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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此来批驳宗教，说佛 老所讲出世长生无非从自私起见。【当贵族特权盛行的社会里，一个平民要想慕效贵族的生活，即避免过分的劳作及卑污的徭役，而满足其智识上之追寻或艺术上之欣赏等，有一个较便宜的方法，即逃入寺庙做僧道。】
他们又用此来批驳政治，说自汉、唐以来所谓君相事业，只算得是“霸道”，算不得是“王道”。所谓霸道与王道之别，还只在心术的公私上分。【先秦儒已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宋儒则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
所以做君、相、官吏，应该先明白做君、相、官吏的责任。【要言之，并不是在要保持君、相、官吏的门第或地位，而在为社会民众尽其责任。】
如是则“师道”还应在“君道”之上。【王安石在经筵始主坐讲，司马光等不谓然。盖司马光主尊君，王安石则主尊道。故王安石讲王霸之辨，而司马光不谓然。后程伊川在经筵亦主坐讲，谓：“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而苏轼诸人亦非之。】
他们实在想要拿他们的一套理论与态度，来改革当时的现实。
当时一切沿隋 唐而来，还是以世族门第做骨子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已变，世族门第已消灭，不得不有一套新的理论与设施。
在范仲淹、王安石继续失败之后，他们觉悟到要改革现实，更重要的工夫应先从教育上下手。所以关 洛学者便一意走上讲学的路。
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政治意宋重于教育，尚沿南北朝、隋、唐风气，重文学，而较少严肃性。二程、横渠以来，教育意宋重过政治，始不重视文学，而学术上之严肃性亦递后递增。【朱子记李侗语：“李泰伯门下议论，只说贵王贱霸。”又曰：“大抵前辈议论粗而大，今日议论细而小。”如胡瑗、王安石，皆于理学家为前辈也。】
直到南宋，此意始终为讲学者所保持。
吕东莱与朱子书谓：“向见治道书，其间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条州郡财赋之类，此固为治之具，然施之当有次第。今日先务，恐当启迪主心，使有尊德乐道之诚。众建正人，以为辅助。待上下孚信之后，然后为治之具可次第举也。傥人心未孚，骤欲更张，则众口哗然，终见沮格。”又东莱遗集谓：“尝思时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浇薄，推其病源，皆由讲学不明之故。若使讲学者多，其达也自上而下，为势固易。虽不幸皆穷，然善类既多，气焰必大，熏蒸上腾，亦自有转移之理。”又朱子绍熙三年与赵尚书书谓：“天下之事，决非一人之聪明才力所能独运。是以古之君子，虽其德业智谋足以有为，而未尝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门墙，劝奖成就，已不胜其众。至于当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无事之不成。又所谓时进陈善闭邪之说，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于身，以其所欲陈于上者先责之于我。使我之身心安静，精神专一，然后博延天下之贤人智士，日夕相与切磋，使于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见其是非得失之心，而深得其所以区处更革之宜。又有以识其先后缓急之序，皆无毫发之弊。然后并心一力，潜伺默听，俟其间隙有可为者，然后徐起而图之，乃庶几乎其有益。”
他们惟恐“已试不信”，【朱子语。】失却社会后世的信仰，所以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宁可牺牲机缘，决不降低理论。【此正统派的道学家所以看不起功利之浙东派，而陈龙川与朱子所以有义利、王霸之辨。浙学起于东莱，颇有近朔派处。朱子则洛学正统。经学、史学之辨，即义理与事功之辨也。】所以他们对于在野的传播学术，较之在朝的革新政治，兴宋还要浓厚，并不是他们无心于政治之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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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明学者之讲学事业
他们在野事业，最重要的，便是所谓私家讲学。
范仲淹、王安石诸人，本想彻底废止科举，重兴学校。他们理想上的三代，在以学校作育人才而致郅（zhì）治。惟兴学非一时可企，一因限于经费，二因限于师资，三则地方长官不得其人，则学校亦难收效。因此北宋中叶以后，虽各地相务兴学，然或则时兴时辍，或则徒有其名，学术风气依然在私家。
私家讲学，与学校性质不同。
