样一件大事是不可能不清楚的。
另一种说法是在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1866 年10 月20 日）于河南陈留、
杞县分军。这种说法主要见于《湘军志》、《湘军记》等史料。曾国藩在奏
稿中也曾提到在杞县分军。《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明确记载：1866 年10 月
20 日（阴历九月十二日），“捻在河南陈留、杞县复分为二支”。《清史稿》
记河南巡抚李鹤年曾“亲赴陈留、杞督战”，但没有提到捻军在陈留、杞县
分军。
由此看来，分军时间三说为：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九月十三日；九月
十五日。分军地点三说为：河南中牟、许州，陈留、杞县、扶沟等处，其资
料来源均较可靠。有的同志以为，捻军分军是一件大事，似不可能商定将某
天作为分军日，或在某天迅将军队一分为二，所以分军时间可能在九月十二
日到九月十五日。关于分军的地点，由于新捻军主要采用流动作战方式，忽
来忽去，飘泊不定，因此分军不一定有具体地点，也不一定局限于某地作为
分军地点。从地图上看，许州、中牟、陈留、杞县四地构成一个三角地带，
分军有可能是在这三角地带流动作战中完成的。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
新捻军分为东、西捻军是战略上的失策。东、西捻军分军后，不仅未能
互为犄角、相互支援，反而削弱了捻军的力量。东、西捻军被迫在两个战场
上分别对清军作战，势孤力单，给敌人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新捻军分军
是捻军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由于资料记载不一，捻军究竟于何时何地分军还
是一个悬案。
（华强）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写的信是给谁的？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分兵出走之后坚持进图四川、自立一国，结果在
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石达开率部左冲右突，未
能血战脱脸。于无可奈何之际，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
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太
平天国文书汇编》），要求清军赦免他的部下。信写成后，用箭射人驻守在
大渡河对岸的清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军营中。关于这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