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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兼管浙江盐务时，盐枭横行，盐官与私贩勾结，官盐流入私贩。因为官盐奇贵，百姓多食私盐。李卫采取降低官盐价格，控制盐官向私贩走私等办法，整顿食盐市场。大力打击盐枭，使混乱不堪的浙江盐政得以肃清。当时，地方官吏只能缉捕一些中小盐枭，巨商大盗可以逃亡邻省逍遥法外。李卫无法越省稽查盐枭，要求朝廷干预，可是户部不准。由于李卫并非科举出身，又嫉恶如仇，做事不留情面，自然得罪了一些朝中大臣，他在户部供职时想必也得罪了许多户部官员，现在他们就利用职权刁难他。李卫再次呈请，户部仍然不准，李卫坚持所请，事情终于在雍正帝的直接干预下实行了。后来户部在议复李卫关于两浙盐务的题本时，故意称“该盐政”，而不称“该巡抚”，被精明的雍正帝看出有故意蔑视李卫的意思，立即发旨查问，后来将起草文书的司官张复革职，发回云南老家交地方当局看管。
当时江南盗案特多，而江南总督范时绎、巡抚陈时夏柔懦不能戢盗。有一次，陈时夏奏报： 有四人窃得绸布3000余匹。雍正帝批示说： 陈时夏定是受了其下属的蒙骗，岂有四个人能偷运3000匹绸布之理？显然这不是毛贼小窃，而是江洋大盗所为。有鉴于此，他授予李卫总管江南缉盗事宜。为了支持李卫，特设浙江总督一职。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命李卫兼管江苏缉盗事宜，并参与江苏军政举劾。李卫料到两江总督范时绎将会干扰自己的工作，上奏折说明。雍正帝叫他不必顾虑，“人事参差不齐，何能计较纤细无遗？况且审办公私，最为不易，朕常言，公中有私，私中有公，枢机正在于此。其中原委既不确知，难以批谕”。 所谓公中有私，是就以权谋私而言，无非是求名求利，求名倒也不可一概否定，清官求名与贪官求名绝不相同，李卫不求利而求名，也无可厚非。所谓私中有公，是就人事关系而言，人一旦走入官场，公私就不能截然分开，个人恩怨不可避免要在公事上起作用。要想办好公务，待人接物不可不慎。李卫的缺点是傲气凌人，心量狭窄，容易得罪人，在公事上怎能不受影响？好在雍正帝对他颇为谅解。
李卫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之后，便大力捕盗，连破多起盗案，摧毁多股盗匪。李卫作为封疆大吏不仅仅善于缉盗，而且善于为百姓营造生计，治河修路垦荒，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安定社会之根本。前任浙江总督满保不允许百姓开垦某些荒地，李卫则招民开垦，当年起科收税，余米可运售别地，给票查验，但不许私贩出洋；他贷款给人民修理塘堤；设灶熬盐，官为收买；渔船入海，给牌查验。渔盐收税，充诸公用，既养活了百姓，又养活了官吏，上下兼顾，左右逢源。捕盗与安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整治贪官污吏，又增加官员的经济收入，可算是善于行中庸之道了。雍正帝曾在李卫的折子上批示： “汝之一身，即国家经费也，何得看做两事！”雍正十二年，李卫任直隶总督时，有一次与户部尚书海望一同勘查海塘，来到浙江境内。浙江百姓听说李卫到了，以为李卫重来任总督，四方百姓，“蚁屯数十里，欢声应天”，前来迎接，可见其深得人心。
《君臣道》第三卷宠臣李卫（二）
李卫自出仕以来，不瞻情面，勇敢任事，使地方顿然改观，是清朝一位方正大臣，虽然有大毛病，但雍正帝看重的是他忠直的一面。所以尽管他受到多方责难，依然信用不移。
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帝任命李卫为直隶总督。直隶也是多盗之区，李卫严加整肃。当时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违法乱纪，李卫不顾皇帝正宠眷鄂尔泰，依然密奏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雍正帝览奏十分高兴，他并非在搞权术，要借重李卫来整治鄂尔泰，他是为李卫不畏权臣只忠诚于皇帝的精神而高兴。做皇帝对于臣工“惟知有君”的表现一向都是鼓励和赞赏的。他叫李卫公开上奏章弹劾鄂尔奇，然后命允礼等人审查，但是为了照顾鄂尔泰的面子，只将鄂尔奇革职。人们都知道鄂尔泰是皇帝最亲信的大臣，不敢得罪鄂尔泰。唯独李卫能有如此胆量，皇帝怎么能不激赏他的忠心？雍正帝说： “如果不是深悉朕用人无私的衷曲，怎能毫无瞻顾，毅然直言？”
雍正帝对李卫的骄纵粗狂又谆谆教诫不绝。十一年，在李卫的奏折上朱批道： “何须如此急促，诚可谓躁矣。”十二年，又批道： 有人在朕前说你“任性使气，动辄矢口肆詈……谨言之戒，朕屡经谆训，不啻再三。丈夫立身行己，于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可期，向后当竭力悛改，时自检点，勤加从容涵养之功，渐融粗猛傲慢之习，则谤毁不弭自消矣。惟口出好兴戎，可不慎诸！”
