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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联系。
接到中央电报后，项英与陈毅发生了一场争论。项英说：过去的错误，不是政治上的错误。”陈毅则说：“我和你的看法不同。他们在遵义还不能提政治路线，提政治路线党要分裂的。只能提军事上错了，博古错了。让博古下台。这样全党在毛主席的路线下团结起来完成长征。这是个妥协。军事上的错误和政治上的错误能没有联系？中央主要是政治上的错误，政治上的错误导致了军事上的错误。”又说：“我就是相信毛主席一上台就有希望。毛主席这人懂得军事，五次‘围剿’你们把他搞掉了，反“围剿’也就垮台了。搞得没办法，只有把他再请出来。”项英批评说：“你是迷信个人。”陈毅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相信毛泽东，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威信，博古等人没威信。朱毛原来是小队伍，从很小的队伍带大。你们是半截插进来的，一来就打败仗，一直败到遵义，怎么会有威信？人家毛泽东很少的队伍打胜了，当然不简单。现在毛泽东出来了，有了毛泽东就有办法。他一出来，群众士气一振。我就有这个信心。”陈毅预言说，“以前是外行来领导。现在是内行来领导。内部团结了，几千人就有办法，不要说几万人，三年五年以后又是一个大苏区。”①实践证明，陈毅的看法是正确的，时间过了长他的预言就实现了。
项英和陈毅对中央指示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领导中央军区实现了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向游击战争环境的转变，从而坚持了伟大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也及时向红二、六军团通报遵义会议决议，给予工作指示。1935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战略问题给二、六军团的指示》，分析了二、六军团周围的敌情和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并指出。
“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
①陈毅：《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上），《军史资料》1985年第4期。
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红二、六军团领导接到这一电报后，感到中央军委这次的提法和过去不一样，就打电报向中央询问。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精神。红二、六军团领导接到这份电报后，立即把遵义会议精神向部队传达，并认真组织学习讨论。这两份电报，对红二、六军团的反“围剿”斗争和长征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当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回忆说：“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使我们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为我二、六军团争取反‘围剿’的胜利定下了总方针。我们坚定地执行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采取了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从而引导我们继续取得胜利。”①
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的《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中，也把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通报了红四方面军，遵义会议决议全文则是在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才发到四方面军的。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在同红四方面军干部谈话时，都阐述了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在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上，张闻天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应在红四方面军党的支部中进行讨论。徐向前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我们多少也知道一点，中央来过电报，会议的正式文件，在长征中过草地的时候，我才看到。”②张国焘闹分裂召开阿坝会议围攻朱德时，朱德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当面质问张国焘：“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曾电告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了吗？”又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决议。”遵义会议决议，成了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
伟大的遵义会议，也引起了敌人的关注。蒋介石嫡系将领薛岳率部队从江西一直尾迫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他对毛泽东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一向畏惧。1935年2月他获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情报。他对此极为重视，一面迅速上报蒋介石，一面通报所属部队要谨慎行动。蒋介石从重庆参谋团贺国光和薛岳送来的情报中，得悉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的情况，他喜优参半。喜的是，他认为遵义会议表明中共和红军内部有分歧，意见不统一，幻想红军发生分裂，便于他各个击破。他企图利用红军长征遭到削弱，内部发生意见分歧的机会，加紧围攻，聚歼红军。忧的是，他领教过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强大威力，怕他的部下不是毛
①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388页。
泽东的对手，因此他告诫他的部下千万“不可轻敌”，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薛岳，叮嘱他：“今后作战，务必谨慎小心，稳扎稳打。”①
地球转动了五十个春秋。在长征过去了半个世纪的1985年，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在谈到遵义会议时说：“从某种意义说，这二十个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长征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后来很多人都说，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②
中共中央的调整经历了一个过程，不是遵义会议一次完成的。
遵义会议之前，三人团决定一切，是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这就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而周恩来仍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博古仍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博古的领导发生了困难，继续领导没有人服气了：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把洛甫要求变换中央领导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又对政治局其他成员做工作，得到了他们的赞同。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庄子——水田寨宿营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里开会分工，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样，洛甫就成了中央的总负责人。在洛甫负总责期间，毛泽东积极支持他的工作，而他在领导工作中能够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保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尊重和实行。他曾说：“我们党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我们就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毛泽东曾高度赞扬洛甫这一时期的出色工作，生动地比喻说，洛甫是个“明君”。遵义会议后进行的另一项重大调整，就是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亦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和长征初期，在军事指挥上是李德擅权，独断专行。猴场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就限制了李德的擅权，使党的集体领导与军事民主得到了发扬，红军也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个规定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仍然处于强敌围追堵截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为了讨论作战问题，洛甫每天要召开20余人的中央会议，实行集体决策。这种情况，是与紧急军情不相适应的，为了及时抓住战机，并保证毛泽东能够实施及时的指挥，急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于是三人军事小组就应运而生了。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遵义大捷之后，来到鸭溪、苟坝一带。在这里中央召开会议，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争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开始被否决，后来又得到尊重。有鉴于此，洛甫提议以毛泽东为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则提议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的提议被通过了。1972年周恩来谈到这一问题时说，遵
①李以劻：《薛岳部蒋军追堵红军经过》。
②《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38、146页。
义会议开了以后，打仗如何打法问题引起了争论，“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城）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