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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也迫切期望召开党的高级会议来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杨尚昆说：“在毛泽东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各支红军的井同努力下，在1933年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共产党员也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重新发展到30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把毛泽东同志从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排除出去。其结果是使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并使红军险遭到覆灭。正是这种严重失败教育了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使我们觉悟和团结起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34页。
①王行娟：《贺子珍的路》第178页。
②《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37页。
来。”①正是党和红军大多数高级干部的觉悟和团结，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进军黔北，智取遵义，前进松坎之后，取得了进行休整的有利条件。为召开会议保证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后，党中央即开始进行开会的准备，决定由博古准备一个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在认真作发言准备，他们三人一起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一个以毛泽东的思想力主导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开会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较详细的发言提纲。
由于这次会议要解决从湘南开始的争论问题，而且是由王稼祥、毛泽东、张闻天等提议召开的，博古深知会议是会对他提出批评的。因此，在会前和会中，他们积极开展活动，以争取主动。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多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荣臻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早就对博古、李德的指挥不满意，没有答应。凯丰即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①然而，召开遵义会议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
关于反对王明路线的时机问题，遵义会议后吴黎平曾问过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想了想之后说：“不能，也下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①
伍修权说过：“最近听到有位者同志讲，遵义会议后，他曾问过毛泽东同志：你当时就反对王明路线，很早就看到王明路线是错的，你为什么不早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拉起旗帜跟他干？何必让王明统治四年之久。毛泽东同志说：这个事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我们在战争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来共同对付敌人，反对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国民党要根本消灭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党，怎么去对付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呢？如果拿起旗帜于，党内搞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吗？”②
毛泽东不早拉起旗帜与王明路线斗争，是顾全大局的：在遵义会议上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展开严肃的斗争，也是从革命全局出发的适时的。
①杨尚昆：《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①《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41页。
①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
②伍修权：《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
伟大的转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举行（原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会议室设在二楼，因
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室内生了火盆取暖。
出席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夭）、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孪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参加会议的共20人。由于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会议多数是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
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又坚持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他把不能粉碎“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等等，过分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指挥上是有某些失误的，执行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但是他同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从湘南开始的争论，使周恩来进一步认识李德指挥的错误与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周恩来后来说，在这些争论后，“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①周恩来在会上的诚恳的态度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对于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李德评论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①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
①《中国纪事》第132页。
紧接着，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战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
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深刻的批判。这个报告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
随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会议上最重要的发言，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毛泽东在发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大量事实，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说明当时解决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当会议上有人提出“左”倾冒险主义政治方面的错误时，毛泽东机智地予以制止了。他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蓉观因素，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辨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再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①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的“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