李卫自辩道： “臣本质愚戆，心直口快，即属官中从无一语轻于肆詈，何况他人！惟嫉恶过严，凡遇公事，即觌面相对，不肯依违曲从。或遇有心钩探藉以进身之人，但能隐而勿答，若问之不已，则于是非二字从未惯粉饰虚词，言不由衷，再加添出枝节，驾辞耸动，结恨益深，此实臣一生招尤取祸之大病。”（《谕旨》李卫）
李卫本是习武之人，识字不多，却注重文事，修方志，建书院，尤其是为浙江士子请命，使皇帝同意浙江恢复科举一事，表明他确实是雍正帝所欣赏的“实心办事”之人。某些人有才华，也能办事，但不实心，雍正帝批评高其倬，总是把保官位放在首位，迎合取悦皇帝，见风使舵，不及李卫朴实无华。雍正帝是很有心机的皇帝，并非昏庸之主。对这种皇帝不可以动心机，他欣赏李卫的坦诚率真。李卫脾气不好，心量狭窄，雍正帝能原谅他，曾对高其倬说“此人但取其心地”，又多次责备他“躁急”，“狂纵”，“骄慢凌人”，“任性使气”等等。如果是换别人，早就将他革职了，哪有如此耐心？他曾赐予李卫御书“公勤廉干”的匾额一方，以表彰李卫的严猛廉洁。
有一次，雍正帝问尹继善，在督抚中谁最值得效法，尹回答： “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
乾隆帝对三人有一段评论： “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田文镜不如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
雍正帝所信用的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严刻。在有些人的眼中，雍正帝是一个以阴谋夺得大位的独裁者，他刻薄寡恩，逼死母后，杀害兄弟，屠戮功臣，大兴文字狱，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去。他的继位和暴死都是不解之谜。有些事实不太准确，还不能做定论。他的阴狠残忍虽不容讳言，但是，很明显地，雍正帝还做了许多改革，都应予以肯定。这些改革给老百姓带来的实际好处，比宋代的王安石改革或明代的张居正改革都要多。人们对王安石那种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际好处的改革，都大加赞扬，对雍正帝的改革却不予重视，显然是不公平的。可能是因为雍正朝时间太短了，又没有开疆扩土的缘故吧。与康熙朝和乾隆朝相比，雍正朝显得不那么辉煌。
雍正朝要求大臣官员们求真去伪，务实治国。雍正帝说： “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恶虚名。”他的务实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可媲美于汉文帝。他一再强调要“实心任事”、“敦尚实政”。他常常严厉训诫那些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官吏，并且以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如密折制度）来监督百官，惩治虚伪巧诈，欺上瞒下的官吏；确实达到了震颓起衰的作用。
人们对雍正帝的用人方式的评价往往有失公允，如有说他任用非人，喜欢任用酷吏。其实也不尽然，他用人的一大特点是重视才干，不拘一格，尤其不看重科甲出身，雍正帝最欣赏的大臣是鄂尔泰、田文镜、李卫这三个人。虽然他们为政严厉，但都是必要的。尤其是反腐败，整饬纪纲，不严厉怎么行？人们常常说：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虽然好听，其实是糊涂话。倒不如雍正帝说得透彻： 既不疑，也不信。这就是以中庸之道待人。
总之，如果我们更新了观念，就会发现，雍正朝的改革，有许多值得肯定和借鉴之处。
《君臣道》第三卷以密折制度威慑地方大员（一）
以密折制度威慑地方大员
在雍正帝的寝宫，养心殿西暖阁有一副他手写的对联“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充分表达了他独揽朝纲，集天下庶务归于一身的愿望。这副对联的上联反映了雍正帝的工作作风非常严刻，甚至容不得臣工有违背他的念头。
唐代以来，深居在宫墙之内的皇帝，依靠着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统治中国这个广大的帝国。这个官僚机构的最高一级中枢机构是中书省，中书省的首长是宰相。然而，一切事务都委托宰相办理，皇帝不能放心。人主要是通过眼睛看的功能了解外界，除了直接观察事物以外，就是看间接的文字媒介。皇帝了解下情主要的管道就是看臣下的报告。历朝历代的文书不尽相同，有章、奏、表、议、疏、启、记、札子、封事等诸多名目。明清奏章文书有奏本和题本两种形式。凡有关政务、军事、钱粮、刑名、弹劾等公事，皆用题本，由官员用印具题；凡有关个人的事务如到任、升迁、告假等私事则用奏本，不得用印。此外，还有京官所用的部本和地方官所用的通本（都含有题本和奏本）。奏章先送通政司转交内阁入奏，既不易保密，速度也很慢。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宰相擅权，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