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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镜也深知自己的处境，就任河（南、山）东总督之际，他上奏折说： “臣在河南行政，使贪官墨吏、玩法士民不得遂其私，多称不便。因此谤腾毁积，物议风生。臣到山东仍照河南一样行政，山东也会怨声蜂起。臣一如既往，不恤人言，坚决把河南的政策移到山东，以不负皇帝之宠眷。”田文镜在山东总督任上，一口气剔除官衙陋规数十项之多。
田文镜为犁剔山东粮驿道衙门的陋规，直接向雍正帝奏报户部等中央衙门接收陋规的情况，请求禁止。廉政要想实际有效，必须上峰不收规礼才行，否则地方也难于实行廉政。一时，从地方到中央，怨声蜂起，田文镜屡遭弹劾，但是雍正帝却十分信任他，支持他。陋规是官场痼疾，既然是下级向上级送礼，只整顿地方，不整顿中央，本末倒置，起不了作用。整顿下级，叫下级不送，何如整顿上级，叫上级不勒索？田文镜反腐败搞到中央六部，能不遭人忌恨？田文镜铁了心就是不怕，因此很得雍正帝的青睐。
《君臣道》第二卷模范疆吏田文镜（二）
高其倬、田文镜奏请革除这一弊政得到了雍正帝的坚决支持，却得罪了中央大员。因为京官没有机会直接搜刮百姓，必然要吃外官。而外官只要有事报批，就只好被吃，送礼不断。“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乡同年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敬。”通常是在夏至之前或冬至之以后不久，派专人持“问安函”附“敬费”奉赠京官。至于具体的钱数，也有一定之规。以“别敬”为例，外调的官职较高或所任是肥缺，送钱就多一些，反之就少一些。比如雍正初年西北用兵之时，陕西粮道就是肥缺，“别敬”要送17000余两左右。当然不是只送给某一人，也不是大小官吏平分，其中也要分三六九等。关键人物得大头，次要人物得小头，一般的人物沾点光而已。如果光赠大员，不送小吏，他们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让事情办不好，起码要拖延几天，“懂事的人”不能不按陋规办事。
下面说几个关于陋规的故事：
康熙五十一年，方苞因文字狱“《南山集》案”入狱，出狱后有《狱中杂记》一文，讲述狱中陋规。狱吏与狱卒向犯人收取陋规心狠手辣： 死刑犯也要交陋规，交了就死个痛快，否则就尽量延长你受痛苦的时间。有人被判凌迟，交规钱者，先被刺心，不交者，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痛苦可想而知了；绞刑则反复数次才使人断气；捆绑犯人也是如此，不交钱就把臂膀捆伤，终身残疾。方苞问： “与被刑、缚的人，又没有仇，实在无钱，何不稍稍放宽一些，岂不是仁术吗？”老吏说： “这是为了立规矩，以警示后人。不如此，他们就会存侥幸之心。”
雍正十年（1732年），发生了一件借命索规的惨剧，说来令人发指： 河南学政俞鸿图被人弹劾，告他贿卖秀才，赃私累万，雍正帝大怒，下令将俞鸿图立即革职，严加审训。半年后，判处斩立决。处决犯人，也是刽子手向犯人索取陋规的极好机会。如果收受了规费，就可以一刀落下，立时毙命，犯人死个痛快。不得规费，则“刀下留情”，使犯人想死也死不了，痛苦至极。俞鸿图忽然被押赴刑场，他事先毫无准备，来不及向刽子手送规费，他被斩为两段，上身在地上乱滚，奄奄一息而不死，他以手沾着自己身上的鲜血，在地上连续书写七个“惨”字，其宛转未死之状，令人目不忍睹。事后监斩官据实奏陈，雍正帝也为之恻然，于是下令封刀，从此废除腰斩之刑。
上司利用权力勒索下级，收取陋规，已是代代相因的公开的积弊。总体来说，清朝皇帝比起明朝的皇帝要精明得多，他们都十分清楚其中的奥妙。早在康熙朝，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就曾向康熙帝上密折，反映地方官收取陋规情况，请求禁止。康熙帝批示道： “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目前之计，恐怕以后尾大难收，遗累后人，亦非久远可行。”又有一次，曹寅反映，前恩准借给两淮盐商库银100万两，但是商人实收只有80万两，对此康熙帝只有三个字的批示： “知道了。”曹寅向康熙帝奏请革禁两淮盐课浮费所列出的院费、省费、司费和杂费四大项陋规，其中送给江苏省督、抚、司、道各衙门的规礼就有三万四千五百两。康熙帝对此批示道： “此一款去不得，去则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皇帝难道还不敢得罪于督抚吗？康熙帝是怕督抚因捞不到油水而不肯尽心做事，或再向小民加收火耗，因此对官场的陋规总是采取容忍的态度。由上述几例可见： 社会生活中，陋规之多，其无孔不入，简直就像空气和饮水一样。