一因学校有经费，建斋舍，置书籍，来学者同时数十、百人，又有一相当之时间；私人讲学则不然。无地无书，来者亦不同时群集，只是闻风慕向，倏去倏来，有一面数日即去者，有暂留数月者，更互相迭，此去彼来。
所以胡瑗 苏 湖讲学规模，并不能为伊 洛所袭用。
苏 湖教法，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使以类群居讲习。时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事，俾之折衷。惟胡氏在苏 湖，因有范仲淹、滕宗谅地方贤长官为之主，故得安居教授二十余年，使来学者各成其材而去。
私人讲学，则其势不可能。黄百家【宋元学案。】谓：“就安定教法，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为的当。自后濂 洛之学兴，立宗旨以为学的，而庸庸之徒，反易躲闪，语录之学行而经术荒矣。”【按：语录惟二程门下有之。濂溪乃近隐士一派，并无弟子及语录也。又吕东莱云：“古之公卿，皆自幼时便教之以国政，使之通达治体，洞晓国家之本末原委。自科举之说兴，学者视国事如秦、越人之视肥瘠，至有不识前辈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事，都是杜撰。”此唐人李德裕已论之。安定教法正式补此弊也。惟东莱偏于史学，仍与程、朱有别。】
伊 洛师弟子往返，别具一种风格。
程明道知扶沟事，谢上蔡往从之。明道肃以客礼，辞曰：“为求师而来，愿执弟子礼。”程子馆之门侧，上漏旁穿。天大风雪，宵无烛，昼无炭，市饭不得温。明道弗问，谢处安焉。逾月，豁然有省，然后明道与之语。按：其时上蔡习举业已知名，程、谢初见，非此不足已验其诚，亦非此不足以发其趣。此等关系，自与学校师生有别。明道在扶沟亦设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而召上蔡职学事。此乃学校之教，与程、谢私人讲学不同。
他们似乎颇有些处近于禅家之参谒。
佛家禅宗之盛，亦在寺院经典研究相当发达之后，有志者不以此为足，流动各著名高僧处发疑问难。他们所要求者，只在几点最关紧要处，不重在按部就班，引堂入室，循规矩次第渐磨岁月之功。【罗从彦与龟山讲易，闻伊川说，鬻田裹粮往洛，见伊川，归从龟山游二十余载。】惟循而久之，则来者与应者，并非先有基础上之共同立足点，则徒逞机锋，转成相欺之局。
渐渐的所讨论讲究，尽在高明处。
谢上蔡监京西竹木场，朱子发自太学与弟子权往谒。坐定，子发曰：“震愿见先生久矣，今日之来，无以发问，乞先生教之。”上蔡曰：“好，待与贤说一部论语。”子发私念日刻如此，何由亲款其讲说？已而具饮酒五行，只说他话。茶罢，乃掀髯曰：“听说论语。”首举“子见齐衰者”一章，又举“师冕见”一章，曰：“圣人之道，无微显，无内外，由洒扫、应对、进退而上达天道，一以贯之。一部论语，只恁（nèn）地看。”
在这种流动的短时间的谒请，逐渐盛行，学风上自然趋于扫尽枝叶，独寻根本。【因师弟子双方学业皆有根底，故重于讨论，不重于诵读讲贯，遂有语录。】而师道之尊严，也转从此种风气中特别提高。【观上引程、谢初见事可知。游酢、杨时“程门立雪”，更为后世称道。其时则龟山年逾四十矣。胡文定为湖北提举，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从龟山求书见上蔡，先修后进礼，邑人皆惊知县不接监司。此等风气，唐人绝不知之。然若无此，天下将惟以科目官阶为人高下矣。（唐人尚有门第与和尚。）惟若学校制度不能推行有效，学者先未有相当基础，直接从事此种最高理论之参究，】虽有人格之活泼熏陶，而学术途径，终不免要流于空虚放荡。所以程门弟子，多陷于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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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绎家微，年长未知读书，为人佣作。一日，见县官出入传呼道路，颇羡之。问人何以得此，或曰：“读书所致耳。”乃始发愤从人受学。后颇能文，入县学、府学被荐。以科举之学不足为，因至僧寺见道楷禅师。悦其道，有祝发从之之意。时周行己官洛中，张亦从之。周曰：“子他日程先生归，可从之学，无为空祝发也。”伊川归自涪（fú）陵，张始往从学。按：唐人【此指贵族世家以外者言。】亦多先慕显达而务读书。读书有悟，觉科举显贵有所不足，则入佛老矣。宋学精神，正在使人知读书为学不在显贵，自不走入佛 老之途。而所以宋学犹多近禅者，不在其讲学之旨趣与内容，乃在其讲学之风格与方法。从此种风格与方法上，有影响及其日常私人生活之意境，则颇有近于禅学处也。关学所以较少此弊者，因横渠兄弟以及吕大临兄弟等，皆僻处关中，又兄弟宗族自为研习，异乎洛中为四方人物往来走动之所凑集也。
南渡以还，学校之教日衰，讲学之风日盛。【贵族世家已消灭，平民社会中向学分子日多，而国家无教育机关，故私人问学之风更甚。】此种往来走动的参究请谒，愈来愈多，于是又从此中酝酿出新的讲堂制度来。
象山年谱谓：“先生为国子正删定敕局，居中五年，四方之宾满门，房无虚宇，并假于馆。先生既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