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ㄓ屑崾乜嗄押凸露啦拍苁迪殖健�
三
在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学已从政治功利走向了世俗功利，越来越深地陷入商品化的泥淖。随着平面化、消解深度模式、消解意义的理论甚嚣尘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寻和对意义的追问已成笑柄，几乎失去了话语空间，消费性写作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时髦的话语形式。一种语调温馨、性感、梦幻似的写作充斥着人们的视野，营造着新的乌托邦幻境，安抚着从金钱追逐中暂时撤离的人们，然后将他们安然地送入梦乡。文学正在蜕变成迷幻的大麻，蜕变成自淫或他淫的工具。激情像潮水一般从文字的缝隙间消退，只留下苍白的裸露和虚假的呻吟。失去精神支撑的文学愈来愈丧失深入骨髓、让人颤栗的力量。我们已经很少听到“发自灵魂的声音”，很少听到面对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体会”，至于那种真正面对生存困境而“分享艰难”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
与这个时代流行写作最大的区别在于，陈应松越来越坚定地从功利性中摆脱了出来，始终直面我们生存的困境，关注着时代的精神问题。在他那些充满热力的文字和故事背后，越来越强烈地弥散出饱满的激情和强烈的诗性。
为了收集《松鸦为什么鸣叫》的素材，陈应松在大雪封山的十二月冒着生命危险走了四个多小时去采访主人公。就在冰雪皑皑的神农架公路上，他突然感悟到：“我要写出人性中最明亮、温暖的那部分。”“这是最寒冷的冰雪和松鸦的叫声告诉我的。”他对苦难的感同身受显然是坐在咖啡馆里听着柔情的音乐、啜着咖啡的人所体验不到的。出身农家、当过水手的陈应松始终与下层有着水乳交融的真挚情感，他的作品中绝大多数主人公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可是他从这些甚至是鹄型鸠面的平凡人身上体会到一种存在的崇高和伟力，这些体验同时也转化成为他自己的一种信念，使他有了奥登所谓的“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的勇气。这为他探询生存之意义提供了夯实的基础，更为他拓宽自己的精神空间提供了一条通道。陈应松曾在一篇创作谈中写道：“神农架……最重要的是给了我浩然之气。那是一个长期蜗居在城里的作家最最缺乏的。”正是这来自山野的弥漫着草根味道的浩然之气，使得他在文字间构筑出了一种大境界。
在陈应松看来，“写作，是圣者的事情，……为上帝赋予我们人类的苦难和幸福立言，为浮华和破灭，为无休无止的劳役立言，为这个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世界立言。”这种崇高的使命感使他坚信，“理想精神的坚守是文学持有严肃和诚实的必要条件，它是作家坚持纯正的艺术之路和免于沉沦的精神资源”。因此，在他的作品之中，他始终没有放弃那一片精神的高地。尽管陈应松从未标榜过他的知识分子立场，但那寓于深刻批判中的深情呼唤，清晰地彰现出了一种可贵的道义感和使命感。他说：“小说的崇高感是我所向往的。……人类在依照某种法则生存，而作为人的精神生活的主要方面——文学，也是有一种法则的。崇高就是法则，崇高就是历史。” 对于流行自恋与私语的文坛而言，这无疑是振聋发聩之音。因为它昭示的不仅是作家的道德感，更是一种指向遥远苍穹、仰望星光的生命体悟。在通往神农架的心灵之旅中，陈应松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定位，也获得了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最高启示。从他的小说和一些随笔中可以看出，他是有着强烈的宗教意识的，但他不像张承志、北村等人那么直露地将宗教呈现在文字之间，他是将这种情怀像熏香一般浸染在人物和故事里，化有痕于无迹，而成为一种大意境。正如他自己所说，“宗教于他而言，是一种激情，一种无边的爱和悲悯情怀。”
草根情怀、精英意识和宗教境界水乳交融在陈应松的精神世界里，构成了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的独特内核，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提供了新的气象。