各地的大小官吏们贪得无厌，他们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分享贪赃。州县官吏把赃款的一部分据为己有，一部分以种种名义馈送上司。正如康熙朝林启龙在《严贪吏以肃官方疏》中所说： “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以州县之大小，分礼物之多寡，以馈赠之厚薄，定官评之贤否。”康熙帝对陋规深有了解，他曾说： “地方官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可是，他对贪官污吏的处理却相当宽大。以至官场中陋规累累，贪污冒领，相习成风。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川陕总督岳钟琪在一份奏折中，详细开列了两省五花八门的各种杂派项目，较大的有三十多项，他说： “以上所开陋弊，有包差、定差、轮差、飞差种种名色。在各州县原非尽同，或此有彼无，或此无彼有，或更随事生法，自难搜罗枚举。至于派敛银数，又各随州县之大小，其间多寡迥别，且派一分，则百姓所出必不止一分，以吏役头人层层侵剥，官府明知其弊而不能查，故民间派银数目难以核实。”
雍正帝批道： “此奏甚属公诚，不但川陕，各省皆然。”雍正帝对官吏收受陋规一事的态度不同于乃父，他决心以雷厉风行之势，大力整顿吏治，肃清贪污。田文镜正是他在地方上的得力大员。雍正帝执法严峻，田文镜严刻的行政风格与其十分相似，所以很受他器重。他坚决支持田文镜犁剔陋规的举动。雍正元年，雍正帝发布谕旨说： “各省奏销钱粮，积弊甚大……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或仅将无关紧要之处驳回，以存驳诘之名，掩饰耳目，下次覆报时，即予议准。官员内外勾通，欺盗虚冒……朕今不得不加以整理。”
山东蒲台县知县朱成元在任期间，凡给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等官员送陋规，都予登记。被人揭发出来，田文镜对朱成元和受礼的前巡抚黄炳和博尔多、余典等人进行审讯，严厉整饬。
雍正帝大力支持田文镜搞政治革新，夸他是“巡抚中第一人，若各省督抚皆能如田文镜、鄂尔泰则天下大治矣”。
田文镜得到雍正帝的赏识有秘诀。有人说： “世宗生性高傲，好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臣下奏章，虽然殚精竭虑，却故意留下一两处罅误，以待批驳，或故作一二误字，以待改正。非如是则世宗之心必不快，将格外吹索，而前程危矣。田端肃文镜深知其妙，对豫省民则苛刻搜求，务以严厉为尚，对朝廷则强作呆态，似不解事，故官河南、山东总督最久，帝眷最宠……”（柴蕚《梵天庐丛录》卷二）简单说来，就是对下精明，对上装傻。田文镜奏折表示： “臣目中惟知有皇上，君臣大义如父子天性，间不容发。”“总之此心惟知有君，则凡是悉秉至公，无人不可以共事。”这就是“强作呆态”，雍正帝批道： “难为你此数句议论。”（《雍正奏折》六、七田文镜）雍正帝的精明原来如此。
田文镜死后，雍正帝这样评价田文镜： “老成历练，才学兼优，自简任督抚以来，府库不亏，仓储充足，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怨，庶务俱举，四境肃然”。
《君臣道》第二卷压抑李绂及科举士人（一）
压抑李绂及科举士人
不过，田文镜做事也有些过于严刻了，难免有酷吏之风。尤其是对于读书人的态度非常苛刻。他对于“师生一道，平日痛恶于心”。在科举制度下，一向有攀援师生特殊关系的陋习，新进士要到主考官家里报名，自称门生，大讲师生之谊、同年之交。官员之间相互援引，即使并无师生关系的官员，下级官员也要拜朝中权贵为老师。一以自保，一以进身。这个陋习在科举制度的初期唐朝就有了，相沿千年，积习深重，到清朝就更严重了。田文镜自称为官40年，从未搞裙带关系于显要之门。田文镜非科甲出身，年轻时由监生出仕为福建长乐县县丞，9年后迁山西宁乡县知县，13年后迁直隶易州知州。次年内迁，任吏部员外郎、刑部郎中、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他历40年始升为地方大员，没有师生同年可以援引，惟知感激君主的拔识，竭力以图报效，因此对科甲出身的官员有偏见，视士人搞师生关系为朋党之源。雍正帝特别看重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搞朋党，并对于搞师生关系的官员予以严厉打击。雍正帝对科甲官员的偏见源于储位之争。当初，康熙帝要大臣们荐举太子时，大多数官员都倾心于允禩，其中汉大臣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因为允禩的宽仁、正符和儒家精神，深得士人之心。但却不符合雍正帝的治国理念。此事使雍正帝对科甲汉臣产生了偏见。现在由他的宠臣田文镜出来，替他出了这口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