我们知道，随着世纪之交社会生活的纷纭变化，思想界、文学界也出现了越来越明晰的分化，众声喧哗中渐渐呈露出一些清亮的声音，而且越来越显示出超越的力量。一批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自省意识的写作者越来越认同并坚守这样的理念：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文学应当为解脱人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作家有义务通过他的作品表达对人类基本价值的守护，在文学的娱乐性功能之外，更应该以理想的精神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他们对现实的理性认识使得其作品充满批判精神，同时因为巨大的怜悯情怀又使得字里行间闪烁着良知与正义。他们的写作摒弃了类似宗教的功能，不企望对人类实行新的精神统治，它只是以自己特有的话语方式表达着对灵魂关怀的真诚，以艺术的形式告诉人类对“爱”与“善”的永恒追求。从这个角度而言，陈应松堪称新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陈应松用他充满激情的文字同那些懂得生活、热爱生命的人们进行着灵魂的对话。他同那些同样忍受着孤独、寂寞并关注着人类共有精神悲伤的人们，一起苦苦探询着走出困境之路。
责任编辑向午
天凉好个秋
■ 岳恒寿
虽然我获《长江文艺》作品奖已经不是第一次，但今天站在这里领奖，心里仍非常激动，令我最感慨的是，《长江文艺》在艰难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坚持8年设奖，非常不易，它表达了全体编刊人对作家对作品的莫大尊重，这种尊重同时也激活了诸多创作者的热情，我便是在这种尊重与激励下，送上了中篇小说《妈妈》。作品交给胡翔先生后，立刻得到了他的肯定。作品发表后，又得到刘益善先生的推荐，进而被《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转载，使作品得以更广泛的传播。由此，我不仅体会到作家与刊物的亲密之情，而且感受到了文学给我的生活带来的愉悦。
文学界有一句老话：“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的中篇小说《妈妈》的创作正是如此。我的生活经历，给我铺砌了两大块踏上文学之径的基石：一块是贫苦的童年，一块是瑰丽的军旅。我在苦难而宽厚的母亲的怀抱里长大，母爱的因子浸透了我的灵魂；22年军旅生活的风风雨雨，又使我时时刻刻牵记着母爱的情结，时时刻刻被母爱的力量支撑着，鼓励着。而立之后，我悟到了母亲的乳汁里有一种先天的文化，我找到了回报母亲的方式，那就是用我手中的笔讴歌母亲，用我虔诚的心诠释滋养一代代中华儿女们的母亲文化。因此，母亲和母亲文化便成为我多年一直思考和创作的重大主题。从《跪乳》、《归骚》、《铁戒指》、《话别》和《妈妈》，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这其中有苦涩，也有甘甜。甘甜是成功后的幸福，它对于作家来说是十分短暂的享受。而苦涩却是漫长的，它不仅仅因为珍异难求，更在于如何发掘、深化和突破，如何用大视野构架。我一直注重把深沉、厚重和社会最底层生活的原生态色调统一到大视野的观照中，这种追求像炼狱之火燃烧在我的字里行间。一个个作品就在这苦火中锻烧出来。比如这篇《妈妈》，我把它放在一个很普通的、不善言词而近乎木讷的士兵身上，放在社会最底层、最弱势的山区农村和城镇残疾老妈妈身上，质朴地写人生的态度，同时把人性的美好的一面，与家事、国事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力求一种大气，或者叫以小见大，在这种貌似相反相成的情感交融中，用质朴的力量推情掀波，自然生发出作品自身的震撼力。
有句话叫“质而后文”。“质”是初学写作者质朴的、纯实的、本事的质说质描，“文”是“质”到一种程度后产生的文采，有了打动人的文学效果，这是文学创作的两个阶段。而到了“文”的境界后再升华，就是“质而弃文”了，“弃”是自觉地放弃，是出神入化的超越。就像武术的最高境界，不讲技巧和形式而彻悟了精神的内核一样。至于我，现在仍然在“质”的阶段上跋涉，还没有达到“后文”和“弃文”的境界，这是以后不懈努力的目标。想起辛弃疾的两句诗：“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最后的境界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感谢创办57年的优秀期刊给我的这份鼓励。
祝愿《长江文艺》越办越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